郑永年:开放、创新与中国的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3 次 更新时间:2022-05-29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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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5月14日,郑永年教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22年首场讲座上,以“科创与中国的经济未来”为题进行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和扩充而成。


今天这个题目关乎我们国家经济往何处去、深圳经济往何处去、整个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看,我们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以及现在的信息社会,或许以后还有共产主义社会,这些进程背后都离不开科技,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改写人类历史。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生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觉得这个提法特别好,很少有人把科技概括成生产力。就连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也只看到了劳动、土地、资本这些要素,没有把科技放进去。邓小平把科技概括成生产力的说法实在是太经典。过去40多年,深圳从农业社会迅速变革至信息社会,靠的就是科技力量的推动。

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近几年不少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变化和衰落时,提出了“东升西降”的概念。而我提出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资本主义衰亡论在马克思的时代已被提出,从马克思的年代到现在一百多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发生了很多危机,离我们近的就有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07-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都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衰而不落?不仅衰而不落,且每一次危机后,西方社会又迈入新台阶,其科技仍不断进步?光就美国历史来看,从内战到一战、二战,期间还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之后发生了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多次金融危机,美国的经济经受了极大的挫败,但美国的科技从未停止进步。

众所周知,新冠爆发以来,因为美国政府抗疫不力,受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美国人迄今已超过100万。包括美国很多学者在内的世界都在骂美国政府。抗疫不力的确暴露了美国体制的种种弊端,但美国在科技层面还是在快速进步。为什么在西方社会,尤其像美国这样撕裂的社会,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仍然“趋之若鹜”呢?

这背后的因素比较多,但我认为,美国拥有多个“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成功的例子如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这些经济平台的共同点是:不管本国的政治和社会发生多么大的危机,都不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全世界的优质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仍然拼命涌进,进来以后不想跑、也跑不掉。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资本、技术也先是从西方扩散而来,到今天转向原创,但是最核心的技术和最高端的人才还是留在了西方国家。硅谷这几十年来吸纳了不少国际人才,外国人口占60%;美国东西岸两个湾区的外国人占了40%;即使日本在移民社会里面属于比较保守的了,东京湾区的外国人也占很大的比例。

如果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必须打造一批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而打造的核心就是科创。俄乌战争中,美国在对俄大力制裁的同时也为俄罗斯的科学家打开大门,用各种方式吸引俄罗斯的科学家去美国。人才就是这样流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想象力,会选择一个可以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这跟西方所说的民主自由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打造的就是这样的经济平台。

中国面临人才和人口危机

这几年美国打压中国,尤其理工科(STEM)的学生被限制去美国留学。但根据美国驻华使馆的统计,2021年5月至8月,美国向中国学生签发了8.5万张签证。这表明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去美国留学,大部分学生还是希望到美国顶尖大学中学习。

这说明人才是生产力。如今中国不缺资本,缺的是人才。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跟着人才走的。经验地看,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如果资本来了,人才不来,资本就是来套利的;如果技术来了,人才不来,也只是技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尤其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进入珠三角和长三角,利用的就是我们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才引进都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另外人口也是生产力。相比于中国其它大城市,深圳、杭州等城市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平均年龄越年轻的城市就越发达,越有生气。我们提出振兴东北已多年,然而东北人才依然外流;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东北面临不仅是人才危机,更是人口危机。相比之下,虽然深圳是人口净流入城市,但深圳还是要持续改善人口的成长环境。深圳利用优势吸引全国各地的人进来,对深圳而言是获益的赢家,但对东北来说就是输家,从中国整体发展来看未必都是好的。北大、清华的博士和博士后都到深圳当公务员、到街道当干部、到中学当老师,这对深圳来说当然是好事,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就有点浪费人才。我们国家现在还没到连街道办的干部都要用上北大、清华的博士和博士后的程度。

就人口来说,中国已提前进入生育危机。我国人口于2021年同比增加了48万,对于14亿人口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其实还要加上“宜育”,年轻人不生育是国家最大的问题。近日马斯克在推特上说“日本这个国家最终会消亡的”。他不是危言耸听,假如日本的人口不增加确实会消亡。德国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人口危机。如果人口萎缩,所有的产业都会萎缩。这在房地产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房地产的升值与当地人口的增长呈正相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做到了先富后老,但我们是未富先老。对中国的未来而言,人口也是关键的生产力。

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则即是生产力

更为重要的是,规则也是重要的生产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最近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我们国家是共产党统一领导的,但是各地方的规则都不统一。粤港澳大湾区也提出要一体化,但是不用说中国大陆九个城市跟香港、澳门的规则不统一了,这九个城市之间也不统一。我们的税收体制、土地标准、劳动标准都不一样。党的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对环保问题抓得很紧,中央监管得很严,所以各地方的环保规则开始统一。但在税收、土地、劳动等方面仍未统一。就连我们做核酸用的通行码,有时候两个城市都互不承认,甚至一个城市里面两个街道都不承认,这个就是规则标准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要建立一个全国的统一市场。

