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你所不知的雷震与台湾威权体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2 次 更新时间:2013-06-20 20: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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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 (进入专栏)  

  

  范泓:很高兴能来到北师大,很多年前我到北师大来看望过何兹全先生,我记得何先生住在北师大著名的红楼,楼上应当是钟敬文先生的家,这两位先生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我读过他们的许多书。我今天做的题目是出版社所给的,就是《你所不知道的雷震与台湾社会转型”》,一看就知道是两个部分,我主要来介绍“你所不知道的雷震”,关于“台湾社会转型”这一部分,一会请马勇教授来给大家介绍。

  为什么说你所不知道的雷震呢?先说一件事,2003年我打算写《雷震传》这本书时遇到这样一件事:中山大学袁伟时老师到南京来讲学,我和朋友去拜访他。袁先生对我说,如果你想研究雷震的话,必须去看《雷震全集》。我当时感到非常奇怪,我想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当年国民党权力中枢的要角,他怎么会有全集呢?《雷震全集》不是一册、两册,而是43册,体量相当大的。后来我就去母校南京大学借阅《自由中国》半月刊和《雷震全集》,书目上是有《雷震全集》的,但我拿到手时却只有5册。《雷震全集》是1989年3月台湾方面为纪念雷震先生去世十周年而编注的,由傅正主编,傅正就是当年追随雷震筹组新党的《自由中国》社编辑,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人遭到当局逮捕,傅正是其中一人。就是这五册书,当时没有一个人借阅,图书馆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居然缺了那么多册,他们立即与台湾方面进行联系,南大图书馆与台湾的图书馆有交换项目,一个月之后,这套书就全部寄到了。我说这个“小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在大陆,知道雷震的人确实不多,他所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威权时代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个重镇,了解的人可能就更少了。

  但我们看对岸,雷震在台湾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因为当年台湾当局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之罪嫌将雷震等人逮捕入狱,从而引起海内外包括美国政府的强烈震惊,而是雷震这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其思想遗产对日后台湾社会的转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把话题回到1949年的大陆。大家都知道国民党政府是在1949年退守台湾的。这一年春天,胡适从上海乘船到美国去,这是他第六次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大陆。当时蒋介石委托雷震给胡适送了一笔钱,胡适这次赴美没有任何身份,是到美国去做寓公。雷震曾任政协秘书长,这时是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他和当时的民社党、青年党、共产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是代表国民党的,蒋介石本人与民主党派人士沟通时最可靠的管道是通过雷震去办,可见蒋对他的信任。

  雷震和胡适在上海逗留的那些日子,他们商议要发起一个“自由中国运动”,以图挽救大局。胡适等人认为局势力还不至于那么糟糕,尚有半壁江山存在,若以长江为界,或有可为之处,于是,他们决定在上海办个刊物,宣传民主与自由,对抗极权政治,说到底,就是拥蒋反共。胡适当时住在银行家陈光甫家中,多次谈到要办一个报纸和杂志来挽救当时政治上的不利局面,胡适首先想到刊物的名字就叫《自由中国》,受《自由法国》这本杂志的启发,然后胡适就离开了大陆。这个时候,雷震正在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上海失守之后,退到厦门,又协助汤恩伯防守厦门。这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住在奉化,其间,雷震和王世杰前往蒋的老家去看望他,席间雷震告诉了蒋介石准备办一本杂志,宣传民主自由的真谛,以图挽救人心。这时蒋介石才知道胡适、王世杰、雷震他们有这个想法,当然表示支持。王世杰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是著名的法学家,民国时期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后来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赴台后是“总统府”秘书长,他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起人之一。

