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许多人谈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许多人知道中共建立时的概况。然而，知道杨明斋其人者，却并不多。说到共产党在中国的建立，杨明斋其实是一个不该被忘记和忽略的人物。在共产国际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那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的联姻中，这个叫杨明斋的人某种意义上起了媒婆的作用。在中共的诞生上，这个杨明斋某种意义上扮演了助产士的角色。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学习中共党史，为应付各级考试，更是死记硬背过不少“党史知识”。在那时候，不敢对所学所背的东西有丝毫怀疑。只是我在很早的时候，就对中共“一大”召开时的代表名单有一点点疑问。1921年7月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十二名与会者代表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上海小组);张国焘、刘仁静(北京小组);毛泽东、何叔衡(长沙小组);董必武、陈潭秋(武汉小组);陈公博(广州小组);王尽美、邓恩铭(济南小组);周佛海(日本留学生小组)。当然，参加人数各种资料略有差异。例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代表武汉小组的有三人，董、陈之外，还有包惠僧，总共就有十三人。张国焘还具体说明了其时各地党员的人数：上海九名、北京十五名、武汉八名、长沙十名、广州七名、济南八名、日本留学生两名。那时中共党员总数是五十九人。(1)这当然不大可能是十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有微小的出入。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国内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城市，有六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这五个城市最早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都不难理解。上海、北京不用说了。武汉其时是国内顶尖级的城市之一，是九省通衢，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一大批人早就在思想上激进了，最早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也顺理成章。广州那时是“革命策源地”，共产主义思想一开始就流传到那里也毫不奇怪。长沙因为有毛泽东，共产主义小组如不早早成立，倒是怪事了。我对济南那么早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且党员人数比广州还多，却有些不解。天津、西安、南京、杭州、成都，这些城市，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比济南要有分量些，可是在那时并没有产生共产主义小组，因而也就没有代表参加“一大”，这使得这些城市至今还缺乏这一份“殊荣”。济南为何那么早就有共产主义小组出现，长期是我的一个疑问。请教过许多“党史老师”和“党史专家”，都不得其解。直到接触到一点杨明斋的资料，我才大体明白其中原由。
杨明斋，1882年3月生，山东省平度县人。1901年3月，杨明斋踏上了“闯关东”的路，一直走到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后又到了西伯利亚矿区。在俄国做劳工期间，杨明斋加入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用通俗的话说，成了列宁领导下的俄共党员，并被党安插到帝俄的外交部“潜伏”。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1920年初，共产国际决定派出一个小组到中国，考察中国的“革命形势”，与激进的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当然，也包含着伺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企图。这个小组的领导人是维经斯基(又译魏金斯基、维丁斯基，中文名字则有吴廷康、伍廷康、胡定康等)。杨明斋以翻译身份随维经斯基回到中国。这一干人于1920年4月到了北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洽谈后，维经斯基小组便向上海进发，去与陈独秀等人接触。山东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余世诚、张升善编著的《杨明斋》一书中，收录了杨一辰、丁君羊俩人这样的回忆：维经斯基小组从京向沪而途经济南时，曾做停留，与中学师生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联系，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于是，这年秋天，济南的校园里便出现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小组中，有济南小组。如果不途经济南，维经斯基一行当然不会特意到这一座在政治、经济上都并不太重要的城市。如果杨明斋不是山东人，纵然途经济南，恐怕也不会在济南停留。所以，中共“一大”的十多名代表中，竟然有山东的两名，与杨明斋应该有直接关系。
“党史老师”和“党史专家”不能解释我的疑问，并不奇怪。因为杨明斋长期是中共党史上的失踪者。在中共建立的过程中，杨明斋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是其他人难以替代的。在这时期，杨明斋还做过一些对中共后来的发展壮大都非常有意义的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杨明斋长期在中共党史上失踪，对杨明斋是不公正的，然而，这种长期的被忽视、被忘却，却又很大程度上是杨明斋本人造成的。
