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舟:批判与创新:近代法律监督思想的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 次 更新时间:2015-04-03 00: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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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舟  

   以监察为主体的法律监督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一大特色,它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监督制度无法比拟的。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独具特色的法律监督制度也开启了其近代化的进程,这一进程首先是从法律监督思想领域开始的。

  

   一、睁眼观察世界,抨击腐败政治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通过东西方的比较,就已经开始了对清朝腐败的政治和法律监督制度揭露和抨击,并且要求学习西方,整顿吏治,改革落后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的失败有复杂而又深刻的背景与原因,而缺乏对外界的了解、盲目自尊自大则是中国惨败的最直接的原因。当时清醒的知识分子对此已有切身的感受,故在开战之初就呼吁加强对西方的研究和了解,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约有识之士,其中尤以林则徐最为典型。林则徐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接受了传统的封建教育,但他却突破了封建的“用夷变夏”、“事师夷狄”羁绊,成为了站在历史潮流面前的先驱者。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开始冷静地观察西方世界,试图在中西对比中寻求启迪和出路。他在广州查禁鸦片期间,为了知己知彼,天天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且购买西方的报纸。1836年慕洛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刚在伦敦出版,他就让人翻译中文,并以此为基础编成《四洲志》,该书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域和国情,林则徐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成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他还利用封疆大吏的条件,广泛地招揽人才,翻译西文书报,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整理成专辑以供内部参考,并将部分内容附在奏折中给道光皇帝看。林则徐还是较早关注西方的议会制度,在其组织翻译的《四洲志》(1841)中的有关记载,述及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当时称其为巴里满。这些资料成为中国人真正用功夫研究世界的一批最早文献。

   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人了解西方议会制度起了很大作用,其中征引郭实腊的《万国地理全图集》(1838)、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等书中关于英国、美国议会制度的内容。他认为,西方的议院制度可以收集思广益、制衡君主权力之效。他说:“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赞美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而且四年更换一次,“可不谓公乎”。他特别推崇“不设君位”,只立“官长贵族”来治理国事的瑞士,是“西土之桃花园”。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也不是什么万般皆上品的“天朝上国”,而在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洋诸国。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认为中国不能盲目自大,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通过“师夷”去“制夷”。

   梁廷柟非常留心时政和注重观察外国史事,他于1846年将他的四部西方史地志合刊出版,定名为《海国四说》。书中介绍了美国的总统制、选举制、联邦制、三权分立以及英国的国会。对英国议会的介绍,从内容到行文都比《四洲志》详细,该书介绍道:“英吉利自开国时,已有五等之爵职。最尊与王共治国事,统称之曰国政公会。兵役、税饷必集民议之。”他特别介绍了英国历史上的《大宪章》,认为它是英国立宪制的历史渊源。梁廷柟在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宪政制度的运作和选举制对总统的监督与防止权力滥用的作用。

   曾任清政府官僚的徐继畬于1848年编辑出版了《瀛環志略》,他在书中高度称赞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讲到:“美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户口十年一编,每两年,于四万七千七百人中,选才识出众者一人,居于京城,参议国政。总统领所居京城,众国设有公会,各选贤士二人,居于公会,参决大政”。徐继畬还非常敬佩华盛顿,他描述到:“华盛顿,异人也,少有大志”;“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当国主,顿乃与众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顿)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1]

   19世纪40年代问世的上述出版物,虽然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介绍和赞美,但是这些著作对后世的变法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前驱的龚自珍,对清朝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弊端作了深刻的揭露。龚自珍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他同魏源一起,是清末学术思想上“开一代新风”的著名学者,当时人们并称“龚魏”。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比林则徐、魏源过世较早。但是,他的思想分明地反映了他所处的变乱时代和转折时期。在封建社会解体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开端时期,他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眼光开放,思想清新,具有较为鲜明的进步倾向的思想家、爱国者,维新思想的前驱之一。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政治思想的较有意义的两个方面是社会批判思想和社会改革主张。中心是贯穿着对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的忧虑,初步提出了某些政治改革的建议,在当时和对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龚自珍晚期的整个思想中,鞭挞封建末世的社会批判思想占有较为突出的地位。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际遇是使得他有勇气去指陈时弊,讥议朝政,论说世运,希求改革。龚自珍生当封建末世,社会的沉落与行将移易,促使他不即旧思想的藩篱,而转向新的道路的探求;由于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连绵不已的农民起义风暴对清王朝的不断冲击,引起他对封建制度的命运的隐忧;而三代京官的家世,使他有条件较为熟悉统治阶级上层黑暗的内幕,他本人在仕途上的坎坷不振,也使他内心里怀着对执掌权势的官僚的不满。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反映在许多方面,也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问题。其锋芒所向,主要是集中在对封建社会的危机和封建统治阶级政治衰败的揭露。龚自珍较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王朝面临“末世”厄运的严重危机,以及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腐败。他从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中,多少猜测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指出:“乱亦竟不远矣”。他从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境遇中,朦胧地意识到了反动的封建统治造成了全中国政治的沉闷、人材的毁坏,以及对人民大众的沉重压抑,从而憧憬着社会的大变动,寄希望于祖国在变乱中焕发生机。

