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2 次 更新时间:2015-04-23 09:14:06

进入专题: 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治理   体制创新  

周晓虹 (进入专栏)  

  
  摘要:历经35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领域协同共进的基本共识。单从改革的社会路径来说,如果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重关系,而由此决定的改革步骤则具体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步,着力社会事业改革,更好地惠及民生;第二步,着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促进系统性与综合性的社会建设,最终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此之中,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既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也是社会建设的瓶颈;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则是实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深化改革; 社会治理; 体制创新; 转变政府职能; 培育社会组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性部署,其中尤其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也就是说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文明或体制改革共进,而这五大文明的建设目标分别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①仅就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重关系,改革所由以推进的社会路径可以分为两步: 第一步,着力社会事业改革,更好地惠及民生; 第二步,着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组织的培育促进系统性与综合性的社会建设,最终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重耦合
  1949 年之后,中国按照战时的社会动员经验和“苏式社会主义”的模式建立了社会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社会和经济体制下,国家或说政府一直控制着包括计划、生产和分配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全部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甚至包括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是典型的全能型政府。这种“全能”部分反映出国家或政府权力对城乡社会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具备高度的控制能力; 也部分反映出,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没有市场,作为与国家对应的“社会”更是被国家权力牢固控制: 不仅活动的空间不足,活力也极其有限。
  国家权力对社会空间的挤压所造成的后果,直接带来了三方面的问题: ( 1) 由于国家或政府在所有公共事务中的越俎代庖,导致了社会成员( 公民) 及整个社会缺乏自主能力,不仅活力不足,而且养成了在公共事务甚至日常生活( 从谋生职业一直到婚姻生活) 的各个方面对政府的高度依赖; ( 2) 由于国家或政府对整个社会尤其是社会组织的严格控制,导致社会成员及整个社会缺乏自治能力,不仅对社会或公共事务缺乏责任感和公益观念,而且无法依法行使自己的由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不愿也无力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 ( 3) 由于国家或政府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公民的控制一直都是外在的或他律性的,导致公民、各种社会组织甚至整个社会同样缺乏自律能力,而自律能力缺乏的公民在常规社会生活环境中既可能消极被动、缺乏创新精神和独立意识,也可能见缝就钻、见利即沾、恃强凌弱、无视公德,在社会危机等非常规社会环境下就可能发展为诉诸非理性甚至暴力的“乌合之众”———2012 年9 月15 日西安反日游行中出现的“暴行”和2014 年12月31 日的上海踩踏事件其实不过是这种乌合行为的不同表现罢了。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长期处在一种“治乱循环”的悖论之中:即所谓“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
  在上述国家( 政府) 、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中,国家( 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因为直接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78 年的“改革开放”后首先成为调整的对象。尽管在整个1980 年代,市场或市场经济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获得理论的“合法性”,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个体经营、甚至价格体制的双轨制改革,都在实践上为市场及市场经济腾出了一定的空间。1992 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指出: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这一讲话因为终止了当时盛行的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并且因为申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共有的运行规则,从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里程碑。不久后召开的十四大,据此精神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③此后,围绕国家( 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依旧在继续探索适应改革和发展客观实际变化要求的更为准确的定位,从“十四大”到“十八大”,直至2013 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定语被删除(实际上是进一步撤出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 ,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被修改为“决定性作用”。④人们普遍认为,“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是《决定》最大的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质’的提升,是一次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⑤
  在国家( 政府) 、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耦合共生关系中,迄今为止,国家( 政府) 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虽然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尚无像国家( 政府) 与市场关系那样获得明确的界定,但自1990年代以来就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且为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⑥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立志深化改革,那么究竟如何处理国家( 政府) 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呢?
