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晚年左舜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32 次 更新时间:2013-05-22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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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 (进入专栏)  

在官方主流叙事中,左舜生(原名学训)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历史人物。不过,当年蒋介石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件事,与左舜生的提议有关〔1〕。1945年8月底,接毛泽东等人的飞机从重庆出发后,左舜生接到过雷儆寰打来的一个电话:“怎么样,你的提议已实行了啊?”雷儆寰即雷震,时为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

左舜生是青年党主要领袖之一,早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执行部主任,一度与“少中会”中的左派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有所交集,因政治立场出现分歧,于1923年彼此决裂;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党号“谔公”,盖取义自赵良对商君语意,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945年以民盟代理主席身份与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往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有过单独会谈;1947年行政院改组,国民政府以农林部长一席畀青年党人,初属意李璜(幼椿),李不肯拜命,乃由左舜生出任。

加入政府,并非左舜生的素志,他曾经说过“政治乃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为之,小人因缘以为利”。老友梁实秋十分理解,左氏病故后撰文说:“政治合作之事,人人皆忧为之,政绩如何原不必论,惟文书鞕掌,在读书人看来总是牺牲不小。……舜生先生毕生热心政治,终于踏上仕途,盖不得已中之得书也。”〔2〕左舜生在部长任上,前后一年八个月,用力甚勤,“对农林虽说是外行,但能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仍保有一个政务官的独特见解,他既无官气,也无僚气,……并不装模作样端空架子,依旧保持书生本色”〔3〕,这是他毕生进入权力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既定,左氏未留大陆,由公子宗惠从上海接至台北,暂居温州街的中华农学会,左舜生在台北只住了四个月即离开,经广州转赴香港。以他本人的说法“近代史籍綦多,在香港搜求较易为力”,从此一住,就是将近二十年。左离开台北,国民党政府并未想到,王世杰为了他的台北住处问题,“尽力代向省府商洽”;而左的眷属七八人当时仍陷上海,无法赴台,王写信给在上海的雷震,请求设法帮助,“杰意政府为维系党外人心,对此等事万不可漠视,望兄千万向汤部或周部代洽机位、船位,使其留沪之眷属安然离开”〔4〕。汤部,系指汤恩伯所属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周部,即周至柔所属空军总司令部。

离开台北前,傅斯年送来一纸台大聘书,左舜生没有接受,“老傅不是请我教书,而是替我送行,还是走的好!”左舜生之所以退居香港,自有政治上的原因,更有个人的实际考虑。进台大教书固然不错,但大陆去台湾的学者、教授不少,“过去的南北门户之见,壁垒分明,其流风遗韵一样传到台湾”。早在1926年,左舜生在法国留学,专门研究历史与政治,归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从不以“学人”而自居,一仍保持独往独来的性格,更不愿与那些因缘而以利、名归而不实的人打交道;再加上青年党与国民党在政见上素有分歧,此时迳走香港,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左舜生定居香港后,以教书、写稿为主,兼开一家小杂货店。阮毅成去店中拜访过,“他自己管进货,也管店面。……他以青年党的领袖,退职的部长,而竟不能不藉此谋生,使贤者饥渴,这又是谁的责任?”〔5〕这一年《自由人》杂志在香港创办,王云五、左舜生是主要发起人,由成舍我主编,“每次在铜锣湾的高士威道二十二号四楼集合,左先生从不缺席”。除办刊外、写稿之外,左舜生先后任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清华书院、华侨书院等大专院校教授,主讲“史学”与“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以其个人的经历,当年活跃于中国政坛,相识遍天下,近六十年来中国大事之变迁,或亲历其事,或详知内情,心中体悟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这是为史学界所重视的原因之一。

左舜生治史,受章太炎、梁启超二人影响较大,尤其是前者。左氏与章太炎相识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经回忆:一段时间“每周必一次或两次,造先生同孚路同福里寓庐,就国事向先生有所请益”,“生平亲受前辈教益最多之一时期”。一次,章氏问左近读何书,说正在通读陈寿的《三国志》,章氏对他说:“此书简练严谨,如能同时细看裴注,则可悟古人运用史料之法。”〔6〕从此,左舜生铭记在心,在香港清华书院时,于“专书选读”一课讲授《三国志》,即以章太炎所授之法转授诸学生。