   更法、改制,是封建制度面临严重危机时,地主阶级改革派所能提出的中心主张。龚自珍继承了历代封建思想家更法、改制的思想,赋予它以若干新内容,反映出一些时代特色。早在青年时代,龚自珍就与封建顽固派相径庭。他激烈反对“拘一祖之法”,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变更法度是势所必然的。物极必反,他引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话,批判了那种死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和一切“率由旧章”的陈腐迂见。认为这些老的教条是应当抛弃的。龚自珍以王安石为榜样,主张以变更法度、改革旧制为“医国”的药方,实行“自改革”。一八二九年,他在京参加殿试,写了贯穿改革精神的《对策》一文,不为朝廷采纳。他无限感慨地写了《己丑殿试,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书》。诗中写道:“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抒发了他以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书》为范本,寻找救国的丹方灵药,以“医国”为己任的政治抱负。龚自珍针对日益腐朽的封建专制政治,提出了修订封建礼仪制度,变通以资格考官的陈规,加重内外大臣的威权三项改革主张。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挽救吏治腐朽的败局,达到医治病国,“以俟踵兴者之改图”的目的。在修礼义、变科考、重臣威三项主张中,核心是把皇室集权分移于臣吏,对君权做某些限制,提高行政效率。他指责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带来了大小官吏士气不振,苟且偷安,敷衍塞责,吏治敝坏。不加改革,无法改变国运衰微的局面。龚自珍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在历史转折、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能够一反理学家们顽固守旧的陈腐观念,尖锐批判封建主义政治时弊,提出了更法改制,和学习西方的初步维新思想,客观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要求进一步向前发展的趋向。也正因为这样,龚自珍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所推崇,把他看作变法维新思想的先驱,承认他的政治思想的积极影响。梁启超说过:“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可见,作为开一代新风的思想家,龚自珍的政治思想,对后世起了启蒙的作用。

  

   二、宣传维新变法,倡导议会监督

   中国自秦建立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制度后,一直沿着螺旋上升的轨迹不断强化。虽然伴随者专制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的法律监督制度和监察网络也越来越完善和严密,但是皇权始终超越于一切法律之上,从来都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直到鸦片战争前,皇帝继续保持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随着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传入和中国人的眼界大开,他们开始朦胧地认识到西方的富强,根源于其万全不同于中国的议院制度,而中国的落后的根源则在于不受任何法律监督和制约的专制制度。因此,如何改变这种极端的专制制度,如何限制高于一切的专制皇权,就成了近代思想先驱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从皇权不受任何限制到任何权力都应受到监督和制约,这一转变里程构成了中国法律监督制度近代化的一项主要内容。

   如何限制皇权呢?随着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认识的逐步加深,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们意识到议会制度是解决这一难题的一剂良药。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是从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改良派对西方的议院和民主制度的赞美和零星的介绍开始的。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反映其利益和意识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等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赞美和介绍西方议院与民主制度,而是在中西比较中开始了运用西方模式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提出了反对君主专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行议会监督的主张。

   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之一王韬指出:西方各强国因“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他认为,中国欲谋富强,“不必别求他术”,唯在设立议院,“能通上下之情”。[2]陈炽在他的《庸书》“议院”篇中,进一步提出议院不仅仅是一个咨询顾问机构,应是一个起监督和制约作用的权力机构。他说:“唯君民共主之国,有上议院,国家爵命之官也;有下议院,绅民公举之员也。院之或开或散,有定期。事之或行或止,有定论。人之或贤或否,有评定。国用有例支,有公积。例支以给岁费,公积以备不虞,必君民上下询谋佥同,始能动用”[3]。郑观应也十分强调议院的监督作用。他认为“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御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议院可以“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4]黄遵宪则进一步提出了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他指出:“惟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主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5]

   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以清朝的失败而告终。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舰队被付之一炬。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求亡图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资产阶级维新派进一步把君主立宪和议会监督的思想付诸实践,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的改良运动。

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是正式向清廷提出设议院、开国会的第一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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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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