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台湾宪政不寻常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2 次 更新时间:2015-03-22 14: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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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 (进入专栏)  

  

   自清末新政以来,无数中国仁人志士为摆脱专制、实现民主宪政这一政治理想而上下求索,在前仆后踣中走过了一段段“革命压倒启蒙”的弯道之后,中国宪政运动步履维艰,海峡对面完成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尽管一路走来坎坷曲折,夹杂着血泪、辛酸、哀愁与喜悦,对于民主宪政的坚定信念从未放弃过,一程又一程,一棒接一棒,终于走到了今天,“这几百年来(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 ,这是民主自由的大方向,努力早晚有成。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台湾社会,出现过多种政治思潮,其中,以自由主义贯穿始终,成为影响台湾社会演变的重要思潮之一。若从台湾本土源头算起,最早要追溯到“五四”之前,甚至在清廷割台之初台湾地方人士宣布成立的“台湾民主国” ,已出现过隐约苗头。整个日治时代,先后出现过不少武装抗日斗争 ,却遭到日本殖民主义者无情镇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直至二战结束、日本人投降,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宣布台湾“光复”,台湾的政治、文化活动一度重新泛起,但经历了“二·二八”事件、“清乡”、“扫红” 等重大事件,执政当局对本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采取强力镇压,致使台湾本土精英人物的政治、文化活动频频受挫,再随着政治局势的不断变迁,台湾与过去日据时代的文化、思想传承出现严重断裂,这一线的“自由主义”对台湾的历史影响甚微。真正影响日后台湾民主运动发展的,还是随国民政府播迁来台的“大陆自由主义”。就是说,二十世纪下半叶台湾自由主义的起点,既非来自台湾本土,又非完全来自当时的西方世界,更不是若干书生白手起家,它的基本源头来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 。

   战后台湾历史始终存在着两股力量,相互对抗与角逐,一为代表统治者(国民党执政当局)的公权力,一为代表台湾民众与来台自由派知识分子共生的反抗力量,这两股力量长期较量,经历了从戒严到解严、从组党到民主化的漫长时光,终于谱写出威权时代“台湾民主宪政”的动人篇章,在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史上写下惊心动魄的一页。

  

   一,与台湾有关的三次“戒严令”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人莫不欢欣鼓舞,从此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期待台湾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治理台湾。这种政治期待,未过多久,即遭破灭。1945年至1949年,台湾处于“中国一省”的时代,权力主要集中于行政长官和省主席手中。1945年来台的第一任行政长官陈仪,在训政体制之下,奉中央之命总揽台湾行政大权(时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两年后改为台湾省政府),且因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而拥有军事权,虽不能像日治时期总督享有委任立法权与司法行政监督权,仍有地方自治法规的制定权。1947年5月魏道明(前驻美大使,时为立法院副院长)出任台湾省主席,未兼警备总司令,权力相对小一些。1949年1月,陈诚(一级上将,之前为东北行辕主任)接替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既兼警备总司令,又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权力远甚于陈仪。此时台湾地方选举开放程度较之战前要广,只是地方议会对行政部门的制衡力量较为薄弱,难以真正监督在台的执政当局。

   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  ,使台湾人伤心绝望。国民政府非但没有采取“安抚民心”之策,反从大陆调兵镇压,造成台湾人死伤累累。此种深刻伤痕,埋藏心底,久不能愈合,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正义无法伸张,苦难无法理解,冤屈无法上诉,阻碍了统治者与台湾人民之间的交流,转而化成日后矛盾冲突的根源之一。日治时期“台湾人”与“内地人”之分,战后转变成“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群意识,以当时台湾人口分布情况来分析 ,被称为“本省人”的三个族群约占百分之八十六,其中福佬族群约占百分之七十,客家族群约占百分之十五,原住族群约占百分之一,至于“外省人”只占百分之十三点多,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少数人统治和垄断整个台湾社会的紧张局面。

   台湾“二·二八事件”,除在政治和情感上对台湾民众造成严重伤害之外,国共两党政权之争波及台湾岛。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和同路人“民主同盟”既不参加“制宪国大”,亦不予承认,两党政权之争由此渐趋“白热化”,最终导致武力相向,内战不幸发生。为应因内战之急,国民政府于1948年5月10日公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下简称“临时条款”),冻结了宪法的部分条文,以非常时期之“措施”试图达到动员全民戡乱,消灭中共的目的。这一年底爆发的“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势力消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蒋介石委任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即有整顿台湾、为其政权预留退路的用意。

   1948年4月上旬,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学院发生学潮,警备总司令部拘捕若干左倾学生(其中确有不少中共分子),此即台湾教育史上的“四六事件” 。1949年5月20日,当局实施戒严,剥夺言论、思想、出版、结社、迁徙等自由。6月21日,颁布《惩治叛乱条例》,法令明文规定将意图以非法之手段颠覆政府而着手执行者处以死刑,预谋者处以有期徒刑,藉此来严惩“叛乱分子”。11月2日,行政院会议将台湾省划定为戒严接战地区,因此有关接战地域内的权限归属军事机关。1949年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成为肃清在台共党(外加政治异己)的机构,1950年6月13日,公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以“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等动员方式,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权安定。

   国民党政权将台湾作为反共复兴基地,以政治安定为第一考虑,在大陆时期颁布的法令,不久即扩大到整个台湾岛,并且更形严苛。当局所颁布的“戒严法”,成为控制台湾社会最严厉、也是收到震慑作用的手段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肃清“匪谍”为由,制造出许多“不当军法审判”的政治冤案(其中不乏中共在台外围组织被破获,如“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即为一例 ),动之以极刑,造成人心惶惶,整个台湾社会笼罩在一片肃杀气氛之中,“人民不能享受自由空气,徒有实施宪政法治之名,却是在政治干预、威权统治之下,国民党长期一党独大,掌控全台湾的实况,被称为戒严体制或威权体制” 。

