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建远:合同解释语境中的合同主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 次 更新时间:2019-05-16 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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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 (进入专栏)  

   【摘要】 在诉讼或仲裁的程序中,合同主体解读系争合同的约定,此时此地他是(无权)解释合同的主体,是主审法院或仲裁个案的仲裁庭对系争合同进行有权解释的辅助人,而非合同解释的客体。 但在合同纠纷中裁判者认定某特定意思表示究竟为谁发出、谁接受等问题上,合同主体反倒成了客体,即合同解释的对象。解释者于解释合同时必须审视缔约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决定是否认定有关合同无效;即使认定有关合同有效,这些能力也可能影响法律的适用以及权利义务的态样。非法人组织作为缔约人的,应当径直以其是合同主体的规则处理,而不得适用代理的规定。幼儿园对于在园的小朋友、小学对于在校的小学生,应当以其享有部分监护权来对待,不应以侵权法规范小朋友、小学生在园、在校期间所受损害的赔偿为由否定这种部分转移监护权的民事法律关系。对于隐名合伙人资格的认定,既要遵循合同相对性,又要看到它是一种客观事实,不宜沿用显名合伙人的规则来认定隐名合伙人的法律地位。

   【中文关键词】 合同解释;合同主体;主体身份;非法人组织;隐名合伙人

  

   一、概说

  

   在诉讼或仲裁的程序中,合同主体解读系争合同的约定,此时此地他是(无权)解释合同的主体,是主审法院或仲裁个案的仲裁庭对系争合同进行有权解释的辅助人,而非合同解释的客体。对于无权解释的主体、有权解释的辅助人,笔者另撰专文,此处暂且不论。本文的任务是,探讨作为合同解释对象的合同主体——缔约人,或曰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承受者,或曰合同当事人。

   合同条款由缔约人合意而成,由合同主体承受合同条款产生权利义务,加上主体适格与否在某些情况下影响合同的效力,故解释合同时将合同主体弃之一旁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不明智的。再者,解释合同是纯从意思表示受领人一方考量,还是也注意到表意人一方,有时会影响结果,因而有学者主张规范解释时须顾及表意人。[1]另外,在解释合同的模糊条款时,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版)允许法院受“正义感”导引,探求正当的结果会考虑到所有案件的衡平,包括当事人的身份等。[2]最后,合同主体在合同的洽商、签订、履行乃至责任承担等环节,的确为主体,而非客体。但在合同纠纷中裁判者认定某特定意思表示究竟为谁发出、谁接受等问题上,合同主体反倒成了客体,即合同解释的对象。

  

   二、权利能力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及价值

  

   合同主体作为合同解释的客体,那是解释者视野中的现象。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作为形成该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的发出者或受领者,合同主体终究是主体。所谓客体,只不过是以合同解释者为坐标时的称谓和现象。或者说在合同解释的法律关系中,合同主体是客体,但这不会也不应该动摇在另外的法律关系中,即在合同法律关系中合同主体的主体地位。由此决定,解释合同时,解释者不得不坚定地还原合同主体在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

   作为合同主体,法律对其有一系列要求,如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当事人的身份等。在自然人作为合同主体的场合,现代法一视同仁地赋予自然人权利能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3条、第14条的规定。此类问题在合同解释中显得简单得多,本文也不过多着墨。

   法人作为合同主体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施行的历史时期,法人的权利能力被限制在其营业执照列举的经营范围之内,法人超出其营业执照列举的经营范围而签订经济合同或者不具备法人资格者签订经济合同的,一般要确认经济合同无效。例如,1984年9月17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第1款第1项规定:经当地全面普查登记后,仍不履行规定手续,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认可的组织,应视为不具备法人资格;未经上一级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成立的经济组织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视为无效。1985年7月25日公布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确认和处理无效经济合同的暂行规定》第1条第1款规定了经济合同因所谓主体不合格而无效的三种情形:(1)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以法人名义签订经济合同的;(2)未经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以个体经营户名义签订经济合同的;(3)国家法律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签订经济合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在理念和规则方面实质性地改变了这种格局,不再区分经济合同与非经济合同、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国内合同与涉外经济合同,而是统一地调整它们。这样,合同不再因缔约者不是法人而归于无效,不再因法人从事交易的范围超出其营业执照所列项目而一律归于无效,合同无效的原因被限制在《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明定的种类之中。

   不过,对于有些合同类型,法律仍然关注当事人的营业范围。例如,普通公司(即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否则,所签金融业务的合同归于无效。

   解释合同时,解释者必须审视上述因素,从而决定是否认定有关合同无效;即使认定有关合同有效,权利能力也可能影响法律的适用以及权利义务的态样。例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法释〔2015〕18号)第1条第2款的规定,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2015〕18号,进而,在利率方面,也不适用法释〔2015〕18号第26条、第28—31条规定的关于年利率6%、年利率24%、年利率36%的内容。

