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重识“划过光明的黑暗”——反思当代中国启蒙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02 次 更新时间:2015-03-04 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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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杰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1

   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

  

   内容摘要:启蒙,就是使人从蒙昧状态下解脱出来。这种蒙昧,主要表现在不敢独立地使用人本身已经具有的理解力。这种精神上的不自由状态、在精神上对他人的依赖,最终将使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丧失理性思考的能力。启蒙不仅是针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更是要解放个人的自我意识和私人的权利。不能简单地把启蒙理解为从外部对人和社会所贴上的某些政治口号式的标签。启蒙首先应该启迪个人活生生的内心世界,释放每个人独立的思想力和自由想象力。

   关键词:启蒙 自我 精神自由 理性 哲学教育

  

   启蒙的核心:独立与自由的精神

   “启蒙”(lumière)这个概念,原义就是光明。启蒙运动诞生于18世纪欧洲,它以纯粹的思想运动开始,以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成果告终。启蒙之前有文艺复兴,它们都是为了解放人性。近代以来欧洲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充分的思想自觉或思想启蒙基础上的,即政治制度之建立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基础,这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不是“胜者王侯败者寇”。启蒙的政治成果是以制度服人,而不是以人服人。启蒙,就是要根除精神专制的旧风俗、根除“朕即国家”的专制者,从制度上取消这个一言九鼎的人。民主自由共和的旗帜高高飘扬,旧日的臣民成为公民。公民只服从真理而不再臣服于“朕”,新的政治制度从学理上保证了精神与言论的自由,人们不再恐惧,尤其是再也不会因为在公开场合说了使统治者不高兴的观点而被投入监狱。为了争得说话的权利,伏尔泰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们前赴后继。

   作为欧洲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伏尔泰是怎样的人?他读书写作投入政治活动是为了真理本身,而不是为了做官。这可能是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士大夫的最大区别。“做官”背后冠冕堂皇的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使后者是一种真信念(在多数情况下是假的,做官为的是光宗耀祖),作为一种正统意识形态,它的核心是一个“忠”字。国家是虚的,因为那个“朕”就是国家。国家者,朕的意志也。因此,爱国的潜台词是忠君。所谓国家,不过是权力的代名词。这里没有作为个人的人。人的个性和个人与众不同的想法,在政治生活和国家中不仅没有地位,而且个人往往会因言获罪。所谓“忠”完全剥夺了个人独有的思想与意志。在中国式的士大夫看来,像伏尔泰这样的读书人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士大夫们根本不知道独立的精神与自由为何物。我相信直到今天,国人也不会真正重视伏尔泰的呼吁——精神自由对一个社会的价值。为什么?因为国人从古至今,就根本没有重视过思想本身,我们是一个对哲学淡漠、缺少科学观念、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这个传统,也折射到当下国人的精神状态,例如,短视、功利心太重、凡事都想走捷径、从众心理、别人举手我也举手,从举得高高兴兴到举得麻麻木木,凡此种种,将导致社会心理普遍的平庸化。我所谓思想本身,指“为了思想而思想”的情形,例如争论“白马非马”的公孙龙的名辩思想,可惜这个精神传统后来几乎完全失传。至于儒家的思想,主要是对世俗领域的实用思考,没有涉及元哲学问题,而对精神自由的信仰,属于元哲学领域的问题。

   支撑“精神与言论自由”观念的,是个人独立思考的意志与权利不容侵犯,是信仰自由。只要以上的“忠”还在人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那么这就是一个平庸的人、甚至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尽管这个人可能有很高的智商、有专业知识)。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尚未成为真正的人的状态,或者说处于幼稚状态,像是在精神上还没有长大的孩子。用阿伦特的话说,就是一个只知道服从来自上级命令的平庸之人。康德是这样说的:“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自身所遭受的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所谓幼稚,就是说一个人倘若没有其他人的指导,就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幼稚是自虐的,因为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在于如果没有别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要敢于成为一个智者,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箴言。”[1]在这里,康德把启蒙与个人的精神自由联系起来,他说不要依赖其他人的想法,要相信自己的理解力,要有勇气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启蒙哲学的两条线索:光明和“划过光明的黑暗”

   18世纪的欧洲是理性启蒙的世纪,它的实验成果体现在对世界近现代历史过程发生重大影响的法国大革命。一般来说,这个立场是“正确的”,可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偏见”,因为我们的目光只是盯住科学和理性,而忽视了启蒙的另一条线索——“划过光明的黑暗”。在以哲学史为精髓的欧洲文明史中,我们很少能听到反面的声音。但是,相反的声音始终存在着,这些声音特别在20世纪有了令人惊异的回应。作为一部完整的思想史,我们不能忽视启蒙世纪的另一半。

   康德没有想到的是,如果人类死板地把他、伏尔泰或者卢梭当成精神导师,人类历史也会出大问题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正式进入本文的正题:为什么要讨论“划过光明的黑暗”?因为启蒙不仅意味着光明的正面,光明的背面也是启蒙,而且是更重要的启蒙。启蒙是辩证的。正因为没有注意到光明的背面,人类,当然也包括20世纪的中国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光明”是一个比喻,一切美丽的词语都可以给它,例如:进步、为了全人类、进化、民主、知识、公共、崇高、理想、主义、正确、光荣,乃至民族解放、爱国或爱国主义,甚至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一些支配了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的大字眼,同时也是可以作为实现自己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私利的最好的掩护标签。它的思维模式是,为了某个美好的未来或相信我们正走在朝向进步的道路上。