左舜生学生陈凤翔回忆:左先生授课,徐速有节,井井有条,而不用看讲义,尤于近代史一课至为生动,每论人议事,皆如亲历其境,如数家珍。说到激动处,每每语调突变,声容俱动,白眉紧蹙,手指作势;说到国运蹇困处,“万方多难,则不禁掩卷长叹”;他教书不在于灌输,而是诱发学生提出问题,着重去讨论,有时兴犹未尽,乃于课后,约一二同学到附近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继续他的谈话……”〔7〕。此时脱离中国政坛的左舜生不免有几多落寞,当年的风云际会,“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大有一种世事沧桑之感。

那个年代,在香港教书亦实属不易,“因为现代香港青年学生对政治患上冷感病,对近代史一无所知,故教书时,往往要将一事的前因后果,每一人的来历,加倍的说明,才会令学生明白”。左舜生对此感慨系之,以湖南同乡黄兴墓地沦为一片荒烟蔓草而借题发挥,说“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现代的中国人不重视历史,而叙述民国以来历史的人,更失去公平,即为最主要原因之一”〔8〕,他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就是《黄兴评传》。

适某年“五四”,学生特别向他请教“五四运动始末”及其影响,左舜生欣然应答,整整谈了一个晚上。左舜生对“五四”有与众不同的认知:固然起于争外交与打卖国贼,若只此一点,不过是一种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而已。后来有人把这一运动的目标归纳于“民主”与“科学”,仍嫌狭隘。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着一种热情,它的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对文学艺术要求的热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种运动中所没有的。单调的民主可流于形式,单调的科学可陷于枯涩,赖文艺有以润色之,然后才做到笃实光辉,使人不倦。“五四”决不反对历史的回顾,但着眼在旧文化价值的重估,其精神是进取的,绝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炼旧的在新的中间去找位置,决不在歪曲或贬损新的在旧的中间去求附会。不只“中体西用”之说与“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国本位”之说也与“五四精神”格格不入……”〔9〕。

左舜生治近代史长达四十年之久,往往由于躬与其役而情见乎辞,友人常道“左先生本身就是近代史”。在历史上,他是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主张全民政治,从事过出版业,教过书,办过党,从过政,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政治家。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对峙,青年党提出“还政于民,还军于国”的口号,左舜生即为倡言者之一。而中国当时的现实,仍以武力相向而争雄,最终事与愿违,酿成动荡;而经此世变,左氏内心无不百感交集,与学生们谈及这一段历史时多有感慨:中国近代史的领袖人物,差不多全是军人出身,手握军权,即有武力,有武力则可胡作非为。军队中的领袖与整个军队更是一而二,二而一,军队成了某些人的亲信、私人财产,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袁世凯小站练兵,手握四镇兵权,至有日后的与清廷、革命军两边讨价还价,卒至演成洪宪野心一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选择定居香港的一批政治人物,他们既不愿追随国民党,也不愿意留在大陆,被认为是“第三势力”在港九的重新聚集。这一批人,包括左舜生在内,在此风雨飘摇之中,生活艰困,仍不改感时忧国书生论政之初衷,先后筹办《自由阵线》及《联合评论》。“第三势力”要角包括张发奎、顾孟余、左舜生、李璜、张君劢、张国焘、许崇智、谢澄平、董时进、许冠三、司马璐、孙宝刚、孙宝毅等人,这些人分属民、青两党,部分为国民党及桂系政治人物,他们先后在香港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等组织。

所谓“第三势力”,即有别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从历史脉络看,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完成北伐之后,实施“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些主张民主自由的有志之士,先后成立政党与之抗衡,其中有1923年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中国青年党,1930年以邓演达为主导的第三党,1934年张君劢等人创立的国家社会党;其后,又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以及沈钧儒的救国会。这些政党均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实力有限,仍不足以抗衡国民党,常遭至国民党打压。直至“七七事件”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国民党为营造朝野团结、共赴国难的氛围,主动释出善意,邀请在野党派领袖共商国是,彼此间的关系才得以改善。

朝野关系改进,并不意味这些小党放弃各自的政治主张,仍希望在抗战中推行民主宪政。四十年代初,国民党专制独裁日趋见强,这些原本各自为政、政治立场有分歧的小党派,捐弃成见,共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日后的“民盟”。“民盟”成员在政治上有左右之分,很快出现分裂,左舜生于1945年秋断然退出“民盟”,从此再未参加“民盟”的任何活动,“民盟”最终遭当局取缔而宣告瓦解。