  

   三、行为能力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及价值

  

   起初的民法学说把法人的经营范围以及超出该范围缔约作为权利能力问题对待,后起的民法学说则改采行为能力限制说,甚至采代表权限制说。[3]这有其合理性。因为权利能力作为民事主体之所以为民法上的“人”的实质要素,甚至是民事主体的同义语,且为抽象的、不可分割的,它不会部分地欠缺,也不会部分地丧失,而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人格减等,奴隶非“人”,甚至外邦人在罗马也无人格,那是久远的罗马法上的旧制了。依现代伦理,只要是民法上的“人”,其就有权利能力;只要有权利能力,其就是民事主体。既然如此,法人超出其经营范围签订合同,在合同效力依法不受影响的领域,既不涉及权利能力也不涉及行为能力。但在法律严格限制法人的经营范围的领域,如果法人超出经营范围签订合同并非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所致,那么,从行为能力欠缺的视角来看,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甚至适用该条第4项的规定,更合逻辑;如果法人超出经营范围签订合同系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所致,那么,是依据法人超出经营范围而论,还是作为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对此不得不辨明。

   笔者认为,此处是在法律严格限制法人的经营范围而法人超出该经营范围的前提下讨论问题的,因此,应当以法人欠缺行为能力论处,不得作为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即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甚至适用该条第4项的规定,认定此类合同无效;而不得适用《合同法》第50条关于越权行为的规定、《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的规定,以防因相对人善意而使越权行为有效的结果发生,避免《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第5项的立法目的落空。当然,如果不涉及法律严格限制法人的经营范围,或者说不存在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第5项的余地,那么,在法人超出经营范围签订合同乃因法定代表人越权所致的场合,就只得适用《合同法》第50条、《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的规定:在相对人为善意时,法人不得否认系争合同的效力,必须承受系争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相对人为恶意时,法人可以否认系争合同的效力,但仍须负担《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

   这些虽非意思表示,但合同解释者在解释合同时必须面对它们。这样,合同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便进入了合同解释的视野。合同涉及当事人的行为能力的,还有法定代理、委托代理的介入,解释合同时同样要面对。

  

   四、非法人组织在合同解释中的地位及意义

  

   甲会计师事务所主任(负责人)张三与乙公司签订A审计合同,亲笔签名,未加盖甲会计师事务所印章。此后,甲会计师事务所以张三无权代理为由拒绝承认该审计合同。对此,笔者不予赞同。因为甲会计师事务所不同于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而是《民法总则》承认的独立于自然人、法人的第三类民事主体;张三作为甲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不是其代理人,而是其代表。既然如此,处理该案就不得适用代理制度,而应适用《民法总则》关于非法人组织的规定。在这样的前提下,便有如下结论:签订A审计合同正是甲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张三在此活动中有代表权,A审计合同有效,除非存在《民法总则》第144条、第146条第1款、第153条、第154条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的情形。该案及其处理提醒我们:非法人组织缔结合同与法人的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签订合同,二者的法律后果不同。这要求法律人务必清醒地识别它们,分别适用法律,正确认定合同效力。接下来尝试该项工作。

   众所周知,《民法总则》除了规定自然人(第13—53条)、法人(第57—101条)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还破天荒地确立非法人组织为第三类民事主体(第102—108条)。所谓非法人组织,按照《民法总则》的设计和规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第102条第2款)。它们不同于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公司的职能部门、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等机构,主要表现如下。(1)非法人组织自成一体,“顶天立地”,就组织结构而言,其上再无更高的管理层(至于行政管理机关对非法人组织的管理,那不属于非法人组织的组织结构范畴);而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公司的职能部门、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等机构,其上还有管理层,如银行总行、公司总部等团体。(2)非法人组织有自己的财产(《民法总则》第104条);而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公司的职能部门、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等机构则无自己的财产,其所辖财产归属于银行总行或公司等团体。(3)非法人组织须经登记,甚至须经有关行政机关批准(《民法总则》第103条);而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公司的职能部门、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等机构有的经过登记,有的则无须登记。(4)非法人组织存在破产问题,而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公司的职能部门、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等机构不存在破产问题,除非银行总行、公司等团体破产。(5)非法人组织对外实施法律行为如订立合同,独立进行,不适用代理规则,除非其特意委托他人代为实施;而银行的分行及支行、公司的职能部门、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等机构对外实施法律行为,只是以其所归属的法人的代理人名义表示意思或接受意思表示,必须适用代理制度(《民法总则》第74条第2款、第170条)。诚然,在实务中,不乏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以自己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之例,但在法律后果上,近些年来特别是《民法总则》颁布实施之后,很多主审法院、仲裁庭一方面不因此而否定此类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将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归属于作为法人的建筑公司,一句话,还是把缔约的建筑公司的项目工程部作为建筑公司的代理人看待。

《民法总则》相对谨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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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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