杨明斋的基本情况能为今天的研究者所知，主要归功于山东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余世诚。余世诚在《杨明斋调查记》中说：“1979年，我们在调查山东党组织创建问题时，从王尽美的故乡诸城县委那里看到杨一辰同志的一份回忆材料说，1920年共产国际工作组的成员杨明斋是山东人，他陪同维经斯基联系‘南陈北李’(即在上海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时，也到过济南，和王尽美、邓恩铭接触过。而杨明斋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引起了我们的注意。”(3)余世诚也是从王尽美那里顺藤摸瓜，才发现杨明斋的。在1979年的时候，专职的中共党史研究者都不知道杨明斋是何许人，可见杨明斋实在是失踪得很彻底。
1920年的时候，在杨明斋的作用下，王尽美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从而永载史册。1979年的时候，余世诚等人又从王尽美那里发现杨明斋的线索，从而将杨明斋从厚厚的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这冥冥中似乎有着某种因果报应。我这篇谈论杨明斋的文章，不少地方借助了余世诚、张升善编著的《杨明斋》一书，这是要特意说明并向两位编著者表示感谢的。
二
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西乡马戈庄人。父亲杨仁鉴是受过几年传统教育的农民，“略通诗文”。这样的农民，在那时代的山东农村，应该是并不多见的。余、张编著的《杨明斋》中说，杨仁鉴当过几年“乡约”。这类似于村长的角色。或许是这几年的“乡约”，让杨仁鉴觉得读书并非无用吧，尽管家境并不富庶，到了杨明斋可以读书的年龄，杨仁鉴还是把他送进了私塾。由于家庭迭遭变故，加之弟妹众多，杨明斋几年后便辍学务农。在家乡，杨明斋曾娶妻。但不久妻子便病逝。家境的艰难，迫使杨明斋思考着另谋生路。在那个时代的山东，“闯关东”是农民们另谋生路的普遍选择。杨明斋也走上了这条路。杨明斋的目的地，并不是中国境内的东北，而是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这选择也并不奇怪。海参崴也是那时许多山东农民“闯关东”的目的地。杨明斋同村中，就有好多人已经在这海参崴安家落户，其中还有杨明斋的远房兄弟。据说，杨明斋到达哈尔滨时，已身无分文，只好做了半个来月的苦力，攒了些盘缠，才终于抵达海参崴。
有点文化毕竟不同。在海参崴，杨明斋当工人又兼做记账员。1908年，杨明斋到了西伯利亚矿区。在这里，杨明斋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相遇。如果说，踏上闯关东的路，是杨明斋人生中决定性的第一步，那与布尔什维克党人接触，则是他人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以最大的努力，从事着使俄国失败的运动。作为华侨工人的代表，杨明斋投身了这场运动。在这时期，杨明斋正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入党后的杨明斋，被党组织安排到沙皇俄国的外交部，表面上为俄国政府工作，暗中则为党从事地下活动。不用说，这个时候，杨时斋的俄语已很熟练了。余、张编著的《杨明斋》中说，“十月革命”后，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参加了苏联红军，而“杨明斋在动员华工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4)关于此事，不妨多说几句。帝俄时代的华侨，“十月革命”后参加苏联红军者甚多，不少人还在军中担任某种级别的官职。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三日后的8月9日，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也就在8月9日这一天，苏联红军分两路进入中国东北。进入东北的苏军中，有不少人原是旅俄华侨。这些人，有的已在苏军中担任了级别较高的职务。他们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帮助中共在东北立足和实现对东北的占领。当初，在动员华侨参加红军一事上，杨明斋起了突出的作用。现在，这些红军中的华侨军官则在东北对中共予以宝贵的帮助。这实际上也可算是杨明斋对中共的又一次贡献，尽管此时杨明斋早已死于斯大林的枪口之下。
苏军进入东北后，曾大肆奸淫掳掠。滞留的日本人固然是他们淫掳的对象，中国的普通民众也同日本人一样受到残害。这在今天已不是秘密。台湾学人陈永发根据大陆出版的《百战将星刘亚楼》、《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等资料，做出了这样的说明：“为了尽快恢复俄国经济，苏联还从东北掠夺了价值约9亿美金(如果重新装置则需要20亿)的工业设备。这些暴行远远超越美军在华的行动。”(5)这时期美军在华的“暴行”，也就是发生在北平的“沈崇案”了。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当然情节是恶劣的。但这毕竟是一次孤立事件。但在反美力量的宣传鼓动下，“沈崇案”引发了全国性的反美浪潮。其实，比起同时期苏军在东北的行径，这“沈崇案”实在不值一提。残留的日本人是苏军淫掳的对象，普通中国民众也是苏军淫掳的对象。就是中共的高级军官，有时也不能幸免。中共名将卢冬生，就是在此时死于拦路抢劫的苏军之手。卢冬生是从小在陈赓家与陈赓一起长大的。陈赓出身地主，小时家里有一个小他几岁的放牛娃，这就是卢冬生。卢冬生追随陈赓参加革命，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共。少爷与放牛娃一起造反，这让阶级斗争理论很为难。卢冬生英勇善战，是贺龙的爱将。1939年，卢冬生到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9月毕业。因苏德战争爆发，卢冬生在苏联参加了苏联红军。1945年8月，卢冬生随苏军进入东北，随即回到中共军队，被任命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此时陈云也从长春到了哈尔滨。抵达哈尔滨后，陈云召集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北满分局，由陈云任书记。卢冬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陈云准备就寝，才想起自己的行李还放在原中共滨江工委机关。陈云秘书刘达欲去取，卢冬生则争着要去，最后由陈云的一名警卫员与卢冬生一起去取。归途中，遇苏军拦路抢劫，卢冬生出示苏联军官身份证，苏军并不理会。卢冬生虽然带着枪，虽然身经百战，虽然英勇无比，但他岂敢对苏军开枪。不但不敢开枪，连掏出枪来都不敢。苏军不理会卢冬生的身份，仍然抢去了他们的行李和手枪，并向二人开枪，陈云警卫员侥幸逃脱，卢冬生则当场毙命。此事，陈云当时的秘书刘达后来撰写的《我在哈尔滨工作的前前后后》(6)一文，有所披露。