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是美苏冷战结构下的一环,背后有美国援助,也有反蒋势力李宗仁等人的奥援。第三势力藉以办报刊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有谢澄平主导的《自由阵线》,后有黄宇人、左舜生主持的《联合评论》。《联合评论》的应运而生,与当时政治形势不无关系。《联合评论》前后存活六年多,从1958年至1964年,共出版三百一十六期。台湾当局不允许《联合评论》从香港进入,但不少人仍想尽办法以求一睹为快,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常翻译该刊社论以供国务院参考,中共亦列为干部的参考材料,可见《联合评论》在当时的影响。不过,“第三势力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客观地讲,偏于一隅,失去政治舞台,这是一种必然,其中包括四个原因:一是角色的模糊;二是政治资源缺乏;三是结构的脆弱;四是属性的限制。但总的来说,第三势力运动之起落,“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仍有其参考取向的价值”〔10〕。

1957年元旦,青年党在台所办刊物《民主潮》以《新年三愿》为题发表社论,对台湾当局提出要“切实推行宪政体制”,真正落实“中华民国宪法”。在青年党看来,这部“宪法”仍是“民主宪法”,若能严格遵循,必能引导台湾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常轨。这篇社论的撰稿人,是青年党要角、著名历史学家沈云龙。社论既出,竟引发一场持续两年的关于“宪政体制”的论辩。为应因台湾岛内民主宪政之讨论,左舜生、李璜等青年党领袖分别撰文,提出各项建言,其中以左舜生的文章最具代表性。1957年3月31日,左舜生在香港《自由阵线周刊》第三十卷第一期发表《严重的局势必得打开》一文,强调“军事第一”固然重要,但“政治刷新”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绝不在军事之下,而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对国民党当局来说是“革新的契机”。左舜生认为,“以实际的情形来说,今天的宪政,早已名存实亡,其所以还保持若干在宪法上可以找出名称的机构,这只是为了应付国际的一种方便,否则便连这种徒拥虚名的机构也早已一笔勾销了”。

左舜生对国民党专制本质有着切肤之痛,他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往往犀利又连带嘲讽,“简直是捅了国民党的马蜂窝,国民党当局不但查禁《自由人》,不准其进口,还透过党喉舌《中央日报》连发批驳文章,甚至指责左、李等人为‘中共同路人’”〔11〕。1959年6月19日,左舜生在所主持的《联合评论》刊发一篇时论,题为《抢救中华民国时间已经不多了》(第四十四号),对台湾当局及蒋介石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十六点”,这篇文章以深刻的洞见“将宪政体制论辩推至最高潮”。在此文中,左舜生直言一个“私”字已误了中国六十年,而迁台之后,在孤危形势下,也未能深思熟虑地制定一长远之“治台方案”,相反,“一听到有人倡言改革,总以为别有怀抱,不掩耳却走,便反唇相讥”,目前的局势“已经不是空言可以挽救”,“惟有先世变而早变,始有奋起挣扎的余地”,倘若因循苟且守旧,长此以往,后果堪忧,“时间已经不多,为了抢救中华民国,赶快树立一个改革的规模,已经迫不及待了”。

从左文核心内容看,仍是在向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本人建言献策,“改革的原则十六点”大要为:一,根绝大陆时代一党专政的恶习;二,精减政府机构;三,加强并扩大台湾各县的自治,其自治机构的人员,以“二外省一”的比率为原则;四,重订教育方针;五,实行严格的司法独立;六,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七,发展科学教育;八,发展外资、侨资以及民营企业;九,裁减军队人数,等等。左舜生自认为这十六点“治台”原则,尽管不会怎样周到,但当局“把过去十年的光阴轻轻断送,这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台湾虽不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地方,但绝不是一个不可有为的地方”