统一规则是最大的生产力。欧洲近代国家和近代以前的国家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就是规则的问题。近代国家建立在rule of law(法治)基础之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规则治理就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欧洲以前是封建体制,也称城堡经济,各个城堡有自己规则,互相不统一。

80年代以后,中国有过一场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讨论。当时的经济学家提出“诸侯经济”的概念,发现邻居省份很少交往,甚至互不交往。当时甚至有激进的经济学家提倡每一个省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当时新权威主义的论题就是要打破地方主义,实现国家统一市场。然而,到今天中国还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市场。学术界早就发现,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企业喜欢跟外国的企业打交道,中国企业之间互相做生意的不多;中国各个省也喜欢和外国打交道,但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不多。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规则、没有一个标准,但是与外企做生意有规则和标准。

相比之下,欧洲不仅每一个民主国家内部早就实现了统一市场,整个欧盟现在也成为了统一市场。同样的,北美自贸区和东盟也形成了统一市场。什么叫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诸如RCEP、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我们要加入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都是一套规则。

李光耀先生对中新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的看法非常经典。他认为工业园需要有基于rule of law(法治)的环境和规则来做生意。道理很简单,甲乙双方协商,协约签完就等于生意做完(end of business),接下来双方就是根据这个规则、根据合同办事即可。但是中国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签了合同后,生意刚刚开始,合同还要随意改,因此大大地增加了营商成本。

假如我们到德国做生意,有一个德国的团队就够了,因为德国国内的规则是统一的,不管走到哪一个州都是一样的。反过来德国人来中国做生意的话,他可能要在广州设一个分部,在深圳设一个分部,就更不用说还需要广东要有分部,河南要有分部了,因为每一个省、每个市的规则都不一样。中国买办多的原因就是规则不统一,造成企业经营成本过高。这次中央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我认为太有必要了。这对于促进内循环,进而推进外循环的意义重大。

我们的国家很大,建设统一市场很难一步到位,因此要先从区域开始。比如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经济带,一块一块地来。就这几块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处于最好的一个地位。我们生活在深圳,好像看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意义,其实深圳很重要。广东省去年贡献了中国税收的一半,有人说养活了半个中国。同时深圳作为广东省GDP总量第一的城市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技术扩散是全球化贸易发展的自然结果

从明清开始,我国主要的税收来源就是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的地区。内地很多地方都是需要沿海省份去帮助的,尤其是边疆地区。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倒,不仅不能倒,还要加速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事求是地反思深圳过去40年的优劣势。

深圳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和“东方硅谷”靠的就是科创。科创就是要实事求是,而不是科幻小说。我们要认识到,大部分的技术还是应用技术。美国说我们“偷”他们的技术,那是污蔑和胡扯。我跟美国学者争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的高端技术还是自己保存着,美国政府不让美国的高端技术跑到中国,只让中低端技术跑到中国。他们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赚了很多钱,又把这些钱拿回来提升美国的技术。如果美国用“偷”这个字合理的话,美国是不是本身也偷人家的呢?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他们的语境中是找不到一个词以national开头的。比起英国,德国是后发国家,所以德国创造了一个词叫national economic system(国民经济系统)。英国没有国民经济系统这个概念,因为英国的工业化最先进行,依靠市场主体就行。而德国是后发展中国家,所以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从东亚角度看更是这样,日本发展早期的时候也是依靠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技术扩散,而韩国又是依靠日本的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本来就是很自然的过程。中国的四大发明也曾扩散到欧洲,只是当时的中国人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没有一个政府或政党可以阻挡资本跟技术的扩散,所以美国人说我们“偷”是不对的。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过去我们的制造业主要还是组装。80年代我们说“日本制造”、“美国制造”和“德国制造”,那个时候大家生产的大都是整产品。但是80年代以后,尤其90年代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生产整装产品,都是组装的。中国的制造业大多是组装产品,其零部件大多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南亚等国家生产了以后进口,由中国的企业组装后再出口。

当然我们自己也有产品,华为成就了中国最好的IT产业。但如果你去问问任正非先生,早期的华为产品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得益于技术扩散,后来才依靠科创力量掌握核心技术。所以我们下一步肯定要走原创,“原创”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大国重器”。

我们已经在压力之下进入了科创时代

从技术应用到原创,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创时代,首先就是刚刚强调过的中国内部发展的需要。此外,中国要应对三大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第一是美国搞世界两极化,分所谓的“民主”和“专制”阵营。自美国特朗普时期开始,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卡脖子”,拜登上台以后也并没有改善中美的贸易竞争思路。特朗普还是一个共和党人,他打贸易战时倒没有提出要脱钩,他试图用非理性的方式达到理性的结果,即要贸易平衡。但是拜登上台后进行的是有计划的系统性脱钩。尽管我们不想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关系,但美国卡我们脖子,跟我们进行系统性脱钩,我们就必须直面这场竞争。拜登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出发把中美关系界定为所谓的“美国的民主”和“中国的专制”的对垒。