三
让我们回到杨明斋。
“十月革命”后，列宁便期待着世界性的共产革命的爆发。世界性的共产革命的总爆发，本是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宣称：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虽有先后之分，但无产阶级革命却不可能只在某一国成功。至少资本主义已经走到顶点的国家，如英、美、法、德，会同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一旦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轰然崩摧。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政权后，就会有世界性的共产革命发生。而一旦整个世界都赤化了，列宁就不只是一个苏联的领袖，而是整个世界的元首。古往今来，谁曾有过如此伟绩呢?但列宁等啊等，马克思的预言迟迟没有成为现实。列宁意识到，如果世界性的共产革命不能发生，苏联的无产阶级政权也不能单独存在，也面临灭亡的危险。列宁想啊想，终于明白，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是因为这些国家从东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掠夺了大量财富，而这些财富又用作了本国工人阶级的福利。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本国政府的收买下，丧失了闹革命的斗志。那么，要让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能享受福利从而怒气冲天，要让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再有能力收买工人阶级从而激发工人阶级的斗志，就必须让这些国家不再能从东方国家掠夺财富。而要让这些国家不再从东方国家掠夺财富，就应该在这些东方国家引发以反帝为旗号的革命运动。列宁认为，这是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釜底抽薪。
要在东方国家引爆革命，当然首先会想到中国。1919年3月，在列宁主持下成立了共产国际，以此领导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1920年4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国派出了维经斯基小组。而在当时的苏联，杨明斋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合适的翻译和向导。
当列宁琢磨着中国时，中国也为列宁使者的到来准备好了条件。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是李大钊首先在中国唱响了“十月革命”的颂歌。其实这并不准确。1918年，刘师复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梁冰弦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劳工杂志《劳动》，(7)这份杂志首先在中国介绍和赞美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此后，苏联的消息和社会主义思潮，日盛一日地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兴趣。而1919年4月的“巴黎和会”，则有力地促使了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思想的左倾。本来，在1919年以前的数年间，中国知识界普遍崇尚的是欧美的自由、民主。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召开和平会议，解决国际争端。威尔逊并且公布了他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内容之一，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均应享有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主权”。对于饱受凌辱和宰割的中国，这无异于纶音佛语。威尔逊的“和平纲领”，也赋予了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利。于是中国也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与曾经凌辱、宰割中国的“列强”平起平坐地讨论国际问题。这也让中国知识界兴奋不已。于是，威尔逊成为中国知识界崇拜的偶像。然而，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是相当有限的。威尔逊无奈地看着“巴黎和会”做出了出卖中国的决定。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依然无人理睬，不平等条约依然有效。更让中国人愤怒的，是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利益，竟由日本来“继承”。中国知识界从兴高采烈到义愤填膺，从一种亢奋到另一种亢奋。欧美的自由、民主，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眼里，显得那样虚伪。不理解威尔逊苦衷的中国人，更把账算在了威尔逊头上。于是，对威尔逊的讴歌、崇拜，变成了对他的憎恶、诅咒。恰在此时，把眼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的列宁，宣布无条件放弃帝俄时代从中国获取的权益。这顿时让苏俄取代欧美成为公理、正义的化身，更让列宁成为中国知识界新的偶像。中国知识界从崇尚欧美转变为崇尚苏俄;从讴歌威尔逊，转变为讴歌列宁：苏俄万岁!万岁!!万万岁!!!列宁万岁!万岁!万万岁!!!