  1949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当时出现几种选择,一是对国、共均不支持,如张君劢、左舜生等人;二是不支持国民党,但并不反对共产党,如罗隆基、储安平、陈寅恪这些人;三是支持中共,如“救国会”那帮人;四是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共,如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这种思想上的分野在当时是十分正常的,对于某个时代的认知往往是需要时间,甚至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就这样,胡适走了,雷震协助汤恩伯防守上海和厦门均告失败,他本人带着非常沮丧的心情回到了台北,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知道。这时《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筹办之中,却遇到许多困难,最主要的是没有资金。1949年的台湾是非常艰苦的,我曾经与当年去台湾的一些人聊过,他们都回忆过当时的艰苦情形,街上的路灯大都十分昏暗,要想找到一间像样的房子相当困难。左舜生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农林部长,最初到台湾也是没有房子,还是王世杰写信给雷震让他设法解决,但左氏在台北只住了四个多月就到香港去了,一住就是几十年,可见他不愿意在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北大胡适的学生筹办这本杂志,协商了很多时间都没有办成,钱是主要的,办刊理念也存在一些分歧。

  这件事情看来只有等到雷震回到台湾之后才可以办成,事实上,正是这样,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任性,总是要选择某些人去承担所给予的责任,那么雷震应当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雷震回到台北,胡适此时正在海上往美国,在船上写下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自由中国>的宗旨》、一篇是《〈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这两篇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胡适谈到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转变,说陈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所以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从他痛苦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反对党派的自由,也就是说,如果想推行民主政治的话,没有反对党是不可能的。《自由中国》宗旨是胡适到了美国之后直接寄给雷震的,这个宗旨共有四条,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雷震及编委会没有做任何修改,《自由中国》的宗旨四条,每一期都登在杂志的首页,一直到1960年9月《自由中国》半月刊被迫停刊,这个宗旨始终是印在这本杂志上的。

  

  《自由中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威权时代争取言论自由的思想重镇

  

  今天都认为《自由中国》半月刊是一个政论杂志,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杂志,杂志社编委中有一个人,一说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聂华苓,她当时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学编辑,在50年代台湾兴起的一群作家,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刊发在《自由中国》上的,只是因为这本杂志对日后台湾社会转型起到了巨大作用,人们似乎已忘记了这本杂志还有一部分文学的功能,如果不是聂华苓自己写回忆录,我们可能不会再想起《自由中国》半月刊还发表过包括郭衣洞等人在内的文学作品,郭衣洞就是柏杨。

  《自由中国》半月刊有四位发起人,一是胡适,二是王世杰,三是杭立武,四是雷震。可以说,这四个人都不是一般的人,胡适大家都知道,北大校长,抗战时出任过驻美大使;王世杰刚才说了,他是著名的从政学人,杭立武1949年是教育部长,雷震赴台后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这四个人的声望和社会地位都很高。《自由中国》创办初期,杭立武作为教育部长每月资助三百美金,吴国桢做台湾省主席时也给予一定资助。《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是胡适先生,雷震是社长,毛子水是第一任总编,当时的编委有十六人之多,包括胡适、雷震、杭立武、殷海光、夏道平、崔书琴、许冠三、黄中这些人。我本人拥有全套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合订本,可以说来之不易。“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胡适写的,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见这本杂志的办刊理念和方向,及至后来与执政当局发生言论冲突,或是一种必然。

  雷震作为国民党内部的高官,国民参政会时期副秘书长,政协秘书长,“制宪国大”副秘书长,参与了中华民国整个制宪过程,为什么到了台湾之后,在政治理念上有所转变,甚至不惜与这个体制决裂,从密切的互动到最后的对抗?这就要从雷震本人的经历说起了。

