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台北编辑人协会欢迎会上讲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8 次 更新时间:2015-04-20 10: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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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进入专栏)  

   主席,各位同仁:

   刚才程沧波先生说我也算是一个编辑人,我的确是编过好几个报,只是没有编过日报。有一个时候,我几乎做了程沧波先生的前任。上海有个大报,要我去做编辑人,那时我考虑结果,我不敢做,因为日报的工作太苦,我的生活不规则,担任不了。除日报以外,我曾编过三个周报,编过两个月报,周报最早的是《每周评论》,但最初并不是我编起来的,而是陈独秀这班朋友编的。不过在民国八年陈独秀先生被拘捕,那时没有人负责,就由我接办了几期,直到被北京警察厅封掉为止。以后又办《努力周报》,办了七十五期,有一年半,到曹锟贿选时期,我们自己宣告停止。以后的《独立评论》是三个人负责,大部分是我编的,编了五年,出了二百五十期。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我在美国做外交官的时候,美国有个新闻记者名誉协会,叫我“正在工作中的新闻记者”,并送我一个金质钥匙,因为我正在做外交官。假如我知道今天会有这样一个盛会,一定会把那个金质钥匙带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有这个资格,所以刚才我敢称大家为同仁。

   在参加今天这个盛会以前,我绝没有想到大家要请我来说话,以为只是请我来吃饭的。到了门口才看到是讲演会,所以今天我一点没有准备,在餐桌上就请程沧波先生和曾虚白先生给我题目,他们都很客气,可是刚才主席说的话等于给了我一个范围。可是这个题目太大了,言论自由的确是个大题目。

   前天在《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的茶会上我也稍微说了几句,我说言论自由同一切自由一样,都是要各人自己去争取的。言论自由并不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或者宪法上有这一条文,就可以得来,就是有规定也是没有用的。言论自由都是自己争取来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几天与朋友们也讲过,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就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当政的人以为他是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他们总是讨厌人家批评的。美国当然是很尊重自由的,绝对没有限制言论自由,但是诸位还记得吧,前两年在华盛顿,有一个《华盛顿邮报》的戏剧音乐批评家,批评总统的小姐唱歌唱的不好,杜鲁门先生就生气了。第二天自己写了一封信送给这个音乐评论专栏记者,连他的秘书也不知道,骂他,并且说,你要再这样批评,我就要打你。这件事也曾轰传一时,成为笑谈。故事开始时,我们明白,杜鲁门总统对于人家批评他的政治,已经养成容忍的习惯,不能发脾气。

   批评他的行为,批评他的政策,批评他的政治,他尽管不高兴,但是没有法子干涉。不过到了人家批评他小姐的唱歌好不好时,他觉得做爸爸的忍不住了,就出出气,用粗鄙的语句说要打人家。可是他的信写出以后,得到社会上很不好的反应,我可以相信,杜鲁门先生绝不会写第二次这样的信。因为他的小姐唱歌好不好,别人有批评的自由,可是他写信时并没有想到戏剧歌曲家批评唱歌好不好,这也是言论自由。而且言论自由是社会的风气,大家觉得发表言论,批评政府是当然的事,久而久之,政府当局也会养成习惯,所以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做空气一样的不可少。不但可以批评政治,不但有批评政策的自由,还可以批评人民的代表,批评国会,批评法院,甚至于批评总统小姐唱歌唱的好不好,这都是言论自由。人人去做,人人去行,这样就把风气养成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是大家去争取来的。这样好像是不负责任的答复,但是我想不出比这更圆满的答案。

   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尤其像美国,他们的报纸是不靠政府津贴的。所用的纸,都是在公开市场上买的。他的收入完全靠广告。因为在自由企业发达的国家,商业竞争剧烈,无论有了那一样新的产品,大家互相竞争,所以化在广告上的钱往往不下于制造的费用。这是报纸经费最大的来源。杂志也是这样,这些条件我们都缺乏。在美国就没有一个报纸可以说是国家的。政府绝不办报纸。有党籍的人办报也不是以党的资格来办。譬如有许多报纸,在选举期间,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有一种表示,有些表示的早,有些较晚,当初共和党人的报纸占大多数,然而二十年来共和党并不能当政。共和党人都是有钱的大资产阶级;民主党向来是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的党。照党的背景看来,报纸老板共和党的人特别多,应该是共和党永远当政。但是社会并不因为共和党报纸多而影响选举。

