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保险朋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3 次 更新时间:2015-01-27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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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木 (进入专栏)  


迢迢几万里飞来的信:

“以后我不写信去,你就别写信来了,这个朋友总算是全始全终吧?”

这是绝交书吗?不是。原因早已知道了。“来信字改大了,太大了,但墨色太淡,看信仍旧吃力。写信也太辛苦了。”“你的一大包信怎么办?”信封上有地址。姓上加了一个姓,外国名字改成中文两字拼音。那是我给她取的名字。

这是“终”吗?不是。这友情是有始无终的。“无终”是“无绝期”。但不是恨,是情,是友情。如果说“全终”是“有终”,那就是1990年春初这封信。

始,l934年春初,北平(北京),沙滩,北京大学红搂,四层楼角上一间小教室。法国救授在这里教法,讲散文、小说。这是外语系法文组二年级,学生只有一个人。课堂上倒坐着七八个。多出来的都不是北大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的。一个年纪大些,过三十岁了吧?一个很年轻,过不了二十岁。课堂上大家互不交谈。

1933年夏天,张家口起兵抗日失败。不少青年说,还是埋头书本吧。有位朋友从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从英文学法文的自修书送我。那时我会看英文小说还不久,又进了法文新天地。学完了,买了本法文文选,读不懂。北大的法、德、日文组都停办了,只有残余。外文系变成了英文系。法文组剩下二年级和四年级。我便去公共外语的法语班上旁听。原米老师是法国巴黎公社著名人物的后代。上了几堂课只算是练习发音。

有一次课后我到教员休息室去,拿着这位教授编的文选去问。还不能说法语,只好对付讲简单英语。他正在穿大皮袍子要走,见到我问这本书的问题有点奇怪。

“你是哪一系的?”“我不是学生。"“哪里学的法文?“自己学的。”

他停了一下,望着我,似乎不信;然后仍用英语说,现在他没有工夫回答我的问题。我可以去听法文组二年级的课。他教小说。寒假到了。下学期去上课。说完,又用法语说,他希望下学期在课堂上见到我。“再见”。

于是我挤进了这七、八个人的行列。正式生一脸不高兴。怎么又多了一个?

年纪大的女生自称“沙鸥”。她法语说得不怎么样,英语很流利,常在课后和老师说话,一句法语带上几句英语。这是个热心人。很快她便认识了我。知道我无学无业,劝我跟她学英文打字。由于她,一年以后我才当了大半年的图书馆职员,正是在她的手下。学法文时她还没有结婚,经常拿我开玩笑,说话有点肆无忌惮。可惜我年轻不懂事,后来突然告别,不做她的部下,一定使她很难过。不过十几年后再见到她时,她仍然热心给我帮忙,没有埋怨我一句。

年纪小的女生除老师外和谁也不曾打招呼。大家轮流各读一段书,读完了回答老师的提问,再听老师讲。只从老师嘴里才知道各人的姓。可是两个女的,一个是把别号似的名字改成法文,一个只有法文名字,连姓也不知道。沙鸥告诉我,那个女孩子是天主教会办的圣心女校的学生,所以法语讲得好。确实她的程度恐怕要算全班第一。她是当时的“摩登小姐”打扮。我把她当作另一类人,决不招惹。虽然知道她的法文名字,还是称她为Z吧。

读的第一篇是《阿达拉》。沙多布里盎的华丽的句子比我的水平高了一大截。那时刚出版了戴望舒的译本,改名《少女之誓》。我看过,但那不是我的书,没有拿来对照。又没有好字典,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硬抠,准备好了再上课。教得很快。接着是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我觉得容易多了。也许是我的程度提除高了。念起来不大费劲而且能摹仿口气了。课能上得下去,又结识了沙鸥,心里很平静。住在一家不挂招牌的公寓里,房租由同住的朋友出,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穿一件蓝布旧长袍和咔叽西装裤,旧布鞋还是朋友送给我的。尽管这样,忽然直接认识了法国浪漫主义文人,听他们对我讲话,好比到了新天地之中,连同一屋朋友早晚吹口琴的乐声也打扰不了我读书了。

刚开始认识卢梭时,有一次我离开教室晚些,是最后一个。出课堂门,眼前一亮。年幼的同学Z女士手拿着书正站在一边,对我望着,似笑非笑,一言不发。“难道是她在等我?”觉得不答理不好,又不知说什么,不由自主冲出来一句:“还上课吗?”

