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杰:德里达的信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5 22: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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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杰  

   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德里达的思想是“解构”的思想,而“解构”又总是被片面地理解为在理论上一味地怀疑与破坏。德里达似乎缺少建设性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认为讨论德里达的信仰很有意义,但也很困难。困难在于,这个讨论过程涉及十分严肃而复杂的思考。

   哲学思考的能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把看似不一样的东西说成一样的,这就是创造哲学概念的能力。也就是说,不一样的众多事物只属于现象世界,而支配现象世界的则是躲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关于这个“本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本质终归是概括现象的,是变化中的不变、不同中的相同,也就是一般性、同一性,这是传统哲学的基础。放弃了同一性,就会动摇哲学的基础,因为这会使一切理解和解释发生混乱,这在传统哲学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说哲学中有法律的话,那么同一性就是传统哲学王国中的宪法,它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我们当下所讨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则都试图从哲学内部冒犯神圣不可侵犯的同一性。这种冒犯是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本雅明、海德格尔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试图开辟另一种哲学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把看似一样的东西说成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并不是隶属于同一性之中的差异性,而是某种完全无法归类的东西。正是由于无法归类,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东西称作“他者”,而且用语言是难以理解和把握这个“他者”的。哲学由此进入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思想领域。笔者将试图分析这个“他者”以及它所涉及的德里达的信仰问题。显然,这个信仰继承了上述从叔本华到海德格尔的思想。

   德里达区分了“法律”与“正义”。在传统中,法律自身已经意味着正义,正义就体现在法律之中。但问题在于,当我们说“正义就体现在法律之中”时,正义已经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前提,即法律本身。何为法律?一切法律的公式就是“你必须,因为你必须”,这里没有给思考留出任何余地。“你必须,因为你必须”已经蕴含了哲学上的同一性,而这种“必须”或者“同一性”只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在事实上从来没有被严格遵守过。用德里达的话说,与其说法律是从外部被推翻的,不如说法律是一种自我消解的、不得不改变自身的形态。这就是法律的历史。所谓改进法律,就是用另一个法律代替当下的法律。但是在这种替换之后,法律的总体理念却仍旧像是一种道德命令,即“你必须,因为你必须”。但这种“必须性”本身并不代表正义,正义并不体现在执行命令之中,而体现在替换过程本身。或者说,正义体现在法律自身之外。正义先于法律,是法律的前提,但正义本身却不是法律。我们是在正义感的驱动之下建立和改进法律的。但究竟什么是正义感,这却是一个永远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一旦有了这样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成了法律,从而就妨碍正义了。

   由此看来,正义感属于与信仰有关的更高的精神层次,而不属于世俗世界。正义感是纯粹精神的,与精神的冲动直接相关。作为更高的精神层次,正义感是悖谬的。我们在正义感的驱动之下建立和改进法律,但法律一旦被确立下来,就成为一个给定的自身封闭的系统,也就是哲学上的同一性。但如上所述,正义和法律中的“必须”不是一回事。正义总是不满足现状,总想冲破任何一个已经给定的自身封闭的系统。因此,正义与同一性的方向相反,它是从看似一样的东西中看出不一样,这也就是朝向他者的精神能力,或者说是与自身的不同一性。正义总是朝向与同一性相悖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究竟朝向哪里则不确定,但它总是朝向一个他者。这里的超越就是超越同一性,朝向他者。正是这个关于“他者”的问题把我们引入了信仰的领域,因为“他者”不属于知识论或认识论,“他者”永远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但我们永远对“他者”满怀热情。