苏俄无条件放弃在华利益的消息，是在维经斯基小组到达北京前夕传到中国的。可以想见，这对维经斯基在华的活动是怎样的有益。维经斯基一干人在北京受到知识界的热烈欢迎、追逐。列宁已成了圣人。而维经斯基们则是圣使。座谈、讲演，让维经斯基很辛苦，当然也让翻译杨明斋很劳累。维经斯基小组到北京后，杨明斋的职责当然就不会仅仅是翻译。他实际上担负起与中国知识界联络、接洽的种种工作。某种意义上，这个小组的真正领队是杨明斋。杨明斋先单独与李大钊接触，再安排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见面，杨明斋当然担任翻译。李大钊则用“万里投荒，一身是胆”来赞美杨明斋。(8)在北京活动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小组决定到上海去找陈独秀这一群人。1920年5月间，维经斯基小组带着李大钊写给陈独秀的介绍信抵达上海。过去比较通行的说法，是维经斯基在北京向李大钊提出了由李牵头在中国建党的建议，李大钊表示自己不适合此任，建议维经斯基赴上海找陈独秀。而张国焘则有不同的说法。张国焘回忆说，维经斯基一干人初到北京时，对中国的情形是十分隔膜的，甚至连陈独秀、李大钊的名字都未听说过。他们先通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接触。在此期间，他们通过了解知道了陈独秀其人，知道了陈的叱咤风云和光焰万丈。于是，杨明斋向维经斯基提出赴沪找陈的建议并为维经斯基采纳，一干人遂有上海之行。张国焘说，这情形是杨明斋后来亲口告诉他的：“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9)
四
我认为，杨明斋所说的，应是实情。维经斯基小组来到这十分陌生的东方古国，一定是很谨慎的。他们轻易不会亮出建党的底牌。而究竟选择何人担负这一历史使命，维经斯基也只能由杨明斋拿主意。在北京，他们与李大钊等人，应该也只是泛泛而谈，并未透露建党的设想。李大钊写给陈独秀的介绍信，也应该并无多少实质内容。如果最终选择陈独秀担负在中国建党的使命，确是杨明斋的建议，那杨明斋此举更意味着对中共的重大贡献。丰富的实际斗争经历，卓越的学术文化修养，巨大的思想影响，敏锐的政治眼光，心如铁石的性格，义无反顾的精神，大义凛然的气魄，万死不辞的坚毅，这种种条件集于陈独秀一身，使得陈独秀成为其时最适合担负这一使命的人。如果不是陈独秀来组建中国共产党，中共是否终于能发展壮大，还真难断言。
在上海，维经斯基小组首先与陈独秀见面，随即与《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玄庐)和《时事新报》张东荪等人接触。维经斯基们在上海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与上海这些人相遇不久，便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8月间，中共最初的班底———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等人。维经斯基与上海滩上这些人的磋谈，当然要由杨明斋做翻译。而杨明斋则是一个十分具有“个性”的翻译者。李达在1959年曾有这样的回忆：
……当时我们有一个很早的同志叫杨明斋，山东人，那时就有四十多岁，他曾经在帝俄的东方大学呆过，所以会俄文，维经斯基来中国后就由他翻译。他翻译时很有意思，维经斯基的话也好，我们的话也好，他认为不对的全不翻。这个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也不高，但却是个好人。后来他出去谋职业，从此再没有见过。(10)
杨明斋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翻译者。作为翻译者，他头脑里有一个过滤装置。维经斯基的话，他如果认为是不正确的，就被过滤掉了。陈独秀们的话，他如果认为是错误的，也被过滤掉了。如果他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这种过滤造成的麻烦还小些。要命的是他“马列主义”的水平并不高，这危害就很大了。李达说杨明斋“却是个好人”，周恩来也曾说杨明斋是“忠厚长者”。(11)看来杨明斋的个人品德的确没有问题，的确是一个“忠厚”的人。然而，却是一个忠厚的妄人。他在理论上应该是极其自信的，自信到固执甚至偏执的程度。理论水平再高的人，走向偏执也会显得荒谬。理论水平不高却很偏执，那就是十足的笑话了。可以说，杨明斋回到中国，与陈独秀这些同胞接触不久，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有了裂痕。陈独秀稍稍接触后，就会摸清杨明斋的底细，在内心深处也就有了对杨的轻视。而在理论上自信到偏执程度的杨明斋，也不会把陈独秀这些中国同志真正放在眼里。这就注定了他在中国的革命道路不可能顺畅。
根据张国焘的回忆，中共“一大”后，杨明斋才从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在这几年，杨明斋还做过几件也应载入史册的事。这时期，陈独秀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杨明斋则租住在渔阳里六号。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同时，决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请杨明斋指导俞秀松进行建团工作。不久，在杨明斋的住所，宣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的成立。所以，中国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成立的。可以说，杨明斋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十月革命”后，列宁既将眼光投向东方，要在东方落后国家引爆革命，就要从各方面对这些国家的革命予以援助。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莫斯科的成立，也是列宁东方战略之一部分。这所所谓的大学，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培训基地，为东方国家培养革命干部是其宗旨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迅速将选送知识青年到东方大学受训作为重要的工作。