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阎锡山:适中求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9 次 更新时间:2011-08-09 11: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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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 (进入专栏)  

  

  (一)

  

  早听说阎锡山(字伯川,号龙池)有部分日记留存大陆,这是他当年的侍从室秘书李蓼源在一篇文章中透露的。这部分日记,从1931年2月17日,至1944年12月27日止,据传是正本,初藏山西省公安厅,后存山西省档案馆,副本被带往台湾。对此,颇有点不解,为何带走的仅是副本,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一般说来,若以阎氏当时的地位与能力,完全可以将所有重要文件转移并带走。赴台前,他是李代总统时期的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到台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这一时期,他的日记,虽然断断续续,但也写到了1950年12月31日才中断。

  若说此间国共相争,天下板荡,无法顾及身边琐事,虽不失为一种解释,但与阎氏一以贯之的“慎行”风格有所不符。事实上,阎氏早有安排。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他的北大老学长、做过“立法委员”的乔鹏书,在1949年太原撤守前,就是负责押运阎锡山所有重要档案文件到台湾的那个人,“这些文件都是他经手编整过的,他记得其中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机密电报计有七十二件之多……”(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1),此部分日记正本之未被带走,或有其他原因。

  阎锡山赴台后,似不再日记。从最近出版的《阎锡山日记:1931—1950》(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7月)基本上可认定这一点。九州这个版本是以1997年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印的《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为底稿辑录而成,来源还是可靠的。尽管九州版对此有所辑录,但也只是对“公文、书信、谈话稿、电报等作了取舍”,在年代上并未拦断或截取,惟1950年8月12日之后的数月日记未收在内。不过,来自台湾的这个版本不知为什么没有收录阎氏1942年至1944年的日记,而留存在大陆的“正本”则是有的(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1年7月)。尽管这三年日记计39则,但作为文献史料出版时,付之阙如,在台湾方面,肯定有其原因。有一种不确定的说法:阎氏病故后所有文件被某机构取去,之后,又移送“国史馆”,其中有很多地方已被剪去数行或半页(同上),是否包括阎氏日记,不得而知。

  

  (二)

  

  阎锡山作为民国时期一位重要的军政人物,当权在职最久,执掌山西将及四十年,或为民国以来督军第一位。他虽武官出身(东京振武学校及东京士官学校),却又是清末朝考的举人,据阎氏本人言:“当时武官的出身,举人以上,再没有了。”若以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就国民党方面来讲,称其“一生文治武功”,甚至“勋业彪炳”,自是一种党派意识,可不必多说;但从阎锡山日记来看,此人在立言、立德方面,确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并非人们一般认知上的“军阀”,抑或“草泽英雄”,在其部下亲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将,“阎先生绝不会有狂笑的时候,他直像一位道学老夫子,炉火纯青,无一丝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气……”(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6)

  有人记述当年太原阎氏公馆,进大门,就可看到走廊上挂有一匾,上书“适中求对”四个大字。这是阎氏大半生治事待物的一个原则,即所谓“中的哲学”。在他看来,“中是治事之极则,得中乃存,失中即毁”,人类社会之安和,“适中”才能“求对”,情理兼顾,既是“中”,也是“对”,大凡与人性相悖的任何主义,“都是没有得‘中’”,“中”是天道,亦是“人道”。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不久,“阎先生听取了被俄国驱逐回到山西的商人的报告,于民国九年(1920年)开了个进山会议,集山西各界的硕彦,研讨‘人群社会组织怎样对’的问题,认定共产主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是合乎中道的”(刘杰:《阎百川先生的素养、待人、理事与思想》,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12)。研讨会每星期二次,每次两小时,从最初的二十四人增至百余人,持续两年又四个月。研讨会中,有人认为阎氏对“俄式革命”过于敏感,“中国不可能遭遇共产的祸害”,阎锡山提醒说:你们今天不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将来必有严重后果(参见《阎锡山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史座谈会纪实》,1982年12月台湾《近代中国》第32期,页110)。

