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通人金克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9 次 更新时间:2015-01-27 12: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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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  

  

《金克木集》  金克木著  三联书店  2011年5月第一版  全八册,680.00元

   金克木先生喜称自己是杂家,人们一般也多以杂家视之。杂家,古九流之一。《汉书·艺文志》云:“杂家者流,盖出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无不贯。”但杂家不是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只知收集别人的说法。相反,杂家实集众家之说,融会贯通而成一家言者。吕思勉先生说:“惟杂家虽专精少逊,而闳览无方……后世所谓通学者之先驱也。”(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58页)可见杂家者,通人也。王充《论衡·超奇篇》曰:“博览古今者为通人。”按此标准,金克木先生可谓通人否?三联书店去年出版的八卷本《金克木集》,应该使我们有理由得出肯定的回答。

   “通”乃中国古人为学的目标,通人更是对读书人的最高评价。但通并不仅仅是饱览群书,博闻强记,如金庸笔下的王语嫣,对各家武术门派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却只是一两脚书橱而已。诚如王充所言:“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论衡·超奇篇》)通人者,贯通淹博而外,还要能“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荀子·不苟》),对各种各样现实的和一般的问题有深入的认识和明睿的思辨。也就是说,通人不以掉书袋为胜,不以博闻强记而自得,“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记·学记》)。通人之可贵,恰恰在于不拘于一艺一技,而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人必须也是思想家。

   但在学术分科越来越细,崇尚专门家的现代,通人已成濒危物种。前几年报载英国传媒调查,如今整个英国的通人不足四十,且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而自钱锺书、金克木先后谢世,中国如今是否还有通人,大有疑问。今日的社会是否还会重视通人,更是大有疑问。现代社会崇尚工具理性,或者说计算理性,重术不重道,当然也就只重专家,不认通人。一提学问,人们总是想到专家,而不是通人,以为专家是术业有专攻,而通人则不过是样样知道一点,但样样都不精通,不免会讲外行话,甚至不懂装懂。

   其实正如吕思勉说的:“专门家虽有所长,亦有所蔽。”(《先秦学术概论》)专家者,尤其是现代专家,只要求你见树不见林。教中国哲学的人,不必读过《理想国》;研究《说文》者,不知道索绪尔也没有关系。相反,一个研究《史记》的人谈论《路易十四时代》可能会被目为不务正业,是三脚猫或野狐禅。

   一样是学贯中西,人们一般不会认为钱锺书是杂家,因为钱先生的学问基本在文学或文艺学的范围内;而金克木的著作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史哲经、古今中外、自然人文,无所不包,无所不谈。比起历史上的杂家,金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学问之杂,前无古人是可以肯定的,后无来者也可以基本断言,除非人类最终能摆脱讲究“专业”的时代。

   但真正的通人一定是专家,例如乔治·斯坦纳(GeorgSteiner),他的文学研究、翻译理论、文化研究诸方面的成就,无一不可称为专家,甚至驾许多专家而上,即便是他写海德格尔的小册子,也得到专业哲学家的肯定。金克木先生也是如此。在我国印度文化研究界,要找出超出他水平的专家恐怕不太容易。他对诸多外语的掌握,也是一般外语系的教授难以望其项背的。他的《八股新论》,恐怕我们现在许多研究国学者未必写得出。而他的两大卷译著,也足以证明他的“专业”资质,远非现在粗通外文就率尔操觚者可比。总之,要以专门家论,金先生至少可以是几个方面的专家。

   但总体而言,金克木首先是通人,其次才是专家。他提倡“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金集》,5/409,即《金克木集》第5卷第409页,下同)。然而,由于他言论思想涉及的范围极广,尤其他的许多文章不是以所谓学术论文的形式,而是以散文、小品和杂文的形式写就,这就使得一些人不免会觉得他不够专业,有时甚至是在“乱说”,“硬伤”也许都不难找到,等等。所以不要说对他的专门研究,就是征引他的观点的恐怕都不会多,最多把他作为高级“谈助”。即便如此,金克木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远在许多专家之上,因为他给这个时代留下了最稀缺的东西——真正的思想。虽然至今还没有人对他留下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它们的价值却丝毫不会因此磨灭。

   尽管有资格当专家,金先生却不认为他是专家。用现在的流行语说,金先生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只有小学文凭,只有小学文凭的人而能长期在一流高校任教,近代中国不知几人。他学问基本靠自学得来,只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兴趣出入各个学术领域,大开大阖,不受羁绊。他后来在《旧学新知集》的自序中说,正是由于专看自己要看的书,“胡乱看过的书比人家要我读并背诵下来的书多得多。于是……成不了专门‘气候’……成不了专门家”(《金集》,4/6-7)。

   金克木不愿承认自己是专门家,却总是以思想者自许。请看他对自己的描写:“一个白发老人坐在窗下,微闭双目,想着本世纪的世界思潮变化和当前中国思想家提出的问题。现在快到‘世纪末’了。”(《金集》,4/429)这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感和宏阔历史眼光的思想家。不了解这一点的话,很可能会认为他像上世纪末的一些文化顽主或思想领袖一样,赶时髦、凑热闹,大谈国学和西学,符号学、诠释学、信息论、格式塔心理学、现象学、比较美学,什么流行谈什么,以示自己能与时俱进,引领潮流。实质上他无论谈什么都是在谈思想,谈他对中国和世界种种大问题的思考。我们也许不缺专家,但这样真正的思想者却是并不多见。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思想家思考问题都局限于中国本身,纠缠于古今中西、改良革命、姓社姓资,等等,很少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现代性的视野下来思考,很少把中国问题视为当代人类面临的根本危机的一部分。金克木则不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至今还被一些人缅怀的时代,当时人们不是认为希望在西方文化(多数),就是在东方文明。惟有他清醒地看到:“人类能控制自然,但控制不住自己,只会由一部分人镇压和屠杀和谋害另一部分人,这是自然的嘲弄和报复,是十九世纪的人想不到的自然的反抗……人类毕竟没有真正认识自然,也没有真正认识自己,认识的只是可分析的静止的现象结构,不认识整体的变化的气质。人类仍然是盲目的,或不如说是眇目的,睁开了看细节的一只眼,那能看深处气质的一只眼还没有睁开。人类又是近视的,只见眼前,不去看文化正在向反面急转直下。”(《金集》,4/476-477)如此一针见血对现代文化痼疾的诊断,实不多见。