1920年9月，上海小组在杨明斋所住的渔阳里六号办起了一所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公开挂出招牌，并在《民国日报》连续数日刊登招生广告。广告宣称从事英、法、德、俄、日等多种外语的培训，实际上则只教授俄语。除俄语外，则是传播马列主义理论，用反对者的话说，就是进行赤化教育。在受训期间，则是尽量将党员吸收进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员在这里接受几个月的俄语和政治培训后，就被送往苏联。许多中共后来的职业革命家，就是从渔阳里六号走上革命道路的。曾在这里受训的曹靖华后来有如此回忆：“二十年代初，在举世闻名的所谓‘冒险家乐团’的上海，在当年的法租界的渔阳里六号住房楼下的一个大房间的门外，挂了一块木牌：‘外国语补习学校’。所谓‘外国语’者，实际只有一种：俄语。教师只有一位：杨明斋……实际上，这个‘补习学校’的代号，就是S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12)从这个“补习学校”向莫斯科派出的学员中，有刘少奇、彭述之、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其时名为柯怪君)、肖劲光、王一飞等人。
五
杨明斋理论水平不高却又自信到偏执的程度，为人忠厚老实、不通权变。这意味着他与以列宁主义为组织原则的政治组织，必然会发生严重的冲突。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
列宁对中共最迫切的希望，是在中国完成反帝的任务，即在中国切断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援，使得这些国家不再从中国掠夺财富以收买本国的无产阶级。但列宁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共要成长到能够独立完成反帝的任务，是遥遥无期的。于是，在中共成立的同时，列宁又把眼光投向了其时在中国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列宁在思量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在考虑怎样促使国共携手、共同反帝。1921年底，马林在列宁派遣下，由张太雷陪同，到广西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与孙中山进行了很深入的会谈。与孙中山的会谈和对中国的实际考察，使马林觉得国共必须合作。而“合作”的方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这当然并非平等的“合作”。当马林代表共产国际正式向中共下达这一指令时，从陈独秀开始，中共其时的全部几百名党员，绝大多数都是想不通的，都是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但其他人终于在思想上或放弃或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行动上则都服从了共产国际的决定，独有一人思想上不肯转弯，行动上也不愿妥协。这个人就是杨明斋。对此，张国焘有这样的回忆：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再与陈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此后，我再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13)
杨明斋个性之倔强，确为罕见。共产党员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得到列宁认可的策略。杨明斋不买陈独秀的账，还不难理解。可居然连共产国际和列宁的账也不买，就真有些不同寻常了。杨明斋是在苏联加入共产党的，是共产国际派遣其回到中国的。按理，当陈独秀等人不能理解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决策时，他应该站在共产国际和列宁一边，去对陈独秀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去说服中国同志服从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决策。可结果反倒是陈独秀、张国焘们去试图说服共产国际的使者杨明斋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这多少有些滑稽。对于列宁和共产国际来说，让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也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中共成立后的数年间，发展是很缓慢的。在1925年“五卅”前夕，全部党员也不到一千人。当列宁和共产国际考虑让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时，中共全部党员只有几百人，在实力上与国民党根本不对称。既然实力如此悬殊，要寻求平等的合作，当然不可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有“投靠”的意味，但非如此，孙中山不会接受两党的“合作”。所以，孙中山当时打出的旗号是：“联俄容共”。一个“容”字，把并不平等的关系表达得很清楚。对于与国民党的这样一种“合作”，杨明斋之所以特别不能接受，除了性格方面的因素外，恐怕也因为他对这新生的中共特别有感情。在他的意识里，恐怕把自己视作了中共真正的缔造者。中共后来在农村搞合作化运动时，有一种忠厚老实又勤奋过人的老农，对合作化十分抵触。好容易有了一亩三分地，还是自己起早摸黑开荒开出来的，正盘算着怎样靠这点地一点一滴地发家致富，却忽然要将这地交出去，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杨明斋对国共合作的抗拒，心态上正如后来那类抵触农业合作化的老农相同。