  从阎氏日记及早期的一些史料看,此人好学深思,不少见解深入独到,且不流于空泛,“对儒佛之学,虽然未至一旦豁然贯通的境域,但有若干尽情合理的名言,确超过一般平凡的思虑”(刘健群:《忆念阎百川先生》,196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10卷第4期,页32)。阎氏主政山西,制订过《山西督军兼省长阎立身要言六则》,第一条即是: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第五条:欲自由,先从不碍人自由起。而《手谕人民十四条中》,每一条皆具针对性,语言朴实无华,易记易懂,毫无“军阀”的暴戾之气,如第四条:最可恨的二件事,男子吃鸦片,女子缠足,……均应快快地改了;第八条:……不入教的人,不可仇视入教的人;入教的人,不可借教无理横行。如要犯了法,不问在教不在教,一样的问罪;第十四条:君主是皇上作主,皇上不好,人民就苦了。共和是人民举的议员作主,议员不好,人民也就苦了。举的时候,不可卖票子,谁好举谁。……要常打听他的主张行为,如有不好处,就要干涉他,质问他,万不可举下以后,再不管了(《有关阎锡山先生早期史料选辑》,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35)。

  阎氏晚年在台湾给一位来访友人(蔡孟坚)写过一条幅,“天理与人欲相合为一,始可作无过之人;事实与理论相合为一,始可作成功的事”。阎氏一生既信奉孙文的三民主义,亦推崇儒教,从政后,以求内圣外王,曾说过“圣不在儒书中,圣在汝行中;从儒书中求圣,只能得些圣形,在汝行中求圣,始能得到圣行”这样的话,足见作为一个“中本位的理性实践主义者”(台湾学者对阎氏的总结和评语,作者注),治晋数十年,在政治、经济上提出的各种主张,皆恪守“中”的人道观,即如日记中所说,“绝不以政罔民”,实为民心既附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省政府的楼上有过这样一条标语“民主政治的公务员,做甚不务甚,人民应起来制裁他”,阎氏对此的解释是:当一个公务员,受国家的优遇,岂可不专心职务?

  

  (三)

  

  阎锡山少年时代,并不爱读书,而喜做经营之事。十六岁那年,即弃学进入父亲自营的商号学徒,十九岁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率先秘密加入。其间,奉孙文指示,为布置华北革命,拟在五台山建立根据地,曾与盟友赵戴文由东京携带炸弹潜回山西。阎锡山在当时即知此为犯上谋反,但在孙文的影响下,仍信奉武力为推翻满清的惟一之道,而在所不辞。他后来这样回忆:“清政府派我们出国时,各官员皆苦口的吩咐我们说:‘国家派你们出去,培植你们,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你们千万不可加入革命党,辜负政府的好意’。”(蒋君章:《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页38)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此时已回国两年的阎锡山,任山西新军第二标标统(相当于一个混成团的团长)。山西巡抚陆钟琦以防内乱,拟调开新军而以巡防营接守太原,阎氏闻风率部起义,当日即占领太原。山西巡抚陆钟琦宁死不屈,“君等必欲起事,可先照我打”,与其子即死于乱枪中,而力谋阻止起事的协统领官谭振德也被杀。阎锡山慨然:“清政府虽失领导,而封疆大臣,仍多能保持节义,如陆氏父死其君,子死其父,以其职位言,可谓效忠,立场虽不同,人格无二致”(参见《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10月1日初版,页72),遂下令厚葬陆、谭等人,铁血之下,可见其精明狡黠、老成谋事的一面。晋省宣布光复独立,阎氏在省咨议局被军民公推为山西督都(后改督军,再兼任山西省长),时二十九岁。其后十三年间,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势力的觊觎之中,阎氏使出浑身解数,周旋于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等人,尽管“备受风云险恶之苦”,皆能因势得保,不断扩张实力,一度统治晋、察、绥及平津地区多年,以一青年而终为中国地方实力派之强人,实属不易。