第二个因素是俄乌战争,中国与俄罗斯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盟友,但是西方叙述的是“中国-俄罗斯轴心”。这还是从意识形态出发,想搞世界两极化——以美国为中心的一极,以中国为中心的另一极,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因素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使得产业链、供应链进入不稳定状态。

因此无论从内部发展还是外部条件看,我们已经在压力下进入了一个科创时代。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有压力才会有进步。

近年来我们开始强调“举国体制”。过去美国没给我们压力时,我们对科创的投入还不够,现在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在大量投入科创,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科创不是以前那种关起门来自己创造,而是在开放的状态下的科创。西方的技术仍会继续扩散到中国来,我们还要打开大门吸纳和接收。

现在和中国搞脱钩的只是美国行政当局的鹰派、冷战派,并不是说所有美国人都想跟中国脱钩。华尔街显然不想跟中国脱钩,有的时候向中国施压是为了让中国的大门更开放,为了赚更多的钱。我们不要把美国看成铁板一块。美国是由很多利益集团组成的,因此我们外交上还是要有点技术性,不要上美国人的当,不要把整个美国看成是我们的敌人。只有冷战派、鹰派和对华强硬派是中国的敌人。我们要有针对性地看待。我们还是要在美国内部找到合作的力量,美国用了很多方法来分化中国社会,我们也要有方法去分化美国不同利益者的对华关系。

科创的关键是开放

技术的本质是开放,正像科学的本质是开放一样。如果技术不开放,即使本身很先进最后也会落后。英国思想家培根就说中国的三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改变了整个世界,是西方近代史的起源。指南针加火药造就了英国的海军,但中国明朝以后就开始封闭了。火药是中国人先发明的,可惜我们没有产生火药学,我们只是火药应用。但是火药到了欧洲以后,就成为火药学——变成一门科学了。如果没有火药,欧洲国家之间的统一就有麻烦。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承认,是火药把各个封建城邦轰掉的。恩格斯说得更明确,假如没有火药,欧洲还是封建社会。火药是中国创造的,而我们只是利用火药放鞭炮,英国人却用火药轰开了我们的大门。有美国学者提出,大航海时期,明朝郑和的舰队比起葡萄牙、西班牙的小船来说相当于现在美国的航母群,但是我们后来没有将海上贸易和海上军事发展起来。

明朝时期的东亚海盗都比西方的强大。曾经东南沿海强悍的倭寇,实际上很多都是福建、浙江的海商,不是日本人。当西方将我们的发明变成学问和科学时,我们还在用指南针看风水,用火药放鞭炮,这个国家怎能不落后?结论是,如果中国不开放,即使原来是先进的,最终也会落后。

前苏联的教训也要吸取。举国体制下苏联集中了所有的科学家和财力发展工业,早期成就非常辉煌,但因为长期的不开放,科创便失去了动力。科创来自不同思想、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美国硅谷60%的人口是外国人,今天美国IT产业的大佬很少是出生在美国本土的人,大多都是来自东欧、印度等国家。

道理很简单,假如都是浙江人和浙江人的对话,就很难催生科创。但如果浙江人和以色列人互动,就很容易产生科创。因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逻辑碰撞,会产生我们所说的化学反应;而同样的思路碰撞,最多也是物理反应。所以开放是关键。当苏联的思想穷尽了,技术就要落后,他们至今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就连国内民生问题都没有解决。尤其是这次的乌克兰战争,俄罗斯打得出人意料。

不开放意味着没有市场,而科创需要市场作为土壤。比如新加坡大力投资科创后,需要把钱赚回来,这就需要市场。新加坡作为弹丸之地,必须拓展海外市场。而苏联当时的市场最多就是华约几个小国家。同样看美国的科创,其市场是全世界。所以关起门来创新是绝对错误的。

建设三大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回到深圳,粤港澳大湾区是最有条件引领中国的科创的,至少可以打造三大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第一个是建设世界最大的金融平台。香港的主业是金融,香港的金融业不能搬到任何地方去,搬离香港也不叫香港金融业了。深圳、广州和上海的金融业都无法替代香港在金融领域的世界地位,因而不具备竞争性。

至于深圳跟香港金融的竞争问题,我认为两地金融是互补关系。香港的金融加上深圳或者大湾区的金融的话,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业。打造一个像香港或者纽约那样的金融平台,甚至像新加坡这样的金融平台,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因此必须借助香港的金融平台力量。