   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德里达一改他著作中的晦涩风格,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明了正义与法律的关系:“正义暗含着与自身的不同一性,这就是为什么说任何人都不能说‘我是正义的’。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是正义的’,你就可以认为他说的不对,因为正义与理论上的确定性无关。我不可能知道我是正义的,但我能知道我是正确的,因为我有能力懂得我是按规范或按法律行事。过马路遇见红灯我停下来,我是对的,这不成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正义的。进入正义,这不是知识的问题,正义与理论判断无关。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正义与可算计性的问题无关。你有能力算计什么答案是对的,你有能力根据法典去判断什么是对的,例如根据某刑法,某一种恶行应该判十年徒刑,这只是一种计算。但事实上,正确的计算与正义不是一回事。如果某个法官是正义的,他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去应用法律,而要每次都进行法律的再创造。如果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任的法官,他就不会死板地去应用法律条文,不会把条文当标签一样贴在现成的事物之上,而是要根据特定情况重新创造一种新的公正关系。这也就是说,不能把正义还原为某种关于处罚、惩罚的计算。这种计算根据法律也许是对的,但这样的正确性与正义无关。正义是与来自远距离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正义是面对他者时的一种无能为力性。正义与任何可算计性无关,你不能通过算计的途径得出正义。”①

   德里达这段话的难解之处在于,他把“正义”与“知道”区别开来,这就像伊壁鸠鲁把“死亡”与“我”区别开来。伊壁鸠鲁的大意是说,“我”在,死就不在;死在,“我”就不在了。换句话说,“我”不可能知道死亡。柏拉图曾说“哲学就是关于死亡的练习”,这等于挑明了一条自苏格拉底以来被后来的哲学忽略了的哲学智慧,即哲学与“不知道”有关,与由于“不知道”而产生的惊奇有关。一旦有了确定性的“知道”或者形成了知识,就不再属于哲学领域里的问题了。在这里,“不知道”是一个关键词,因为哲学与宗教信仰的来源都与“不知道”有密切关系。

   笔者在前面提到:“把看似一样的东西说成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并不是隶属于同一性之中的差异性,而是某种完全无法归类的东西。”此处所谓的“东西”可以任意用具有艺术色彩的词汇来描述,它也可以是世俗世界中的无法理解性,比如“我”看见一样东西,却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另一样东西,A不再是A而是任意别的什么。这“别的”有点像幽灵或者鬼魂。一个哲学式的提问方式通常是:“什么是幽灵”,这么问是无法回答的,与其说幽灵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不如说幽灵是困难本身,作为困难本身,它是无解的。一个提问者问德里达:“你相信幽灵存在吗”。德里达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首先,“你”现在可能正在向一个幽灵问幽灵是否存在。此时此刻,在这个瞬间,这个幽灵就是“我”,因为“你”的问题等于要“我”扮演“我”自己。“我”,而不是德里达。德里达并没有像通常的被提问者那样从正面回答问题。他的回答是把这个问题直接转换为别的问题,即“你的问题等于要我扮演我自己”。这个“别的问题”是极其隐晦地隐藏在“你相信幽灵存在吗”这个提问之中的。换句话说,德里达用“你的问题等于要我扮演我自己”消解了“你相信幽灵存在吗”。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解构”。德里达就是以解构的方式阅读以往的哲学经典著作。对这些经典著作的作者(比如柏拉图、康德、马克思)来说,德里达就像一个幽灵一样附在这些思想伟人身上。换句话说,德里达借助这些著作本身的思想力量使这些有力量的思想的轨迹朝向了别的方向。德里达说:“你的问题等于要我扮演我自己,此刻我仿佛身处一部即兴拍摄的电影之中。我感到好像是在让一个幽灵代替我说话。”德里达的意思是说,词语自身已经意味着某种魔力,这种魔力不是一个词语字面上所表达的意思。比如“我”不是“我”、“我”是“我”自己的幽灵、“我”是一个X、“我”是一个他者、“我”是一切人。这当然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飘起来了一样。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哲学,还有信仰,即“我”相信自己是一个X,相信一切似乎不可能的情形对“我”都有可能。这里还涉及艺术,就是说“飘起来”的此情此景是有趣的,能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快乐。银幕本来就是一块白布,在白布上放映电影就等于看见了鬼魂。电影是鬼魂的艺术,即幻影、错觉,也是魔力。说话的声音和音乐也有魔力,是给耳朵享受的;电影的魔力是给眼睛享受的。这些提供给人的感官的魔力都通向人的心灵,使心灵产生某些奇怪的感受,没有这样的感受,魔力就消失了。所谓魔力,就是产生了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东西。当人感到乏味时就会看书、找人聊天或看电影,这就是为了享受魔力。