   台湾当局凭藉“戒严法”、“刑法内乱罪”、“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等法律与行政命令,包括对情治单位与司法(特别是军法)部门的高度控制,导致政治上的“白色恐怖” ,无数人被当局以“叛乱”罪名逮捕、拘禁、审问和惩罚,更有甚者,许多指令直接来自于最高当局,从台湾“行政院”研考会“档案管理局”允许查阅的史料中可窥知一二。

   1954年台南开元寺僧证光法师(高执德)被控连续“藏匿叛徒”、“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等罪名,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判决》(43)审三字108号),蒋介石以高执德“罪情甚重”为由,指示“应发还严为复审”(“总统府代电”,台统(二)适字第0208号),经军事法庭复判,被改判死刑 。1950年,前“总统府”参军徐会之(黄埔一期)涉嫌“叛乱”,原被判刑五年,公文送到蒋介石手中,蒋亲批“应即枪决可也” 。《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中同样不乏这方面相关史料,1949年11月7日,台籍“监察委员”丘念台在《台湾省民意考察报告》中指陈“特工人员太多、太滥,动遭嫌隙拘捕” ;从1950年1月至11月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共审理了“匪谍案”二百三十件,一千五百二十人被捕 。这种大规模的整肃,令人透不过气来,台湾民众对“岛上无所不在的恐慌(bugaboo)都有一种近乎非本能的反应” ,“这种恐怖感统治了所有正常生活,已达到食不知味,睡不知觉的地步” 。或许除了蒋介石父子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前台湾“总统”严家淦一度也被怀疑有“匪谍”之嫌 ,更遑论他人。

   国民党政权颁布的“戒严令”,固然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但为了应对非常事态,却超越平时的宪政架构,在事实上成了政治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一旦宣布戒严,无论实施范围多小,统治者随时可以国家安全为名,维护并巩固统治者的权力基础,对于强调制衡的民主政治,无疑是个负面因素” 。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以来,与台湾相关的“戒严令”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天,在台北市实行临时戒严,3月1日十二时予以解除,但集会游行仍暂禁止;不过,此次戒严令与其后的长期戒严无关;第二次是1948年12月10日,根据“临时条款”,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所颁布的全国戒严令,台湾并不包括在内,直到1949年11月2日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才将台湾划为“戒严接战地区”。但问题在于,11月21日代总统李宗仁称病飞离大陆,蒋介石宣布引退已有数月,此一全国戒严令,1950年3月14日经立法院会议之决议予以追认手续,却没走完“总统”宣告最后一道程序;第三次是在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颁布的“台湾地区紧急戒严令”,并未说明其法源依据何在。若根据“戒严法”,应由这个地区最高长官发布此令,属于“戒严法”第三条之临时戒严,需提交“立法院”予以追认。台湾学者遍查“立法院”会议议程、速记文字或公报,没有发现此项“追认”的任何记录;若根据“临时条款”,应由“总统”签署并予宣布,《总统府公报》中也查无此记录。就是这样一个在法律程序上存在若干瑕疵的“戒严令”,在台湾实施长达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1987年7月15日零时才告终结,成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的戒严。历史的捉弄,莫过于此!

  

   二,“戒严体制”的逐步建立

   台湾战后 “戒严体制”的建构,不仅限于颁布戒严令,还有各种冠以“动员戡乱”、“戡乱时期”、“非常时期”之名的非常法制,与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成立联合政府,所推行的“宪政体制”背道而驰。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在首都南京举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制宪国民大会”(简称“制宪国大”),虽有台湾省代表参加会议,但这部“宪法”显然不是为台湾量身打造,而是为施行于中国大陆而构思擘划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民国宪法》之于台湾,“可能既不合身,又不合用,更不合宜” ,这是一部分台湾学者的看法。

   一般而言,台湾戒严的内容大体包括这几个方面: 非军人受军法审判、集会游行、出入境行动自由、通讯、私枪、言论及出版等管制。在战后戒严时期,执政当局的威权体制逐步确立,并在党、政、军、特环环严控之下,几乎难有突破的空间。在众多政治案件中,尤其以“非现役军人受军法审判”最为恶劣不堪,基本人权无法得到宪法的保障,从而引发长期争议。1947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人民除现役军人外,不受军事审判”,台湾当局动辄以“匪谍”和“叛乱”罪名,镇压逮捕异议分子,其主要“法律依据”是《戒严法》第八条和《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即“戒严时期接战区域内,关于刑法上内乱、外患等罪,军事机关得以自行审判或交法院审判之”;“犯本条例之罪者,……在其戒严区域犯之者,不论身份概由军事机关审判之” 。

1960年9月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是众多政治案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违法大案。此案的“政治构陷”手段,与1955年“孙立人案” 如出一辙。但此案的法律处置过程,还是在事实上造成对人身自由的直接侵害,所谓的“法律正当性”并不存在,而且,同样出现在其他“白色恐怖”个案之中,即:非军人被交付军事审判,“几乎是战后台湾戒严时期政治案件的共同‘结构’,以文贾祸亦是如此” 。“雷震案”不仅违反《中华民国宪法》第九条之规定,也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第一项“保障人身自由的规定” ;“提审权”作为重要的“补救”途径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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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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