“是还有一门戏剧课。你上不上?是个瑞士人教的”

“他让我去上课吗?我听得懂吗?我也没有书。”

“不要紧。你肯上,我去跟老师说一声,要他多打一份讲义给你。下星期教新课,就在那个教室。”她手一指,然后仿佛要笑出来似的,又忍住了,说:“你还能听不懂?下星期来上课啊!”说着,扭头就走。我刚转过屋角,见她已到楼梯口,下楼去了。她这样快跑做什么?我想,一定是去放声大笑,笑我不但穷,还傻得可以。她是亲眼看到我从不懂到懂的。真想不去上戏剧课,免得给她作笑料。回去和同屋朋友一说,他倒大笑了。“你当是王宝钏抛彩球打中了薛平贵吗?少胡思乱想。叫你上课就上。怕什么!我担保,少不了你一根毫毛。”

戏剧课的教师是瑞士人,年纪不大,留着两撇黄胡子充老。堂上除了那一位正式生外,就是她和我,还有不常来的一两个,也都是上小说课的。我放下了心。原来她是为老师招兵捧场的。听说这位老师是语言学家(后来才知道还是索绪尔的嫡系传人),上一年开过语言学,没人听,停了。教戏剧,并不懂戏,不过是讲话言。瑞士人讲法语似乎好懂些。后来才知道他的母语是瑞士德语。新教材是王尔德的《莎乐美》。真有趣,瑞士人教英国人写的法文给中国人学。这又比卢梭还容易。

戏剧的教法是扮演角色,各读自己台词。不用说,莎乐美自然是Z女士。正式生自兼国王之类大人物。轮到我,只好当兵。兵的台词不多,听人家的,特别是莎乐美的长篇独自。到底是法国“嬷嬷 (修女)教出来的,音调语气都好,真像在演戏。她和我坐在后排两边,她念时,我偶尔转脸望望她,忽然觉得她眼角好像正在瞥看我。一次,又一次。我想,不必猜,一定是要我表示欣赏。于是我也照演戏式念兵的台词(起初还有点不好意思),并且在她念时点点头,让她见我在注意听。《莎乐美》剧虽短,语言简单又漂亮.热情奔放。王尔德不愧是唯美派文人。念着,念着,我感到有点不对。为什么她一念到对约翰说话时就会瞥眼看我呢?我为什么要在她的或我的有激情的台词中去望她而看到她望我呢?她要把我像约翰那样砍下脑袋来吗?心想,决不再望她。可是一听到激动的台词又不由自主地投去一瞥,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瞥。这一点我连对同屋的朋友也没有讲,怕他大笑。他也没有再问我的小姐同学。

《莎乐美》快念完了,又选一篇比利时梅特林克的短剧。仿佛是瑞士人存心不教法国入的法文,表示法语文学并不专属法国。

念到《莎乐美》最后一场的那一堂,我去得早些,照例在后排侧面坐下。接着,Z进来了,一言不发就坐在我前面。她打开书包禽出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大本《莎乐美》,翻开就是插图。我一眼看去,禁不住说出口:“这是琵亚词侣的画。”她背对着我轻轻笑出声来。有过叶灵凤的介绍和鲁迅的嘲笑,我一眼就看得出那奇异的黑白画风格。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翻出莎乐美捧着约翰头颅的那一张。我轻声说,“借我看看。”她头也不回,低低地说:“就这么看。”这就是说要我从她的发际耳边去望她手里的书。太近了。本来旧逼人的香气更浓了。我猛然一醒,直起身来。正在此时,老师进门了。

戏剧课上有时只有我们三个学生。正式生巍然坐在前排居中,正对老师,从不正眼看别人一下,表明他才是主人,别人不过是侵占他的权益的鼠窃狗偷之辈。于是余下的两人就自由得多。我们的偶然的交谈和对望都是在这课堂上。小说课上我们是完全的陌生人,彼此从来不互看一眼,冷若冰霜。我和沙鸥越来越熟,只有她谈笑风生。她不上戏剧课,所以她一直不知道我和Z已经互相认识。

学期终了。最后一堂课。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最后出来。上午第四节课已下,楼梯上没有别人。她慢慢地靠在我身边走。一步,一步,从第四层楼走下来,走下楼门口的石级,到了大门口。谁也没有出声。两年后,我有两行诗:


记得我们并望走过百级阶梯,

记得你那时的笑,那时的春衣。


诗不纪实。她没有笑,穿的是一件短袖素花绸旗袍,是夏衣,不是春衣。我穿的仍旧是那件蓝长衫,咔叽裤,旧布鞋。若是有人这时望见这一对,装束截然不同,表情冷漠一样,也许会惊奇:每么莎菲女士和孔乙己走到一起来了?