中国内地的金融业并不发达。举例来说,广东顺德一带老百姓的存款有几万亿都躺在银行,几乎是没有增长的。中国老百姓创造了财富,但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财富增值的机制和财富保护的机制。我们跟西方金融业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12000美金,而美国是50000多美金,新加坡是将近70000美金。如何从12000,哪怕是到2035年发展到亚洲“四小龙”最后一位——中国台湾27000到30000之间的水平?我们离这个目标也许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金融业必须要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第二个就是建设世界最大的科创平台。深圳现在已经是中国的硅谷,不得不承认,过去的科创要感谢风投。科创离不开风投,然而中国要打造一个像美国那样的风投系统非常困难。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需要稳定,就一定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

深圳政府和其他政府也会做一些风投,但由于体制限制,政府的国资做不好风投。真正的风投是长线投资,美国Microsoft(微软)就是靠长期的风投成长起来的。国资很难做长期的风投。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想要发展科创,但是由于缺乏空间发展不起来。去年林郑月娥提出北部发展计划,也是为了发展科创。把深圳、东莞、广州、惠州的制造业基础和香港成熟的风投机构结合起来,以中国企业家的转化能力和落地执行能力,一定能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科创中心。毕竟世界上四大湾区里面,大湾区的体量已经是最大的了。

第三是要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科教中心或教育中心。深圳河的对岸香港,有五所大学是世界前一百名,两所大学是前五十名。但深圳有2000多万人口,好大学却远远不够。美国旧金山能够成为世界硅谷有三个关键因素交织:一靠科研,二靠风投,三靠企业。我们有的大学教授想同时成为企业家,其实是不行的,教授和企业家是两码事情。建设科教中心需要将知识界、企业界和金融界三者结合起来,但目前这三者是脱钩的。现在华为、腾讯等企业和大学有所关联,尤其是华为在这方面处在领先地位,但只有华为还远远不够。

以开放的态度引进全球技术人才

目前我们的人才观念还是落后。有用的人才就是人才,不要以学位来定义人才。以学位来定义人才,这是中国传统定义“士农工商”的做法。一些富裕地区用高成本请来很多院士,希望把院士转化成生产力,这可以理解。院士在成为院士之前是非常有贡献的,但少部分人成为院士之后就很少努力了。院士制度需要改革,要点在于,不只院士是人才,院士之外也有大量的人才。美国的科创不是“院士”级别的人才发展起来的,而是那些当初完全够不上“院士”资格的年轻人的功劳。

大学需要改革,如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需要对接东欧和前苏联的科创资源,能把产学研做起来将是不得了的成就。如果能将乌克兰、俄罗斯等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人才引进来,我们的科教水平一定能够提高。现在东欧、乌克兰、俄罗斯经济环境差,美国都在吸引他们的科技人才,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批科创人士吸引到这边来呢?

深圳办南科大的时,我曾经开玩笑说,“深圳为什么成长起来那么快呢?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北大清华。难道一个地方的教育只能依靠北大清华才能成长起来了吗?”其实不然。我们需要更多技术型大学。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从前只有国大一所大学,第二所就是南洋理工大学,第三所是侧重商业的管理大学,后来又成立一所MIT跟浙大合办的科技设计大学(SUTD),大部分理工学院都是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从前的德国和日本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大学要学习的。

去年有一家中国银行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被认为是鄙视文科生。该文的“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观点引发了热议。我自己是学文科的,从政策角度看的确不应当歧视文科生,但这篇文章的一些意见还是可以考虑的。一些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早期文科生太多,转化不成劳动力。理工人才、技术人才对于科创来说非常重要。学习理工的科创人员总体来说比学国际政治的在科创生产力方面要更专业。我以前碰到Microsoft(微软)的管理层告诉我,哪怕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们还要重新培训。为什么外商喜欢到新加坡从业?因为那里的学生毕业后不需要任何的培训直接就可以用了,极大地减少了他们的成本,日本和韩国也是一样的。对比我们现在的大学,以前我在北大的时候有一条学院路,现在一所“学院”都没有,全都改名为“大学”了。

今年我们将近1100万左右的学生要毕业,加上去年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等行业整顿,有大量的人要重新就业。要提高就业率只能发展新的产业,科创是重要出路。现在的年轻人,不要总盯着现在的华为、腾讯。科创无边界,我们一定要立志在深圳多打造几个华为、几个腾讯。

“元宇宙”的概念现在争议很大,但我个人非常相信未来世界的主体是“元宇宙”。“元宇宙”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产业,而是世界的组织原则。我们要发展元宇宙,不仅要发展,还要走出去。我在80年代读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再不改革开放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下一阶段的发展就是我们不要被人家开除出元宇宙,我们要做元宇宙的主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靠科创。对年轻人来讲要有危机感,危机即“危”中有“机”,越“危”机会越大,从危转机就是我们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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