杨明斋果然离开了中共中央。但他并没有到甘肃，而是到了北京。前面说过，杨明斋在理论上是极其自信的，自信到偏执的程度。张国焘说杨明斋曾“崇拜”陈独秀，恐怕并不确。他如果真崇拜陈独秀，就不会在为陈独秀翻译时，过滤掉他认为“不对”的话，也不会终于不接受陈独秀的劝告拂袖而去。在理论上，杨明斋应该是自有一套主张的。回国后的数年间，忙于建党、建团、办外国语学社等事务，他没有可能系统地表达自己的理论思考。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在理论上一显身手了。共产党，无论哪国的共产党，都视意识形态为头等重要的问题。组织上的领导权固然重要，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也决非次要。组织上的领导权，必须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中共成立后，陈独秀既握有组织上的领导权，又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或者说，陈独秀既是政治上的权威，又是理论上的权威。在为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交谈当翻译时，杨明斋会认为陈独秀有些话说得不对并不予翻译，说明他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的理论水平并不十分信服。中共成立后，陈独秀自然而然地成为党内的理论权威。而杨明斋内心深处，对陈独秀的这种理论上的权威地位，恐怕是并不十分认可的。我甚至猜测，杨明斋之所以公然与中央闹翻而只身去到北京，也包含着找一处清静之地展示自己理论水平的动机。
六
杨明斋首先选择了以批判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论见解。1923年前后，杨明斋租住在北京的一所寺庙里，埋头写着一本叫做《评中西文化观》的小册子。杨明斋选择两本书和一篇文章作为批判对象：梁漱溟的专著《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专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章士钊的文章《农国辩》。全书十四万字，自费由北京前门外一家印刷厂印刷出版，时间是1924年6月。
黄山书社2008年5月重印了杨明斋的这本小册子。详细地谈论这本小册子，实无必要。这本小册子，在书名上就颇不妥帖。所谓“中西文化观”，是一个外延极其宽泛的概念。古今中外，关于中西文化的一切看法，都可算作“中西文化观”。而杨明斋的小册子，只是分别评说了梁漱溟的一本书、梁启超的一本书和章士钊的一篇文章，天大的帽子，盖住的是一个小小的脑袋。在批判对象的选择上，杨明斋也显得很随意。杨明斋写作此书，应该主要是在1923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于1921年。李达在1959年回忆说：“我曾经看过杨明斋写了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大约有二至三万字，他给我看了以后，就设法拿去出版，结果没有出版了。”(14)这应该是梁漱溟此书出版后不久的事。梁著一出版，杨明斋就读了，并写了几万字的批判文章，试图出版。这说明，当杨明斋还在中央忙碌着时，就有确立自己理论地位的雄心并付诸实践。这几万字的文章当时未能出版，应该是找不到愿意出版者。杨明斋带着这几万字的文章到了北京，一定是想发奋写出一本在理论上产生轰动的书。把批判梁漱溟的文章做了扩充后，仍嫌分量不够，于是要再找点批判的靶子。这时候，恰好看到了刚刚出版的梁启超的专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刚刚发表的章士钊的文章《农国辩》，于是“拣到篮里便是菜”，将这一书一文分别批判一通，三部分凑在一起，就成了十几万字的小册子。从这里不难看出，杨明斋在理论上，在学术上，是一个根本没有入门的人。批判对象的任意选择，说明杨明斋既不具备起码的理论感觉，也对当时学术界的状况并无总体了解。
杨明斋意在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梁、梁、章对中西文化的看法。这实在是因为无知，所以无畏。读过几年乡村私塾的杨明斋，在中国文化方面，充其量只能说是初通文墨。此后长期做苦工、干革命，这文墨还剩几何，实在让人生疑。至于俄语，当然日常生活中的听和说没有什么问题，但俄文的阅读和理解能力，也是不能高估的。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杨明斋能够阅读并理解俄文的理论著作。杨明斋这样的人，用稍稍严格一点的标准衡量，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杨明斋，要与梁、梁、章论说“中西文化”，用班门弄斧来形容，都不足以说明其不知天高地厚。当然，杨明斋自恃有马克思主义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杨明斋究竟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待细想而后知的。李达说“这个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也不高”，“不高”是正常的。像杨明斋这样的经历，如果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倒是十分奇怪了。
把批判梁、梁、章的三部分凑成小册子后，杨明斋将其命名为《评中西文化观》。完成这气势磅礴的命名后，杨明斋提笔写了这样一篇短短的“自序”：
这本书是拿大多数社会生活的实事及其历史来批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农国辩》上的中西文化观。文化为社会生活，可也是由社会生活而产生;他并不是凭恐(空)而来的东西，只用不被自己的“地位”骗了肯走到大多数社会生活方面去观察，就不难看出文化与生活相应的实在情形。离开社会生活的实事讲文化，犹之乎离开人的生理高谈心境。
民国十三年六月一日杨明斋序于北京。