   一种本来只属于某个人的想法,即使是非常正确的想法,即使是出于天才的想法,如果强加给别人接受,强行灌入别人的头脑里,强调万众一心在精神上齐步走,其结果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一词,或者被说成是“真理”。在“正确”的旗帜下什么都可以做,可以发动内战乃至世界大战,对那被打死的人贴上“敌人”的标签,有了这个标签这尸体的肉身仿佛就不是人肉了。这种残忍性在20世纪总爆发,给人类造成的身心灾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包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在政治斗争中被清洗掉的人,乃至直接或间接屈死于某些政治口号带来的强大心理压力,或由这些口号而人为导致的饥饿而死的人。

   康德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想法或本来是启蒙的念头,并不一定会引导人们克服精神的懒惰,就像康德活生生的思想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学究。这些没出息的教授把康德异化为一种新教义的教主,并顶礼膜拜。结果就是,启蒙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他那本最有影响的著作,其书名就值得今人反省——《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他要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数学”。为什么用数学指导社会?数学中有“唯一正确”的观念,就像几何学观念一样,就像无论我们睡着还是醒着,任一三角形的3个内角之和永远等于2个直角。换句话说,为原本十分复杂的人类社会建立最简单有效而永恒的规则,就像2+3=5一样。它完全无视活生生的人之内心世界的差异性与另类性——或者叫不透明性、黑暗性。这本书代表“人类”说话,书中充满了类似“一切、应该、人类、平等”等大字眼。孔多塞写道:“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2]普遍规律、必然性、确定性、正确性,所有这些大字眼或者大概念只是一些强加于人的观念,它们被冠以一个共同的特征,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个人意志对这些被视为客观真理的“观念”不起作用,那么个人的自由意志就应该被扼杀。个人意志什么都不是,其地位要低到尘埃中去。于是,忠君倒是似乎没有了,但从此忠于某些与个人自由意志无关的“主义”。或者说,使无数个别的意志与“主义”完全一致,完成一件事实上不可能之事,即实现“大家一致认为”,或者说,在精神上齐步走。但问题在于,如果事实上这个“主义”并不像每个人想象的那样美妙,如果你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的那个原来是靠不住的“主义”,那结果就是你失去了一切,因为你已经没有了你自己,那个时候,你活下去的价值就发生了问题。

   其实,以上“大字眼”的启蒙,还严重忽略了这样一个躲在黑暗角落的一个貌似很小其实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发自人类的本性,即任性或自由意志的本性,即“你说得再有道理,我也不相信”的本性。人可以对类似2+3=5这样的真理熟视无睹,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太正确了从而太枯燥——这种情形,也属于我所谓“划过光明的黑暗”。从学理上,或者说,在问题的层次上,“不讲理”的自由要高于“讲理”的逻辑理性。前者是一切创造性思想的发动机,后者是这台思想发动机在某一个瞬间的观念性凝固。

   从哲学高度思考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是否符合人性,或者说我们如何考察某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不在于该政治制度是“正确”的,而在于它是否能从立法角度保证公民的精神、言论、信仰的自由。要把“正确”与“自由”区别开来。“正确”不可以自称,就像不可以把某人偶然闪过的一个主观念头当成客观真理一样。正确与否的问题,是在精神、言论、信仰自由的社会环境下达成社会共识的,而且某一观点正确还是不正确,是通过公开辩论的方式达成共识的,法律应该保证这种辩论的权利。精神、言论、信仰自由的本质,不在于它是正确的,而在于它是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的最根本标志,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标志。不能单纯从物质因素方面考虑人与动物的区别。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不是人会劳动,也不是人能制造生产工具,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组成了社会而动物无社会(其实,动物是否有社会,例如是否存在蚂蚁的社会或蜜蜂的社会,这是一个处于争论中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在于人有精神、有灵魂、有自我意识、有自由意志。总之:我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这里不说“人”,而说“我”,因为“人”不过是一个概念或观念,而“我”则是被光明的“人”所掩盖了的个体事实,因此处于光明的背面。但是,这个背面也许更真实,就像私人生活更真实、就像人背后的人更真实,就像我们从蒋介石的日记中而不是他的公开讲演中,能更准确地了解他(在日记中他是“我”,在公众面前他是“抗战的国家领袖”)。

从以上角度,甚至可以说,“光明”是枯燥的,而“黑暗”才是精彩的;“光明”可敬但未必可爱,而“黑暗”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念头却很可爱。因此,启蒙还要向前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沉思》。他说,“我思故我在”。这是通过“我”的胡思乱想确立起来的精神之阿基米德点。我是一个无底深渊,我既不是你,也不是他,更不是我们。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但“我是谁”?看来我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这种晦暗性恰恰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崇高与情趣之所在,就像我绝不要预先知道自己的命运一样,算命的精神风俗只属于精神上的怯懦与懒汉。我不知道自己才好,这样才会遭遇意外。意外有惊喜,也有焦虑不安,但这就是人啊,人真正过的生活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怕意外和风险、去经历对自己完全陌生的人与世界,这是一种自信。日复一日是没有意思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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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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