。 依左舜生的看法,改造后的国民党应放弃一党威权体制,甚至在文中将其政权当成“临时政府”或“地方政府”,无疑严重触犯了执政当局“维护法统”之大忌,当然不能为其所容忍,“此文被视为左舜生反蒋介石及反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作,披载之后,引起海内外轩然大波及一阵围剿。但左仍力排众议,坚持原则不为所动,时港、台各地谓之‘左文事件’”。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新生报》迅速组织一场大围剿,“连篇累牍的对左舜生发动猛攻反击,指斥左的建议根本是‘危害国家利益的荒谬主张”,他“想作中华民国的掘墓人”。出乎意料的是,青年党“中央党务整理委员会”竟发表“对左舜生荒谬言论”的声明,青年党党籍“立委”冷彭、董微、陈祖贻等人对左文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左舜生本人的“荒谬主张”,驳斥文章刊于《醒狮月刊》复刊第七期;香港发行量很大的《工商日报》也推出社论,对左文激烈指责。

6月26日,左舜生随即作出反应,发表《对于我们若干论点的澄清》一文,并在标题之下,说了一句十分诚恳的话:“若药勿瞑眩,厥疾勿瘳(《书·说命》)。请大家再尝尝我这剂药的苦味(这里的“书命说”,系指典出《尚书·说命》,作者注)。”接着又说:“《工商日报》一贯的立场是拥护政府的,而且我还听说,《工商日报》的社论,也偶尔为蒋总统所称道;不过,在我眼中,《工商日报》毕竟是一份民营的报纸,他们在十分不能忍耐的时候,也还要大声疾呼代表一般在海外寄人篱下的人民说说话……总还算尽了他们的言责”,“在上期的那篇文章里,我用了五个重要的字眼,即我希望政府能做到‘紧缩而坚实’,请问:这五个字眼里含义,除了……以外,还有什么人应该把它解释为就是要‘搞垮中华民国的政府’呢?如果主张‘紧缩而坚实’便是要搞垮政府,难道说在今天台湾的情况之下,要我们赞成‘铺张而松懈’才算是对政府十足的忠贞吗?”

7月3日,左舜生在《联合评论》再次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抢救”一文之动机不外三点:一,台湾的现状已快到无法维持,必须有一番彻底的改革;二,想让国民党的朋友们,了解宪法不可轻易动摇,我把球踢过去,让他们也得到一个维护宪法的机会;三,时局外松内紧,可是政府的麻痹,言论界的沉寂,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决心投下一大把辣椒,让大家开开胃口,或许能得到一个转机”。

左舜生所谓“抢救”一文,遭到来自官方、青年党内某些势力的严词挞伐和误解,但他本人仍安之若素,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建言“不妨使台湾诸公知道,这显然仍不失为是帮助政府之一道”,而且,“我也根本没有一定要去刺激他们的意思”。以台湾学者陈正茂的看法,左舜生这篇“抢救”之文,“实为当时第一篇敢于探究台湾政权体制弊端的文章,左视野之远,连当时的胡适、雷震亦不及之”。这一年年底,台湾社会围绕蒋介石三连任问题,再次爆发“护宪和修宪”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青年党绝大多数成员如梦初醒,他们坚持反对修宪的立场,与胡适、雷震等人及《自由中国》所秉持的立场完全一致,“左舜生在海外连连炮轰国民党与蒋,言论之犀利,令国民党十分头疼和难堪”。为了缓和与在野党的关系,台湾当局派出《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赴港游说,并敦促在港“国大代表”返台投票;当胡健中找到左舜生时,左氏对他明确表示:如蒋介石完全不顾一切,后果极为严重,中华民国倾覆,大家同归于尽〔12〕。

次年2月19日,左舜生与李璜、张君劢、黄仁宇、张发奎等数十人在《联合评论》发表《我们对于毁宪策动者的警告》一文,“我们在这里警告国民党当权派,及在台湾的‘国大代表’,我们要认清:这一毁宪连任的事件,在历史上将成为分别邪正和决定成败的大关键,它考验中国人的智慧,也考验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切盼国民党当权派能够悬崖勒马,也深望各位‘国大代表’能够自爱自重,不要做毁宪祸国的历史罪人……”。