从这篇不到两百字的序，就能看出杨明斋的文化水平有多高了。杨明斋的汉语文言写作能力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是：他的汉语白话写作水平，还远没有到通顺、流畅、明白地表达思想的程度。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杨明斋撑死了也就懂得一点粗浅的常识。马克思主义也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杨明斋对之都一定有许多庸俗化的理解，一定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领会。这本常常是语无伦次的小册子凑成后，杨明斋便要设法出版。当初那几万字的文章出版很难，这回的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写得艰苦，出版也不易。余世诚、张升善的《杨明斋》中有这样的说法：“杨明斋为撰写《评中西文化观》一书，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艰辛。在成书过程中，杨明斋正身染疾病，他一面吃药治疗，一面坚持著述，每日里起居饮食以至煎汤熬药，全由他个人自理，生活异常清简。书成之后，在出版时又遇经济困难。后来，他拿出了自己的积蓄，加上诸多党内同志资助，在党的北方区委的关怀下，终于在北京前门外找到一家印刷厂，此书才于1924年6月得以印刷出版。”(15)
七
这样的出版物，当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妄人之所以为妄人，就在于因不自知而不气馁，如果不是这时传来了中央的召唤，杨明斋也许会接着写他的第二本书。
在国共合作中，苏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共合作后，在广州有苏联顾问团长驻，对国共双方都进行指导。苏联顾问当然需要翻译，于是有苏联顾问团翻译室之设。那时，国内的俄文人才是十分稀缺的。要找到一个能胜任翻译室之工作者，肯定比今天找到一只野生大熊猫要困难得多。连张太雷这样的中共重要干部，都兼任翻译之职，杨明斋这样的人岂能令其长期投闲置散。中央一声令下，杨明斋也就到了他不喜欢的国共合作的政治中枢广州，为苏联顾问团当翻译。据包惠僧回忆，当时为苏联顾问团任翻译者，还有后来成为越共领袖的胡志明。(16)
但杨明斋再作冯妇的时间并不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共两党共同哀悼，自在情理之中。苏联方面则借孙中山病逝之机，对中国做更大一笔政治投资。他们宣布：为了纪念孙中山，决定在莫斯科设立“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为中国的国共两党培养干部。从各地选拔的学员，要有专人负责张罗他们的出国事务，也要由专人负责护送他们到莫斯科。杨明斋当然也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于是，他又受命参与此事。1925年10月，杨明斋与周达文，率领第二批学员，从上海出发赴苏联，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孙冶方、张琴秋。11月底，他们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杨明斋则留在了中山大学总务处工作。想来其时中国学员已不少，需要有杨明斋这样的人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对此时的杨明斋，其时的中山大学学员盛岳(忠亮)后来有这样的回忆：
移居俄国的中国人杨明斋，在一九二〇年曾同维经斯基一起去过中国，他在中山大学的总务处工作。一九二五年，当中山大学还在筹备阶段时，杨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到莫斯科之后，他就开始在学校的总务部门工作。一九二七年夏，当我们全部都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卡时，杨明斋到了这个地方，向学友们告别。他说，他接到了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推荐他去中共中央做负责工作。因此他就要启程去中国。我听说他到上海后，中央审查了他的履历，估计了他的能力，指派他到天津去担任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工作。这就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17)
维经斯基写推荐信一事，应该不会虚假。杨明斋虽然是一个理论上的妄人，但却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好人、忠厚人。他不会撒这样的谎。但维经斯基并非共产国际的重要角色，他的推荐对中共来说并非必须执行的命令，1927年夏，这已经是国共破裂之后了。杨明斋回国后，陈独秀已经下台，瞿秋白开始掌权。瞿秋白比陈独秀更有理由轻视杨明斋。在陈独秀面前，杨明斋还有懂俄语和在俄国生活的经历这样的优势。在瞿秋白面前，杨明斋的这种优势可就化为乌有了。瞿秋白的俄文水平远非杨明斋所能望其项背。瞿秋白的理论水平、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瞿秋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掌握，都是杨明斋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瞿秋白中央知道杨明斋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忠厚人，更明白他是一个理论上的妄人。派他到天津去担负一些具体的工作，应该说正是避其所短而用其所长。