迈步出大门口时,我问她:何时再见?她没有转过脸来,说;“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随即说了一个号码。我说:“怎么找?”她说:“找九小姐。”我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她转过头来了,眼睁得更大,问:“沙鸥没同你讲?”我说:“没有。她说过一个名字,那是译音。我只知道你叫——”迟疑一下,轻轻叫了她一声那个外国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叫她,谁知会引起以后的无数无数次。她说:“你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报了名。她才告诉我:沙鸥说的名字不错。但那不是她的本名。她也迟疑了一下才说出名字。她忽然变得口气严肃,甚至是严厉“你没有听到别人讲我?”我坦然回答:“没有”这还用问?除了我们自己,谁知道我们认识?当然只是认识,或则还说不上认识,连名字都是刚知道,离普通朋友还远得很。

一辆人力车过来,她坐上去,含糊说了一声法语的再见,转眼就不见了。原来她是有包车的。

我只把这当做人生插曲中的插曲,几句旁白,想不到这会是一段前奏曲,可断,可续。

人变成一个电话号码。不知怎么这号码竟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

遗忘不易。人不见了,声音笑貌还会浮现出来。都怪我有一天忽然又想起她来,心里犯疑。她为什么告诉我电话?是真?是假?不妨打一回试试。不料一找九小姐,居然灵了。一听声音:“谁?”我慌了:“是你的同学”“哦!知道了。有事吗?”急中生智:“我星期天上午去找法国老师。你能去吗?”“哦,到时候看吧。还有事吗?”她是不耐烦?还是盼望我说什么?“没有了。”接着讲了法语的“再见”。她照样回答,挂上了电话。星期天,我去法国老师家。理所当然她没有去。我笨极了。假如沙鸥知道这件事,一定会笑得止不住。

不知怎么,过了些天,我又想起她来,又想做个实验。我去查电话簿。那时私家电话不多,很容易找。那个号码的住址栏有胡同和门牌,户名不是她的姓。我写了一封法文信。简单几旬问候和盼望开学再见,附带说我在教暑期夜班世界语,地点在师大。这信只是给她我的地址和姓名。此信一去石沉大海。

我想,很好,人家本来是作一段游戏,我为什么认真?见面,通信,又有什么可说?本是两个世界的人,又何必通气?岂不是自寻烦恼,可笑?难道我还真的想和她成为朋友吗?

暑期过去,法文课上不见她了。瑞士老师也离校了。我也就不想她了,以为留个回忆更好。现象总不如想象。不料,忽然收到她从日本寄来一对信,居然是毛笔写的文言信。说是她姐姐从日本回来,“述及三岛风光”,于是东渡进了早稻田大学。附了东京一个女子寄宿舍的地址,说希望我将北大法文课情况“有暇见告”。从此通起信来。

通了一年信,又到了暑假。忽然从本地来信了,要我定时间,她来看我。这下子我手忙脚乱了。在信里我是无所畏惧的,侃侃而谈,上天下地,好像我们真是朋友了。可是见面呢?眼前人不似信中人,岂不是煞风景?越想越怕,立刻回信辞谢,不知说了什么没道理的道理。当然通信中断了。自己也不知道做得对不对。不料暑假一过,从日本又来了信,说:“既不愿见,自当遵命。”又说还是希望有信给她。

这一来,我真的坠入迷津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想不出该怎么办。


北平西城一个小胡同内一所四合院的小厢房中,我单独面对一个女郎。这是我的一个好友的小妹妹。那位朋友对我说过一些妹妹的事和她讲过的话。最令我惊奇的是说她有一次游北海公园划船时竟从船上跳下水,救上来后什么也不说,一副厌世自杀的样子。这次我去找她的哥哥。她一人在家,好像是知道我,招待我进去。说她是小孩子,太大;说是大人,又太小。喜笑颜开,哪有丝毫厌世模样?

