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远:准物权的理论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3 次 更新时间:2015-01-30 13: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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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 (进入专栏)  

   【摘要】 准物权同典型物权相比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但仍然属于物权范畴。准物权较特许物权、特别法上的物权的命名优点明显。观察和界定准物权的客体,宜采取多视角模式、时空结合观、宽严相宜的弹性标准、注重客体内部构成因素变化的方法。准物权在权利构成上大多具有复合性。准物权的产生离不开所有权这个母权,也时常需要行政许可,前者起“遗传”和“分娩”的作用,后者具有“催生”和确认的功能。准物权客体之上竖立的所有权就是准物权的母权。准物权具有排他效力、优先效力和物上请求权,但有特殊性,物权的迫及效力极少适用。关于准物权的单行法总体上属于行政法,但它们建构的基石却是准物权。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未从渔业权、狩猎权的层面规定,使其行政法规范的大厦不稳,存在结构性缺陷,立法目的反倒不易达到。

  

   由于矿产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对于社会、国家、人民的极端重要性日益显现,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准物权在划分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权利、义务的边界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准物权制度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物权法典乃至民法典的制定涉及到物权法典乃至民法典是否直接规定准物权,使得准物权成为回避不了的问题。近年来,关于矿业权、水权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渔业权和狩猎权的探讨也在着手进行,客观上需要抽象和升华出准物权的一般理论。形成准物权理论,不但是对物权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而且又可以反过来指导各类准物权及其具体问题的研究。本文尝试这方面的工作,其内容多属于方法论的范畴。

   一、准物权的定位

   既有理论在说明矿业权等属于准物权时,其衡量标准是客体具有不特定性。[1]的确,就绝大多数准物权而言,主要是在其客体具有特殊性方面同典型物权区别开来。不过,凡事不得绝对,如果把客体的不特定性作为构成准物权的唯一标准,那么因养殖权、航运水权、以特定池塘里的水作为客体的取水权等在客体方面具有特定性,就得把它们排除在准物权的范围之外。因渔业权以特定水域为客体,渔业资源在法律上并非独立之物,只是水域的构成部分,[2]在不考虑水质、水深、水温等因素的情况下,可以说具有特定性,所以它也不算作准物权。狩猎权的客体为一定的狩猎场所,在舍去生态环境因素的背景下,应该说具有特定性。尽管如此,通说仍然把它们作为准物权。所有这些都表明,把客体的不特定性作为构成准物权的唯一标准是不可取的。笔者赞成把视野放宽的思考模式,客体是否具有特定性、权利构成是否具有复合性、权利是否仅有排他性、权利是否具有追及力、权利的优先性是否具有特色等因素,均为判断某种权利是否属于准物权的标准。当然,客体是否具有不特定性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循此思路,对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的特殊性简要考察如下:

   (1)在客体的特定性方面,或者有的准物权不具备。例如,在探矿权、引取河流或湖泊之水的水权等场合;或者有些准物权要求不严格,例如,在以水面面积、取水期界定水权客体场合。在渔业权的情况下,舍去水质、水深、水温的因素,仅仅考虑水域的面积来界定渔业权的客体;在狩猎权场合,略去生态环境因素,只看到了有形的场地,都呈现出对准物权客体的特定性要求不严格。(2)在权利构成方面,矿业权、渔业权和狩猎权具有复合性。以渔业权为例,第一方面的权利为占有一定水域并养殖、捕捞水生动植物,第二方面的权利为水体的使用权,第三方面的权利为保有水体适宜水生动植物生存、成长的标准。再如矿业权,一方面的权利为在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内勘探、开采矿产资源之权,另一方面的权利则为特定矿区或者工作区内的地下使用权。[3](3)在排他性或优先性方面,水权具有优先性,原则上无排他性;[4]养殖权具有排他性而无优先性,在同时并存于同一水域内的数个捕捞权相互之间无排他性,在对非捕捞权人的权利方面具有排他性。矿业权具有排他性,也有优先性。[5](4)在权利是否具有公权色彩方面,矿业权、水权一般都认定为具有公权性,[6]而日本的渔业法却认为渔业权为私权,[7]在中国台湾,新主体说主张渔业权属于私权,并成为有力说。(5)在权利取得方面,大多需要行政特许。(6)在追及效力方面,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都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产生。(7)在一物一权主义方面,捕捞权有时无从体现,养殖权的一物一权主义体现在特定水域上。在取水权场合,因客体未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中独立出来,难谓奉行一物一权主义。航运水权也往往数艘船舶航行于相同的航线,不宜解释为贯彻了一物一权主义。

   正因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具有如此多的特性,同典型物权相比,存在着差距,但在总体上又呈现着相当的共性。为了比较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关系,人们用准物权的概念来概括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权利。