  阎氏自入同盟会,与孙文一直过从甚密。1912年9月,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数月后,“曾以促进国家建设,亲赴山西督勉”(蔡孟坚语),在太原先后三次演讲,对年轻的阎氏评价极高,“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孙文临行前,嘱咐其要尽力保存山西这一革命基地,阎氏心领神会,即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编著《人民须知》广布全省,家喻户晓,首创“村本政治”,山西政治由此而肇其基;推行六政(水利、蚕桑、种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种棉、造林、畜牧),各村设经济建设委员会、监政会、息讼会、戒烟会、保卫团,尤其注重教育,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苦学救国”、“做好人、有饭吃”等目标。1921年10月9日,阎氏对来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说,“教育固宜养成人的高尚人格,若不注意实际生活问题,也是徒托空言,我们的目的在双方兼顾……”(吴相湘:《孟禄博士与张作霖阎锡山的谈话》,1979年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页55)。

  1924年底孙文北上,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受阻,派员赴太原,与阎氏商议在山西试行“建国大纲”,“伯川先生亦即派山西大学教授王宪赴津报命,并拟亲迎驾,且已草成‘山西实施三民主义五权政治大纲’,但筹备不久,国父不幸病逝北平,以致未得在晋正式试行‘建国大纲’”(郑彦棻:《我对阎伯川先生的认识》,1983年2月台湾《近代中国》第33期,页123),但二十年来,阎氏与孙文在政治上始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此可见一斑。

  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则错综复杂,北伐时两人结为盟兄弟,“遥为策应,信使往还”,武汉政府为拉拢阎氏,曾委任为北方军事统帅,遭至拒绝。民国十九年(1930年),北伐完成之后,蒋介石召开国军编遗会议,实行全国大裁兵,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开始激化,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形成反蒋大联盟,并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另立“国民政府”,阎氏出任主席,同为“海陆空军总司令”,从而引发历史上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40万人,各自损失惨重,直至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拥护南京中央,率大军入关,阎、冯联军败局既定,晋军才放弃冀、察两省,退回山西,阎氏本人宣布下野,从太原先往天津,再至大连暂避。

  此次武人和党人联合反蒋,固有争“党统”的政治因素在内,但武人“则出于军队、地盘和既得利益的保持,他们所揭举的旗帜,是指责军队编遗不公和三全大会不民主,矛头集矢于蒋介石”(王奇生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页117)。是年4月,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氏本兼各职,并予拿办。一年后,复以“国难当前”为由,免于通缉,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决议恢复阎锡山等人的党籍,不久即连任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在政治上起死回生,重掌山西军政实权。1934年11月,蒋介石抵晋视察,“并会晤阎氏商讨国是”,阎氏日记中对此则全无记录。实际上,这也是《阎锡山日记》“不重在记事而在记事之理”之最大特点,更多是“感以事物、发以情理”的格言,若究其心理,或为阎氏本人所言:我不愿为自己留痕迹。

  

  (四)

  

  阎氏日记始于1931年2月,即“中原大战”兵败之后第二年,此时阎锡山在大连,正处于军政生涯中的最低谷。此役对他而言,无论如何,是一次惨痛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此役不仅为无数次内战中最伤元气的一次(沈亦云语),也是“斲丧国脉”导致未来大陆失守的远因之一。1932年2月27日,阎氏被委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在当天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以前对不起自身者丝毫不介意,从此以后对不起国家者丝毫不放松。”《阎公锡山传略》中也说,“时因数有纷争,兵戎迭起,……致起十九年中原之战,公心中忧伤,愈发不寐……”(《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之附录,页96—97)。若以“适中求对”而论,阎氏此举难求正解,或许在形势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然以另立政府,兵戎相见,致使东北军进关助战,边防空虚,九一八即起,真正的渔翁得利者,何止日本人而已?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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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1年8月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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