“我要上高中了。我不想上学。我都十五岁了。”“哦!十五岁的大人!”“怎么?你笑我?我不怕人笑。我什么都不在乎。”一副顽皮样子,不像生气。停了一会,接着说:“你爱看电影吗?我爱看。”

我没有钱看电影,多半是朋友请我看,而且多半是看外国电影。她说她中外电影全看,不过外国电影说外国话她不懂,同时看旁边字幕太别扭。电影这个题目也就有点谈不下去了。

说着话,她忽然站起身来,噗嗤一笑,说:“你看看,我这样就见你。”用手拉着短旗袍的左腰,原来是裂了一个大口子,皮肉都露了出来。她不但不掩盖,反而笑得很开心,好像我是她家里人,一点不见外。

我有点窘,起身要走。她笑个不停,指着腰间那个露皮肉的破口子,说:“你走吧。我不送了。到大门口给人看见,多不好。”真的不把我当外人了。实际上这才是第一次见面谈话,也是最后的一次。

不知为什么,我一连几天都想着她。忽然冲动,给她写了一封信。用毛笔在花格稿纸上仿佛写小楷。字字都是胡话,无非是对她的什么祝愿、希望之类。这不是写信,是写字;不是对话,是独自。当然不会有回信。

过几天见到她的哥哥。他不问,我也没有提这件事。又过几天,有位朋友对我说了,她哥哥对那朋友说,她小妹妹收到了我的信,说是“那个芋头给我来信了。”不置可否。那朋友说:“你怎么看上那个小丫头了?脾气古怪哪。别再惹她吧。”我听了,心中很不是味。怎么?见一次面,写一次信,这就是“看上”了?她是小孩子,我也不大,怎么扯得上爱情、婚姻?真的是“男女之间无友谊”吗?于是我又去了一封信,告别,祝福,附上从照片上剪下的一个头像,批着“芋头一枚”,贴在信纸上。寄去,明知不会有下文。这孩子的名字是X。

过了暑期,她上了高中,碰巧和认识我的一个同乡女郎同校。

同乡女郎又有一个好友,也是同学。她们都认识X,知道了这件事。有一回在朋友家见到她们。那位新认识的朋友是个异乎寻常的热心人,竟然问我:“你怎么不找X了?不给她写信了?”我窘得无言可对。只好说“她不理我。”“不理你,你就不理人家了?有人三番五次,十次八次,一百次,写信,求见面,碰到硬钉子,还不肯回头呢。”我有点生气了。她当我是什么人?说:“见面,写信,只要她愿意。我那两封信她不理.就请你替我把信要回来吧。”

说了,又懊悔。人家想必早已扯掉了,还想要回来?可是,她说:“你的信还保存着哩。你的话我给你传过去。她给,我就带给你。”我忽然想起,她们大概已经看过我的信了。现在没看,带回来时也会看。这可不好。尤其是那位同乡女郎。我曾经替追求她而碰钉子的人(我并不认识)打抱不平,当初第一次见面就说过讥讽的话。所以我更不愿意她知道我的事。哪知她早已忘了几年前的我,而直正闹着自己的纠纷,对我毫不在意。这只是她那位朋友热心。我当时真着了急。马上告辞。走时单对那位热心女郎低声说了一句“拜托。”

有一回我去中山公园,遇上了那位热心女郎和别人一起游园。她一见我就嚷:“我找你找不到。你托我的事,我办到了。”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有别人在场,我不等她多说话,道个谢,转身就跑,也不问X还有话没有。这位热心女郎以后还和我一同做了一件给别人帮大忙的事。她上北大物理系,我还去女生宿舍看过她。此后再没有见面.只知道女电最后下落很好,当年决想不到。她生来是个好人,我知道,尽管不是很熟。