   上述个性表明了准物权根本就不是物权,还是只反映出准物权为一类具有特殊性的物权?赞成第一种观点的有之,所谓渔业权原本就不是物权,[8]即其例证。笔者则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准物权的上述个性只是在符合物权基本属性前提下的特殊性,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与典型物权的共性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该共性更应受到法律的重视和评价。例如,它们都具有绝对性(程度不同)、支配力、对抗效力、物上请求权、实行法定主义等。所以,准物权仍然属于物权范畴。它之于物权,不同于准合同之于合同,因为准合同根本就不是合同;[9]相反,犹如准侵权行为之于侵权行为,仿佛德国法的准物权行为之于物权行为,因为准侵权行为就是侵权行为的一类,[10]准物权行为属于物权行为。[11]强调这一点,旨在显现它们的法律效果往往相同或相近,在渔业法、水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无相应的具体规定时,适用物权法乃至民法的规定;[12]在渔业权、水权、矿业权、狩猎权是否存在或者其归属发生争议、它们遭受不法侵害等场合,依然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存在着确认之诉、给付之诉等。同时不漠视其差别点,旨在宣示物权法须为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准物权留足成长的空间,但不宜详细规定,包揽一切;每种准物权及围绕它生成的大树宜由单行法加以规范;对于行政许可存在异议时,可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一些专家认为,准物权的概念不易理解,倾向于把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称作特许物权。[13]特许物权这一概念的优点是,对于水权、矿业权、渔业权、狩猎权等是经过行政的特别许可而生的性质,使人一目了然。但这同时为其缺点,因为有些准物权并非经过行政特许,而是基于其他事实而生。例如,在我国,家庭生活用水的水权无须行政许可,当然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48条第1款)。在英美,基于河岸权当然取得水权,也不需要经过行政许可。[14]还有,特许物权的概念主要是摄取了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取得时所呈现的特色,并且凸现公权色彩。实际上,公权性只是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准物权的属性之一,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准物权的性质丰富多彩,它们在总体上应被定位在私权范畴,并可以被准物权的概念所涵盖,何况日本渔业法认为渔业权就是私权。[15]所以,本文采用准物权的概念。

   有学者以特别法上的物权来概括矿业权、养殖权、水资源利用权等,[16]这符合事实。问题在于,这种概括主要是标示了矿业权等物权的出处,未充分揭示这些权利的属性。与此不同,准物权的概念则强烈地宣示着渔业权、水权、矿业权和狩猎权等与典型物权的类比关系,暗示出这些权利的性质。所以,本文更愿意采用准物权的概念。

   在物权性上,尽管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在一物一权主义方面,水权表现得较弱;在优先性方面,水权表现得丰富多彩;在权利构成上,矿业权、渔业权、狩猎权具有复合性,而水权呈现着单一性,等等,[17]但是仍未超出一般准物权与物权之间关系的标准。因此,上文的结论依然适应。

   如何看待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为准物权的观点?在现代民法上,诸如所有权、地上权(在我国现行法上表现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农用权(在我国现行法上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典型物权以有体物作其客体为原则,以权利作客体为例外,它未将权利抵押权、权利质权作为常态,视为典型,换言之,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同典型物权相比尚有差距。在以所有权、地上权、农用权、地役权等典型物权作为判断标准的分析架构下,因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确实不够典型,所以,称它们为准物权无可非议。由于法律对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有规定时,适用此类规定;无规定的部分则分别准用法律关于抵押权的规定、关于动产质权的规定,[18]所以,把它们叫作准物权有其根据。但应注意,如果说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不同于典型物权之处既多又大的话,那么,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相同于典型物权之处则居于绝对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多数学者不把它们叫作准物权,而是迳称之为物权。正因如此,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权独有的规范相对较少,受公法规则的限制有限,而准用乃至适用抵押权的规范、动产质权的规范很多;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则拥有许多独特的规范,特别是受大量的公法规范的规制,准用典型物权规范的情形较少。

   二、观察和界定准物权客体的思维模式及方法

   对准物权客体特殊性的揭示,仅仅沿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尚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应发展出新的思维模式及方法。笔者认为,多视角模式、时空结合观、宽严相宜的弹性标准、注重客体内部构成因素的变化的方法,应予采用。

   (一)多视角模式

   观察和界定物权及准物权的客体,至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把物权或者准物权的客体简单地描述、评价为一个物,客体的许多物理的、经济的乃至于生态的属性被弃之一旁,不进入法律评价权利客体的视野。这种模式可被看作单视角模式。因其在许多物权、个别准物权类型中能满足权利主体的要求,同其他制度及模式的衔接、配合得当,故在实际生活中运用普遍。法律最早认可的就是这种模式。另一种模式是把物权或者准物权的客体立体化,多视角地观察和界定,既着眼于客体的水平方向,又注意到客体的垂直方向;既对客体总体把握,又关注客体构成分子的性质变化,以满足权利主体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复杂、高效益的要求。这种模式可被称为多视角模式,或者叫作立体化方法。因其照顾到了权利主体需要和负担能力的平衡,符合客体的物理性能结构和交易实际,体现了物尽其用的效益原则,故其运用越来越广泛。观察和界定矿业权、渔业权乃至狩猎权的客体应该采取第二种模式。例如,在矿业权场合,不仅从矿区或者工作区的地表、水平方向着眼,而且注重矿区或者工作区的垂直方向。在渔业权场合,不仅水面,而且水深、水质、水温乃至水体含有的营养成分,均应受到关注。由于不同种群的鱼所生活的水层不尽相同,为法律采取区分渔业权的形式提供了可能。

   (二)时空结合观

   以往理解物权客体的特定性,基本上是聚焦于客体自始至终保持不变这点上,简言之,将特定性等同于同一性。实际上,这来自对所有权人、一般用益物权人支配客体的现象的直观归结,仅仅反映了所有权和一般用益物权对其客体在存续上须保持同一性的要求。所有权以特定的有体物为客体,该特定物灭失,所有权便归于消灭,显然该特定性在客体的存续上即表现为同一性。一般的用益物权以有体物为客体,用益物权人通过反复地、不断地使用该有体物而实现其利益,达成物权的目的。该有体物必须存在并于其存续期间保持同一性,它一旦灭失或被消耗掉,立于其上的用益物权便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客体有无同一性,直接决定着一般用益物权的存废。

但应看到,将特定性等同于同一性的思维模式具有若干缺陷,其表现之一就是它不适当地舍弃了物权客体特定性在空间上的要求。这对于认识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的客体来说,会出现不适当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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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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