  传统的有关国家( 政府) 与社会关系的讨论汗牛充栋,其间的基本模式无非是( 1) 冲突模式,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社会的反抗; ( 2) 互动模式,强调国家与社会相互间的妥协、渗透或调和共生。⑦显然,从历史经验来看,第一条路径或造成社会的活力不足,或造成国家和社会的混乱,并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合理模式。但是,良性的互动模式的形成或采纳显然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 其一,当然是国家向社会做出让渡———为社会腾出足够的空间,即像国家或政府不再过多干预市场一样,让公民或社会组织能够以自主和自治的方式管理好社会自己的事务; 其二,公民或社会组织在法律、政府甚至道德划定的边界内行动,他们的行为有自律或自我约束的能力,不仅不应挑战国家( 政府) 的治理权力,也不应损害其他公民、社会组织或整个社会的利益。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中,在国家( 政府) 、社会和市场三者之间,社会的地位一直难以获得明确的肯定和保证。1978 年改革开放前,国家( 政府) 不仅通过计划经济的实施取消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通过强力的控制,压缩乃至取缔了社会的自主和自治空间; 1978 年后,通过对市场经济的提倡和回归,恢复了市场的力量或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由于过度提倡市场或增长优先的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却形成了波兰尼所说的“脱嵌”于社会的“市场经济”。⑧比如,1990 年代后,国家为了GDP 增量和经济绩效,同时减少自己的财政压力,退出了一些本应坚守的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政府责任,连同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产业化或民营化,由此导致民众权益广受侵害、各种利益普遍失衡,原本应居于我们事业中心的“社会”反倒被挤出了社会主义。
  从中国的现实和问题来看,在中国这个已经推进改革开放事业35 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要切实地全面深化改革,并真正做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系统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⑨就必须在将“市场”纳入社会主义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将“社会”带回到社会主义。⑩如此,正确处理国家( 政府) 与社会的关系,国家( 政府)就不仅应该为社会释放足够的生存或发展空间,而且应该全面承担起保障与服务社会、维护个人权益、促进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使命,像马克思所说“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而如果要正确处理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就应该将社会置于发展的中心或者说解决好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问题,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通过发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二、惠及民生: 社会事业改革的破题之举
  力求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了当前亟待解决的六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除了国防和军队以外,即我们前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方面的问题,包括13 个具体领域,其中涉及社会体制改革的问题主要有两大方面: 一为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句话解决“民生”问题; 二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力求建设“和谐社会”。
  我们认为,从改革社会体制的角度来看,全面深化改革,所以要从社会事业改革或解决“民生”问题入手,是由改革开放35 年来的中国现实所决定的。这个现实就是: 一方面,自1978 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持续30 多年长盛不衰,提前40 年实现了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所设想的到21 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 美元的目标,中国也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另一方面,在这场经济社会的大转型中,也有3000 万工人下岗或再就业、数千万农民失去土地、两亿多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新矛盾,主要包括: ( 1) 贫富、城乡、地区差距拉大,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 年后一直在0. 45 以上,最高的2009 年曾攀升到0. 490; ( 2) 由于公共性的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或GDP 的增速,导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性住房等大大落后于国民在质和量两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由此导致的上学难、看病难、住房贵、老无所养、公共安全缺乏等问题日益严重; ( 3) 由于发展方式落后粗放,更由于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全民GDP 导向和“一切向钱看”的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加之政府管理失当,包括水资源在内的生态环境深受污染、惨遭破坏,雾霾、水和食品安全日益严重。这些矛盾和问题,使得民众对政府信任大减,对社会怨恨增多,对国家和改革信心不足。这一切,也使得我们要想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就必须首先加快社会事业改革的步伐,切切实实地解决大多数人不同程度、不同领域的“民生”问题。
  早在2007 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党和政府就看到了民生问题的解决对推进新形势下的改革开放,解决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进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将此惠及民生的大任总结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但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却因为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使得民生问题的总体解决并非易事: ( 1) 在改革开放前的30 年中,从绝对性或客观性上看,这类民生问题事实上也存在,而且比今天要严重得多。但是,对一个百废待举的国家,不仅当时民众的期待不高,而且国家实行的平均主义政策也大大减少了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受刺激的可能。加之严格的社会控制和政治斗争,人民的不满难以表达更不会广泛蔓延。但是,在35 年的改革开放中,一者由于变迁的速度加快,提高了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期望值; 二者由于变迁的非均衡性,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在相对意义上变得更加贫困,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众的心理失衡。?( 2) 从深层上看,上述民生问题的形成有其背后的体制性成因,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环环相扣,因此在通过全面深化的改革真正打破各种迄今为止仍然刚性十足的“体制性”瓶颈之前,要想一揽子解决现在越来越严重的“民生”问题绝非易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周晓虹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治理   体制创新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8706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