X的插曲就此完了。以后听到她的一些令人丧气的消息。最后据说是失踪了,不知所终。


又是北平西城一所小院子里。一对新婚不过半年的夫妇。男的是我到北平结识的第一个好友。由于我曾在他回家时给他写过一暑期的信,安慰他的所谓“失恋”,他把我算做弟弟。可是这位新夫人比我还小几岁,不像嫂子。有天傍晚,我去看他们,忽然多了一个女孩子,原来是他的妹妹w。这个哥哥非常高兴,说,妹妹来了,弟弟也来了,今晚非喝酒不可。四个人喝了一顿酒。我竟醉了。往常喝这一点酒我是不会醉的。醒后也记不得对那嫂子和妹妹说过什么胡话。哥哥也醉了,说“今天是我这个新家的全家福,是我自己的家。搭个行军床,你也住在这里,不用回公寓了。”两个女的不知醉了没有。屋里拉够大床罩隔一隔。天气不冷。不知怎么安排的。我倒在行军床上糊里糊涂一觉睡到大天亮。睁眼一看,可了不得,那个妹妹大概没有醉,先起来了。我猛然一跳就起身,揉揉眼睛,还没张嘴,就听到这个妹妹笑开了,说:“真像个猴子!”我一下子醒了。怎么“芋头”就成了“猴子”?看来“妹妹”是危险物品,没吃早饭我就走了。好多天没有再去。后来才知道,这位妹妹突然来到是有原因的。家里早给她订了亲,说定了男方供给她上学,到大学毕业后结婚。不料她初中刚毕业,男家便催着要娶。她一着急,一个人离开家找哥哥来了。若是男方不食言,她便留在北平上学。若是男方不供给,那就断绝关系,不承认婚约。看来男方不会放心让她在外面,她也不会回去了。我和W在她哥哥离开后又见过。抗战一开始,消息中断了。

照算命的说法,我好像遭逢“妹妹”煞。从此我不交有妹妹的朋友,除非这个妹妹比我大得多或小得多。然而,若真有命,那是逃得出去的吗?

几十年后重相见,我才知道W在兵荒马乱中游击队伍里还没忘记我这个“猴子”。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下了决心。既然到了好像是总得有个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东京这个女同学作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写了信,把给X的两封信都附进去。也不知这怎么能说明我拒绝和她见面。说来说去总像是怕见她。又说,还是她这个通信朋友保险。我隐隐觉得我写信给X是对象错位。下意识里恐怕是要写给Z的。可是又不对。像那样的信若算情书也只能是情书八股。Z恐怕不知收到过多少,扔掉过多少。我岂能给她写那种呓语?也不知我给她写了些什么。没多久就来了回信。两信附回来了。信中说也很高兴,想不到内中还有这样的曲折。“你只管把我当作保了险的朋友好了。”

真是心花怒放:有了个保险的女朋友。一来是有一海之隔;二来彼此处于两个世界,决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我们做真正的朋友,纯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见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龄、形貌、生活、社会关系,忘了一切,没有肉体的干扰,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对心。太妙了。通信成为我的最大快乐。我不问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别人所说的美,而是有缺点,丑。她可能想到什么,寄来了三张照片。一}张像是在日本房子的廊下,对面站着;一张是坐着,对着打字机,侧面。 (是不是因为我说正在学打字?)另一张是孤单地坐在椅子上,正面。站着的,穿的是日本女学生的制服吧?不是旗袍,也不是连衣裙。坐着的,穿着旗袍,像是在北平家里。没有烫发,是个普通学生的童发式样,还有短短的“刘海”覆在额上。这是上法文课的那个人吗?在日本的,没有笑,手拿着书,眼睛望着我,神气全和初次面对我说话时一样,然而装束打扮大不相同了。正面对我坐着的,眼神似有疑问,我疑心还稍带忧色。她这是告诉我,她并不是沙鸥描写的“风流小姐”吗?要我放心,她是可以做我的真正朋友的,是“保了险的”吗?后来证明,她还是给我“保险”的朋友。多次“遇险”,幸亏有她在心里才不致遭灭顶之灾。

恰巧这时,沙鸥给我帮忙,到了北大新图书馆里当职员,在她的属下。每月有工资,生活不愁了。每月有信来往,精神安定了。我读书,写诗,作文,翻译,从来没有这样快乐。不快的心情全送进诗里和给她的信里。每次她的信都能消除我的烦恼,不管信多么平淡。原来一个知心女友能使我那么愉快,真没有想到,真该永远感谢她。

我见到古铜镜铭语后写给她的诗句:


“见日之光长勿相忘。”