   魔力与知道无关。我们知道魔力在哪里,但我们只能享受魔力,而无法回答魔力是什么。魔力既在事情本身之中,也是被我们创造出来或感受出来的,就像德里达在以上对话中用自己的嗓音说话,但这声音本身和含义有一种幽灵效果。德里达的声音是这声音所不是的东西、一个他者。“这是我的声音”,但这声音的魔力在于它是“我”的他者,它的效果是“我”不可能知道的。虽然不知道,但“我”已经在享受或已经享受过了,因此精神享受与思想上的“知道”无关。我们不可能知道将要到来的是什么,我们把要来的东西当成一种魔力。这也就是说,回答问题并不等于给出答案,而是迎接一种魔力,这不是一种对等的交换,因为回答和提问的方向并不一致。

   以迎接魔力的精神状态生活,就能把最乏味的日常生活变得有趣味。例如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无论电话的内容是什么,都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精神享受,看成一个幽灵在说话,因为那个说话者在撂下电话后可能永远消失,你可能一辈子再也听不到了。换句话说,倾听他者对于倾听者来说是难得的精神享受。迎接这种享受就是迎接“我不知道”。这种情形或这种享受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信仰。艺术信仰者的精神创造性并不在于创造出自己已经事先知道了的东西,艺术的一切魅力都在于“不知道”和“有趣味”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说,本来远在天边的东西此时此刻却近在眼前,而且转瞬即逝。这并不是神话,而是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现实——电话、电影、电子邮件、微信,它们也具有幽灵效应,或者说是一些不对称的“心灵感应”。这也是当下生活的魔力,是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这里的幽灵并不是我们在互联网络中看见和听见的东西,而是类似这样的奇怪感受,比如“我”能看见或听见对方而对方看不见或听不见“我”,“我”就是对方的幽灵,反之亦然。正是这些幽灵在日常生活中诱惑我们的神经,使我们欲罢不能。总之,幽灵不仅存在于陌生人的电话中,它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要感受到它,首先得相信它,相信“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在“我”身上发挥着作用,而“我”渴望拥有这些东西,这能使“我”保持乐观而非乏味的状态。精神以幽灵的方式存在,同时又永远不在场,这并不一定导致宗教,但却可以成为我们的信仰。

   我们经常说“宗教信仰”,这等于在宗教与信仰之间划上等号。正如德里达区分了“法律”与“正义”一样,他也区分了“宗教”与“信仰”。在他看来,各种宗教形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可以被还原为某种体制或教规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神圣乃至伟大的,就像柏拉图、康德、马克思的著作一样,但思想不能满足于停留在这些现成的东西上面。传统宗教文献与哲学经典都需要被反复阅读,但阅读的目的是发明出新的思想。所以德里达说:“我区别了宗教和信仰。如果宗教意味着一套教条式的相信以及拥有教堂那样的机构,那么我认为宗教本身是可以在信仰的名义下被消解的——这种解构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对我来说,克尔凯郭尔就是一个伟大的例子。在信仰的名义下,他揭示了宗教的话语就是悖谬的思想方式,这种信仰是无法被简单把握或教化的。信仰是不能被教会的,信仰是不能在逻辑上被理解的。信仰是悖谬本身。在这种情况下,被我叫作信仰的东西就相当于我针对正义所说到的东西。”②

德里达的意思是说,他在前面对“正义”的分析也适用于信仰。信仰和正义在这里合二为一。换句话说,信仰和正义一样都不是回答“这是什么”,因为回答它就会陷入某种已经被事先规定好了的说法、规定中,而这些说法或规定的前提就是逻辑上的可理解性,也就是“知道”。但是,信仰和正义的前提与解构的前提一样,其所面对的恰恰是“我不知道”,是“知道”的不可能性。这就陷入了悖谬的思想,相当于相信那不可能被证明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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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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