1964年《联合评论》停刊后,左舜生已是七十的老人。他的钻石山惠和园寓所,房子不大,从书房到客厅都是书柜,坐拥书城,治学不倦,写作不厌,成为他晚年在学术上最富有的一个时期。定居香港二十年,陆续买下图书不下十万册,只是在经济拮据时,“就连自己最心爱的书,也不能不卖”。有一年,房屋租期已到,没有钱,不愿失信,只好卖掉一部原版古籍,价值港币二千多元,买主为美国某大学图书馆。朋友感叹卖掉这样的古籍珍本,未免有点可惜,左舜生以两句譬喻作答:“英雄卖马,壮士卖剑。”说完,摇头一笑。尽管因穷而卖书,一旦手中有了钱,又尽量用于买书。曾从东京买回一批有关日本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并请了一位日籍太太教日文,以便自己能直接阅读。日本问题是他晚年最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过去一百年,我国殆无时不受日本困扰,今天亚洲有力的国家仍推日本第一”〔13〕,计划拟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中日两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得与失的著作,惜因病而未能完成。

大约1964年前后,程思远赴香港专门拜访左舜生,意在劝其回大陆,“因大义犯难,不得要领而退”,左氏送程思远出门,被守候在门外的随行记者拍照,事后有朋友担心“万一那张照片流传出去,会不会引起麻烦”?左舜生坦然地说:谁也没法把红帽子戴在我的头上,那张照片顶多是带回大陆去,他们好交差〔14〕。

左舜生晚年写下大量的文字,应当说,与他多年议政经历以及时代需要有关,其中不乏书生意气,尤其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感性认知,形成自己学术的一大特点,卓然成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导者之一(另两位是李剑农和蒋廷黻)。左舜生生前撰有《近代中日外交小史》、《近代中英外交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国近代史料初编·续编》、《中国名人轶事》、《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四讲》、《中国近代史话初集·二集》及《黄兴评传》等多种著作,其中以《万竹楼随笔》最为畅销。

左舜生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而且同庚,早年两人都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毛常以“老庚”称之。1923年,毛在上海与左舜生见过面,劝他和“少年中国”一批朋友都去广东,“我们都去加入国民党,孙先生的病已有很重,一旦逝世,内争必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15〕。那年延安五日,他对毛提出想单独见一下张闻天,在“少中会”时期,左与张闻天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同住过一段时间,想与张谈谈对当下局势的看法,“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于是,我和任弼时一块去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叙旧,不便谈政治”〔16〕。

1969年10月16日上午八时许,左舜生因患尿血症不治逝于台北荣民医院,只活到了七十六岁。与梁启超是同样的病,梁任公病在右肾,左舜生病在左肾,去世一个月前由女公子宗华陪同从香港转来台北治疗,生还机率已不高,医生直言,即便割除左肾,也只有百分之五的把握。抢救至后,在深度昏迷中二十多天后离开了人世,已不可能留下什么话,但可以想见,在那个秋风透窗的上午,这位湖南人走得十分安静,却又带着许多无法说出来的恨事……

注释:

〔1〕1945年7月,左舜生与傅斯年、黄炎培等六人往延安访问,曾问过毛泽东:“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回答:“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为什么不去?”参见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中研院近史所史料丛刊(28),1996年5月初版,上集,第19页。

〔2〕梁实秋:《悼念左舜生》一文,收录于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4月出版,第48页。

〔3〕沈云龙:《述往事,悼舜老》,台湾《传记文学》1969年第15卷第5期,第81页。

〔4〕1949年5月6日王世杰致雷震函,参见《雷震秘藏书信选》,《雷震全集》第30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页。

〔5〕阮毅成:《追念左舜生先生》,《左舜生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一辑,第62页。

〔6〕左舜生著:《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72—277页。

〔7〕〔8〕陈凤翔《我所见晚年的左舜生先生》,1969年香港《明报月刊》第4卷第12期,第70、71页。

〔9〕左舜生著:《中国近代史话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新版,第138—139页。

〔10〕参见陈正茂编著:《50年代香港第三势运动史料蒐秘》,台湾秀威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5月初版,第40—44页。

〔11〕〔12〕陈正茂:《坚持民主宪政——青年党与雷震》,台湾《传记文学》2007年第90卷第5期,第14、16页。

〔13〕1968年9月2日左舜生致刘绍唐函,参见刘绍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第84页。

〔14〕参见胡国伟:《悼念政治家史学家左舜生先生》,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第83页。

〔15〕岳骞:《敬悼左舜生先生》,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第88页。

〔16〕左舜生:《谈谈我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张闻天、田汉、李达及其他》,原载1966年7月23日台湾《征信新闻报》,收录于《左舜生自选集》(近作,杂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4月出版,第1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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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书屋》2013.4,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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