则虽非三棱的菱花

也应泛出七色来了


我参加每月一次的中国入和外国人、教法文和学法文的入的茶话会,认识了一些人。每次都由我发请帖,所以知道主客双方。有一次,请客的主人是几位女士。忽然来了清华大学的吴宓教授。吴先生一人独坐在角落里,仿佛沉思,又不时面露微笑。我去和他攀谈,谈旧体诗,谈新出版的《吴宓诗集》,谈他的学生钱钟书。随后他寄给我的诗集,夹着钱钟书的小本诗集,说明两书一定要看后寄还。另外还有他的新作,《独游西山诗》七律。我一高兴,“次韵”和了他的诗。其中有一首他特别指出来问我背景。这首诗是:


也知真意终能解,争奈蛾眉不信人。

信里多情情易冷。梦中一笑笑难亲。

每量诗福犹嫌薄。纵去醉乡安敢频。

闻道女牛行相会,夜深翘首望天津。


吴先生再见到我时一定要我说“天津”是查天上还是地上。我只好说是天上。其实也是地上。那时从北平到日本是在天津上船的,正好借用天河以押原韵。再以后,我才告诉了吴先生,我的女朋友的事。他听后大为激动,大大责备我一通。在北平,在昆明,在武汉,几乎每次提到Z时,他都慨叹说我太不应该,总是我不对。我以为我正是照他的柏拉图哲学实行精神的爱的,为什么他反而不赞成呢?这首诗当时大概没有寄给Z,也可能寄去过。诗说得有些过分,而且不合实际。实际不能说她不信我,而是我不信她。她以后曾在信中说我“是个怎么也不相信人的人”,而且还说:“我知道.你就是不信。你信不过我。”如果她曾经真的为此对我不满,甚至伤心,我真是犯下罪过了。难道吴先生责备我的确实不错吗?自以为总是轻信,上当,不是不信人,而足处处提防.防不胜防。我相信的,往往不可信。我不相信的,反而是应当相信的。Z是真心朋友,我现在知道了,用一生的过程证实了,太晚了。


北平火车站上。几个男女青年送一个女的。我站在那里,不是送行的而是陪行的。送行的都对女的说话,不理我。直到车开,我和女的在靠窗一边对面坐下。我才有机会端详这位戴着红绒线帽的旅伴。

亚工,我在北平较晚认识的一位好友,忽然对我说,有一张到南京的免费车票,是双人的,可是只有一个人去。他问我能不能利用。那时我刚卖了一本天文学译稿,得了两百元,抵我几个月的工资。本来我可以请假游玩一趟再回来。沙鸥会批准的。可是我竟没想到以为每年译两三本便可生活,天南地北到处邀游,便留一个条子向沙鸥辞职,不告而别。现在想来,实在对不起她,太鲁莽,太少不更事。但对我来说,却是有收获而无损失。因为离芦沟桥事变已不到两年,我迟早是要南下的。

这个红帽女郎,我见过几次,也算认识。她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她见我面对她老不说话,便掏出一本小书来看。我看出是罗素的小册子。有了话题,开口谈哲学。我连她是做什么的,到南京有什么事,全不知道,也不问。

哲学谈不下去,改变话题。她说:“听说你学外国话很快。我看你学中国话不行。你到北平几年了?还带南边口音。”

我反驳:“你也逞一点广东口音。”

“胡说!我是在这里上小学的,师大附小,怎么会有广东口音?”也许她觉得过分了,笑着接下去:“你能听出我有广东音?反正比你地道。”

几句话一说,我才发现她真好笑。从车站上一直到车厢里,她总是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的。这时笑逐颜开了。为了验证我学中国话也行。她教我讲广东话。

她先说“保唔保”。我照学不误。又教一个“乜野”,我发音不准了。她一连教几遍,越笑越利害,简直笑得脸红了。又教“细佬哥”。我不知是什么意思,学了一遍就不学了。问她是什么。她笑着指我说:“你就是细佬哥。"说完了又用广东话说,笑得几乎断了气,中断一两次。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笑。知道了“细佬哥”就是孩子,娃娃,也不觉得可笑。倒是她这个人有点可笑,所以我也笑了笑。她接着教我一二三四数目字,教一个字,笑一气。我只好跟她学,陪她笑,让她拿我当笑料。对广东话我并无兴趣。想不到后来会去香港还有点用。但对这个人兴趣越来越大。我和一个差不多同年的女的坐得这样近,谈得这样开心,还是第二次。我们又笑又闹。我也没想到旁边人怎么看,只看她一个人。