   英国也是一样,有一个时期,工党只有一个报,销路很小,叫做《H.R.报》,后来销路增加,那时自由党有无数报社,然而工党已经当政了两次。这就说明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报算是政府的,他们是独立的,能够自立的。这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像我们现在的困难状况之下,纸的来源要政府配给,一部分材料也得要政府帮忙,至于广告,在我们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等于没有。所以广告的收入不算重要。尤其在这个困难时期,主要的报纸都是政府报,或是党的报纸,因为是政府的报、党的报,言论自由当然就比较有限制,我个人的看法,感觉到胜利之后,政府把上海几个私家报纸都收归政府办、党办,至少党或政府的股东占多数,这个政策我想是不对的。应该多容许私营的报纸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他发展,这也是养成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援,而不靠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我觉得这是言论自由里面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大家考虑的。

   关于材料,包括纸、原料的配给,在现在艰难的时期,我觉得应该养成一种习惯,由编辑人协会,报业公会、外勤记者联谊会等团体,参加支配报纸。因为言论自由不应该受这种不能避免的物资的影响,这是值得讨论的,不过要想在这困难时候做到完全自由独立,确是很难。

   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临时的收入不计算,几个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来办报。我们工作的人不拿一个津贴,也没有一个广告,因为那时广告要找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所以五年之中,我们除了登书刊的广告之外,没有收入。我们发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没有出一个稿费,因为那时我们这般人确是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所以我们即使不给稿费,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

   最初我们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写的,后来外稿逐渐增加,变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许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登,再转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去发表。在民国三十五年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胡先生,我们再来办个《独立评论》”,但是那时排字工人的工资比稿费还要高,我拿不出这些费用,非政府帮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费,我也拿不起,若是我办杂志而要求人的话,我就不办了。这并不是责备任何人,而是事实。这就表示在自由企业不发达的国家,又在这种局面之下,当然有许多方面不容易有完全独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论。不过无论如何,自由的风气总应该养成。就是政府应该尊重舆论,我说这话是一个事实,大家应该谅解。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的。这种地方,应该开放,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援。至于支配纸张材料的机关,应该由有关的团体参加,政府不要以配给政策影响言论的自由。

   有人说只有胡适之有言论自由,这话不是这样说的。从前我们办《努力周报》,正在北洋军阀时代;办《每周评论》是民国八年,也是军阀时代;办《新月杂志》是国民革命后的头两年,后来办《独立评论》,完全是国民党当政时候,是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月,我们受了“九一八”的刺激才办的,一直办了五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丢了。在这个时期,人家就曾说过胡适之才有言论自由,其实不然。我承办的头一个报就是被北平警察厅关闭的。

   第二个在曹锟贿选时代,当时的局面使我们不能说话,所以就自己将它取消了。后来的《新月杂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没收,《独立评论》也曾被停止邮寄,经过我打电报抗议以后才恢复的。当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这是因为我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失掉言论自由。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争取言论自由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政府的谅解,得到各地方政府的谅解。政府当然不愿意你批评,但要得到政府谅解,必须平时不发不负责的言论。比方中日问题,我们的确对于政府有一百分的谅解,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之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在那时,我们曾提出一个平实的态度,就是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的高论,是善意的。久而久之,可以使政府养成容忍批评的态度。

   人家说,自由中国言论自由不多,不过我看到几个杂志是比较有言论自由的,譬如杜衡之先生办的《明天》杂志,臧启芳先生办的《反攻》杂志,我觉得他们常有严厉的批评,《反攻》上文章对于读经,有赞成的,有反对的,这个也是言论自由。我还看见几个与党有关系的杂志,对于读经问题,批评的也很严厉。《明天》杂志对于政治的批评也颇有自由,这都是好的现象。只要大家能平实,以善意的态度来批评,是可以争取言论自由的。况且我想政府也需要大家的帮助,只要大家都说公平的话,负责任的话。今天我因为没有准备,讲的很草率,请大家原谅。

   (本文为1952年12月1日胡适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欢迎会上的演讲,收入1986年3月25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胡适作品集》第2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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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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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胡适文集·第12册》卷五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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