   但金克木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世界文化还没有老,还能不断产生新思想。中国文化有点老态,但还可以‘返老还童’”。他自己虽然是白发老人,“不过还可以有青春的思想和青春的语言”(《金集》,4/485)。八卷本《金克木集》记录了这个年轻的老人为使中国文化“返老还童”而做的种种努力。

   现代文化对细节越来越重视,却失去了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聪明的专家不少,却没有指点迷津的巨人。在学术研究中,则表现为以专门家自傲,以所谓学术排挤思想,“喜资料而轻探究,喜笼统而轻分析,喜答案而轻问题,好学而轻问,好研而轻究”(《金集》,4/492)。这在今日中国尤其如此。

   但金克木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异数。他对被许多人视为神圣的学术工业那一套其实是极端藐视的。他不断说自己是杂家,是乱读书,是野狐禅,其实正是为了表示他对无思想的所谓“学术性”的不屑。他有学问,而且有大学问,他和梁漱溟一样,是问题中人,但未必不是学问中人。

   金克木不是职业哲学家,他不习惯用纯粹概念进行抽象思维,而更喜欢从文化现象中破解文化之谜。他晚年好谈符号学,原因即在此。在他看来,世界是经过解释的世界,这一点和释义学的观点一样。无论是书本、公式、民俗还是自然现象,都是符号,都渗透着人们对世界的解释。破解这些符号,就可以看到后面文化的秘密。要破谜,说明有疑。金克木说他几十年在“信与疑之间翻腾”(《金集》,4/677),但他比许多人疑得多些。

   例如,对于许多人不但不疑,反而作为图腾来崇拜的“五四”,他就疑得厉害。他不像许多人,说是疑,实际只是在不同立场之间选一个。既然反对改良,便主张革命。反之亦然。没有思考,只有站队。而金克木的怀疑立场却要激进得多,在他看来,“七十年以至一百多年以来,《皇清经世文编》、《富强斋丛书》、《新民丛报》、《民报》、《新青年》都是病急乱投医,下药不辨症,又想服一味药就见效,包医百病,药到病除。可惜仙丹难得,所以时灵时不灵。”(《金集》,5/151)问题不在要不要告别革命,也不在究竟应该如何看“五四”,而在于为何至今还是“想服一味药就见效”的心态。即便是“德”、“赛”两先生,“也不能是一味‘独参汤’,可以起死回生,当场见效”(《金集》,5/154)。

   但中国人却正是把“德”、“赛”当作“独参汤”请来,“为的是医治贫弱,对付迷信和专制”(《金集》,5/155),实际却是把它们当作把门的哼哈二将挂在那里,从来不去好好研究。既不好好研究这两位请来的门神,也不好好研究自己的病情。即便是反省自己,“那种看别人眼色下笔的交代和检讨并不是认识自己的好办法”(《金集》,5/152)。中国近代的文化难题是西方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还没有接上气。一边全是欧洲的,一边仍旧是中国老式的思想方法,两下不接头,使我们吃了大苦头”(《金集》,4/493)。金克木并不主张弃中就西,或全盘西化;他只是要求中西对话,彼此通气。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明白自己,“不明白自己的思想底子而去学人家,很难学进去,或则进去了又出不来”(《金集》,4/421)。他自己晚年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都是为了认识自己而写的。

   但与许多人不同,他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识,也不像寻常学院派那样规行矩步,人云亦云;而是我行我素,独辟蹊径。一般讨论文化问题,往往注重的是浮在面上的、与文字书籍有关的文化,也就是有文的文化或者说显文化。而金克木却提出“无文的文化”或“隐文化”的概念,甚至他的一部文集就叫《无文探隐》。这是相当值得我们关注的思想。研究文化,必须研究该文化大多数人的心态,人们的内在心态构成了一种文化的核心和真正的秘密,而人们的心态并不仅仅表现在文字作品中,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大多数人都为文盲的社会,人们的心态首先和多数表现在无文字的东西而不是文字中。“不读书本的自认没有‘文化’,其实在文化中地位也许更重要。”(《金集》,4/492)这就是“无文的文化”和“隐文化”概念提出的基本设想。

   金克木指出:“中国人的多数向来是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或者识字而不大读书的。他们的心态的大量表现就是长期的往往带地域性和集团性的风俗习惯行为或简称民俗。这不是仅指婚丧礼俗、巫术、歌谣,这也包括习惯思路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因果。”(《金集》,4/694)这其实就是西方人ethos这个概念的所指,它是一个文化最深层也最稳定的核心,是有文的文化或显文化的基础。“文化,文学,脱离了这个土地是生长不出来的。”(《金集》,4/708)没有这种无文的文化或隐文化,有文的文化或显文化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因为有“文”中隐伏着无“文”。无文的文化,才是有文的文化的根本和基础。

葛兆光在写他的《中国思想史》时,试图突破传统以精英和经典为主要对象的思想史写作思路,提出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它“可以成为精英与经典思想发生的直接的土壤与背景”(《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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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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