她的脸越来越红,不知道是不是笑出来的。忽然她一转脸。天已黑了。车里灯也亮了。车窗是关着的,玻璃上照出了她的红脸。她一头扑到车窗上,不笑了。我跟着扑过去,也对着车窗,问:“到哪吧了?”她没有回答。我才发现,两人的脸正好在车窗玻璃上并列。她两颊发红,神情严肃。我像个大孩子,什么也不明白,两眼瞪着。都不说话,也没有避开,互相望着玻璃上的脸。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总不止几秒钟。我才听到她似乎轻轻吁了一口气,转过脸来,说:“你知道,我到南京就改名字了。”愁眉不展的神色又出现了。

“我只知道你的外国名字。”我说。

她眼睛睁得很大,脸不红了,迟疑一下,问:“他们都没跟你讲我?”我说:“谁也没说,我也不问。”这时她才讲出她的名字,又说她到南京以后用的名字。这些都是假的。她没讲出她的本名。过两年我才知道。又过些年,她正式结婚,恢复了原名。这里面的原故,我是后来才一步一步明白的,但也不十分清楚。我不想打听,不想知道,她的身世。

她是Y。本来在广州上大学英文系,到北平来改学绘画,去年考上南京戏剧学校,又改了名字。那外国名字只有几个熟朋友才叫。“不过你可以叫。在外人面前还是叫我现在改的名字。”我以为她因为要演戏所以改名留姓,不知连姓也是假的。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改名又改行,我也不以为可疑。但我隐隐觉得她虽然喜欢艺术?也会弹钢琴,对绘画和戏剧并没有特别兴趣。眉宇间时时出现忧色。不过这一路上两人都很愉快,像毫无拘束的多年朋友。

南京到了。一下车就有人接她。是比我们稍大些的女的。她知道了同来的我,连正眼也不望-一下。出站上了马车。来接的人说,早就想坐一次马车。一路上我成了多余的人,两人都不理我。霏霏小雨中到了戏剧学校。我见到一位北大英语系毕业的人。他在当职员。我和他谈了几句北大的朋友,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一进门,两个女的就自顾自走了。再来时,Y给了我几个包子,对我说,每天傍晚可以来找她,平时不能出校门。在办公室里我见到校长余上沅,戏剧家应云卫,留长发的男学生。那位职员朋友都没有介绍。我和他不熟。但知道他的,觉得他有点不大愿意我多引起人注意,便走了。他以后在戏剧界、电影界、政治界风波中演的角色,因为他一再改名字,几年前我才从一篇说到他原名的为他辩白的文章中知道。可是他已去世而且没有人提到了。

阴雨漾漾中我每天傍晚找她出来散步。两人很少说话,完全不是旅途上有说有笑的样子。我还请她和那位去接我们的人去吃一次咖啡。那位女士本来也应算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后来才知是夫人),但好像对我隐含敌意。Y在她面前对我也有点拘束。我每天找Y好像她并不知道。因此,我和两个朋友约Y星期日去燕子矾就没有通知她。没有她,Y又有说有笑,是活泼的女孩子了。这中间的顾忌,我到杭州后:才有点明白过来。那位在北平的朋友,我原以为是Y的丈夫或未婚夫,其实并未和她定名分。这位朋友通过她转给我一封信,感谢我,说是Y每次离开北平都心情不好。这次有我陪伴,一路上很高兴,到校后还为我每天同她雨中散步而缓解了忧愁,是我有功。信中一再附上“请告地址”。第二次把字写得很大,还注上英文“扩大再版”。但我没有照办,复信仍由Y转。我自以为明白了内情,不想让他直接来信说Y什么。是不是我又做错了?

Y在南京烫了发,照了一张相片,签名送我。她来信说,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搁在橱窗里,经她抗议才收回。她以后又改装了,有了个“刘海”。信中说:“你知道‘刘海’吗?是这样的。”画出了大半脸的自画像给我看。

这对夫妇都是我的好友。五十年代末,男的先去世。又过十年,Y也去了。没有子女。我把她也当作妹妹,其实她不会比我小,也许还大些。

信在东京和北平、南京、杭州之间来来往往。谈心越来越多,越深。具体的事却不多。我的诗都寄给她。她每次都说喜欢和感谢。我写诗也越来越多。也对她说过Y。大概没好意思说“芋头”变成丁“猴子”。她还“恭贺”我一再有了“妹妹”。说她还继续学钢琴。说见到日本诗人西条八十。说她在毕业前不打算回国,所以我可以放心写信,不必害怕见她。不论她说什么,我看到来信就心生喜欢。她后来告诉我,我在信里写了一些她常说的话,使她姐姐看到后觉得奇怪。她用紫色墨水。我用绿色墨水。她的紫色字迹多年还清楚。我的绿色字迹恐怕现在都已经淡得看清。她也不能再看了。也不用再看了。她会记得,忘不了的。她在最后信恩说我的信是“多么好的文章啊”。真是说文章吗?