  雷震比胡适小9岁,19岁时留学日本,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院”,相当于我们的研究生院。雷震年轻时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求学期间接受了日本立宪主义思潮影响,但他的身体不太好,长期刻苦学习导致失眠症,非常痛苦,到了1927年前后回国疗养,但没想到不久即被浙江省教育厅任命为浙江湖州第三中学校长,就是他的母校,雷震为什么会被任命呢?这就要牵涉到国民党内部派系关系了,雷震19岁留学日本,第二年就在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就是国民党。雷震在日本是见过孙中山的,他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呢?戴季陶和张继,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元老,正因为这种关系,雷震1927年下半年离开湖州到南京首都,正是在戴季陶手下做事。当时南京政府刚刚成立,需要关于公务员考核的这么一份公文,戴季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雷震。不久,雷震认识了王世杰,王当时是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首任局长,他是留学英、法的,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与雷震一见如故,从此公私之谊,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应当承认,雷震在政治上的升迁与王世杰和两位国民党元老有很大的关系,王世杰奉调教育部做部长,雷震也到了教育部任总务司长,王世杰到国民参政会,雷震随之而去,他们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也不尽然,为什么呢?雷震的政治才干也是得以重用的一个前提,雷震在国民党内部被称为“各党各派”,即不和党内任何派别有交集,他只认王世杰,只认蒋介石,但凡由蒋介石挂名“主任”的机构、副主任大都是雷震,这一点很重要。雷震虽然代表国民党与各民主党派打交道,他之所以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就是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雷震本人是认同民主政治的,所以在国民参政会期间,他结交了很多朋友,比如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梁漱溟、黄培炎、周恩来、董必武、罗隆基等这些人。在重庆时,周恩来每次见到雷震,都要戏称“雷长官”,可见彼此的关系。雷震认识胡适是在教育部时期,后来雷震出任国民政府政务委员,每次行政院开会遇到北大经费问题,雷震都是绝对支持的,支持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陈布雷都表示不理解,说你又不是北大出身,你是从日本回来的,为何北大一要钱你就那么支持?雷震笑着不答,实际上,他对胡适有着非常的敬意,他和胡适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所以1949年大陆易帜前,胡适和王世杰、杭立武、雷震共同商议创办一份杂志,以挽救人心,他们之间如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以及彼此信任,大概是不可能的。再说罗隆基,就是被雷震救下来的,当时上海警卫司令部已决定把罗隆基这样的左翼人士装到麻袋扔进黄浦江,硬是被雷震拦了下来,汤恩伯还有点不高兴。雷震确实有办法,一个人有政治理念是一回事,有行动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办杂志当然要钱,雷震和夫人就跑到汤恩伯那边去筹款,汤恩伯怎么说——你们以为我是军阀,哪里有这么的多钱?雷震说那可不行,当初我们都讲好了,说到就要做到。汤恩伯没有办法,当场批下条子拨了一辆吉普车给《自由中国》社。李敖后来在文章里面说过这件事,雷震带着汽车到台湾去的,就是这辆车子。

  《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时期得到国民党高层的支持,军中也有大量订阅,为什么办到后来就发生变化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上不称朝鲜战争,称“韩战”——韩战改变了台湾当时十分危险的境地,台湾并不在美国人划定的远东防卫线内,这就意味着中共随时打过去,美国不会介入台湾事务。结果是“韩战”的爆发让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随着中共的参战,美国与中共相互对立,中国则成为被围堵的一员,台湾的战略地位由此而提高,这个政权在岛上得以喘息,没几年又签订《美中安全条约》,当时台湾的安全已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视野从国际转向了台湾社会内部,这就发现国民党政府在“改造运动”之后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什么是“改造动动”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曾经一度想改党名,雷震这些人不太同意,但是希望改造运动之后能使台湾社会朝着“更加民主自由”的方向去走,结果是打掉了陈家两兄弟对国民党组织系统的长期控制,过去说“蒋天下,陈家党”,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改造运动加强了蒋介石至高无上的地位,又随着执政当局对台湾岛的全面控制,将这个社会带入了通常所认为的“白色恐怖”时期,就是指50年代到60年代这一段时间。直至197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即“党外运动”悄然兴起。所以,像雷震这些具有民主宪政意识的体制内自由派,对改造运动的结果大失所望,这些不满和失望在《自由中国》这本杂志里都有所反映,于是与执政当局发生了言论冲突。从开始的密切互动到关系紧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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