但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杨明斋不能甘心接受的。杨明斋故技重演，又一次到北京赁屋隐居，写起了他的第二本书：《中国社会改造原理》。据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说，大约在1928年秋间，杨明斋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共十五万字。出版当然不易。这种不可能有销路的东西，出版当然要自费。为省钱，杨明斋将书稿删至九万字。北京其时已改称北平。杨明斋的这上卷，于1929年2月在北平出版。也就在这时候，杨明斋化名杨和贤，到冀东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国文教员。其时车轴山中学由中共地下组织掌握，从校长到教务主任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据知情者回忆，杨明斋并不参加党的活动：“当时车轴山中学有了党的组织，他并没有在组织之内，原因我们不清楚，党领导的革命行动，他也未参加。”(18)杨明斋来到这车轴山中学，无疑正因为这里有中共地下组织并且掌控了学校。但杨明斋并不参加学校的党组织，我以为这正因为他之到来，并非受上级组织派遣，而是一种私人的行为。车轴山中学的中共地下组织，并未接到上级的指令，当然不能让杨明斋进入组织。其时的中学，早已实行新式教育。杨明斋在四十年前读过几年私塾。四十年间，做苦工、干革命，那几句“子曰诗云”恐怕早就忘光了。可以说，他根本不能胜任那时中学的国文教员之职。如果那时中学里有俄语课，他教点俄语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学校里并没有俄语课之设。他更不能去教从未学过的“声光化电”。这样，由中共党组织掌控的学校当局，就只能让他到国文课堂上去误人子弟了。但据当时的学生说，杨明斋在国文课堂上，也并不讲国文：“他给我们上国文课，但实际讲的是他自编的《伦理学》，用的是他编的油印讲义。”(19)国文课上不讲国文而讲“自编的《伦理学》”，也实在是妄人之举。我想，这既因为他实际上讲不了国文，也因为他要趁机进行革命宣传。而他之所以能如此违规而无碍，就因为学校为中共地下党控制着。如果我们今天能见到他当年的油印讲义，就知道那是怎样的胡言乱语了。
在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的身份讲“自编的《伦理学》”的同时，杨明斋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的下卷。也许是接受上卷不得不压缩的教训，这回只写了近十万字。余世诚、张升善的《杨明斋》中说：“1929年6月，近十万言的下卷稿写成。他在暑假期间回北京筹划了该书的出版。下卷的出版仍遇到了经济困难，他把在车轴山中学任教的工资和积蓄全部贴上，又争取了一些党内同志的援助，才得以在北大商办印书所印刷，由北平西单东方书店发行，在东安市场里的一个名叫‘佩文斋’的书店代售。”(20)
八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番，似乎未见有哪家出版社将杨明斋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重印。其实，这也不妨作为中共党史研究资料重新印刷出版的。这样的书，当然谈不上学术史、思想史的意义，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者，却也是一种有趣的资料。杨明斋总算是中共党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周恩来说杨明斋“忠厚”，应该是由衷之言，而且恐怕还有许多言外之意。以杨明斋的经历、身份，如果德性有几分像后来的王明，或有几分像他的山东同乡康生，一定能够在中共党内兴风作浪，一定能够做到让后人想忘记他也不能。他那么快地就从中共党史上消失，说明他是一个不搞阴谋诡计的人，说明他不是一个在政治野心驱使下不择手段的人。他试图在理论上确立自己的地位，虽然虚妄，虽然不自量力，但也算是光明磊落之举。再说，这样的学术妄人，也是代不乏人的。
大概在写作《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的同时，杨明斋就想着重返苏联。1930年春，杨明斋只身偷越国境到了苏联。中共建党后，就建立了与苏联之间的秘密通道。杨明斋应该是知道这种通道的。他此次偷渡成功，应该也因为利用了这种通道。杨明斋重返苏联后的情形，长期不为人知。山东的余世诚在2001年第7期的《百年潮》上发表了《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一文，对杨明斋生命中最后数年的情况有所披露。
杨明斋重返苏联后，即被逮捕，后被流放于托木斯克。在流放生涯中，杨明斋开始写他的第三本书。其时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这期间看望过杨明斋。据师哲说，杨明斋脾气很古怪，整天关在屋里，每天只生火一次，吃喝拉撒均在一室之内，因此室内脏乱不堪。就在这样的一室之中，杨明斋在勤奋地读着、写着。这说明，杨明斋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了。
1936年，斯大林开始了肃反运动。1937年，杨明斋再次被捕。在黑牢中挨了一段时间后，又被释放。出了黑牢的杨明斋，应该仍然继续着他的写作。既然偏执到精神错乱的程度，那就会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但苏联的政治保卫机构没有让他把第三本书写完。1938年2月7日，杨明斋又一次被捕，罪名是“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5月26日，枪响了，杨明斋应声倒在了苏联的土地上。(21)
一个本性忠厚的山东农民，就这样走完了他传奇性的一生。
2011年3月16日
注释：
(1)(9)(13)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一册，第136页、第86页、第304页。
(2)(3)(4)(8)(10)(11)(12)(14)(15)(16)(18)(19)(20)见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24页、第177页、第5页、第7页、第97页、第138页、第135页、第97页、第23页、第24页、第162页、第159页、第29页。
(5)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8月第2版，上册第416页。
(6)见刘达《我在哈尔滨工作的前前后后》，载《哈尔滨文史资料》第八辑。
(7)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142页。
(17)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52页。
(21)杨明斋最后几年的情况，见余世诚《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载《百年潮》200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