抗战开始丁。我匆匆转道南下,先回老家。居然她从香港来明信片到我老家。因为我曾回过家一次,她来过信,知道地址,所以来明信片希望有人转给我。恰好我在离家前一天收到了。她还怕失去我的踪迹,怕我无法知道她到了香港。我到武汉,她也有信到武汉,因为她知道武汉大学有我的好友。我到长沙,她的信又追到长沙。我行踪不定,但到处给她去信。

“我有点怕。这个保险眼友有点太不保险了。”香港寄长沙的信中有了这句话。

我怎么办?


长沙稻谷仓二号。以后长沙当局在战中自己放的火也没有烧掉这一所房子。里面一间大屋里住着四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从日本回来,又送Y南下的教授。在南京接Y的就是他的夫人。另外是一对夫妇。四人中只有女的有职业,是国立戏剧学校的助教。这房子就在学校附近。她和Y和那位教授的夫人都是同学。她家在北平。姓名也是假的,是演员的名字。她演《茶花女》主角时就用这个名字,以后才从舞台上消失了。这个四人合组的“家”就靠她的微薄工资维持。我和她的丈夫一文不名。教授有点钱还想办杂志。他的家乡也沦陷了。他最着急的是他夫人据说去了延安,还写信骂他只想当教授,不知干革命,不去抗战。四人中我是真正的食客。可是女主人对我很好。她才二十岁出头吧?外表看不出孩子气,住在一起才知道她的天真烂漫。这对夫妇真到去世都是我的好友。我结婚前夕曾又住他们家。她还拿我开玩笑,认为我结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笑得很特别,很开心。

随着长沙临时大学搬昆明改建西南联合大学,戏剧学校也迁往重庆。我们送那对夫妇上了船。教授朋友去西安想找回他的夫人。“家”解散了。我无处可去。经一位朋友介绍去当地的报馆自住吃闲饭。每天三餐干饭,加一餐夜宵供夜间工作的人。不论多少照例开一桌。我都跟着吃。也没人问。报是大报,工作的人并不多。社论是社长自己写。他作了一首七律给我看。我便依原韵“奉和”两首。录一首如下,又是“也”字起头:


也愿佯狂学纵酒,无如量浅酒杯深。

匹夫有罪唯怀璧,王法无情莫议今。

献璞当年须刖足,论人此日要诛心。

伤时涕泪休轻洒,珍重青衫未湿襟。


有一回,社长想了一个社论题目,说了意思,我自报奋勇纸笔。湖南人看重古文,我就写文言,加些四六对句。以后他便常常出题给我作文。有文言也有白话,加上新名词,新句法。这算是我付房饭钱。不料到离开时社长还给我稿费。一篇社论约一千字,一块钱。这成了我从长沙到香港的路费。

我到香港是“逃难”去的,是去找饭吃的。所指望的是一位好友,就是介绍我陪Y南下的亚工。一则是实在无路可走,二则是实在想再见那位保险朋友。这时的友情已经大非昔比了,不过还是朋友。“友谊至上”。“情人易得,友人难求”。这是我们两人共同承认的。

到广州在街上闲游一天。听广东话想起Y。她已经回老家了,没有和她的朋友在一起。一个人不知有多寂寞。搭上晚车,昏暗中经过荒凉的深圳,到九龙时已是万家灯火。由尖沙咀轮渡过海到香港。在一家小旅馆中放下行李,先去见Z。准备第二天一早找亚工。他们都是我临离长沙前匆忙写信通知的。

太白楼,学士台,简直不像香港的地名。在山半腰,原来离亚工借住的香港大学宿舍不远。Z姊妹搬家以后,住进同一所房子的是从上海来的戴望舒夫妇。Z原先住的是下层。戴住上层。

一敲门,一位戴眼镜的女郎开门。不等我开口,她就说:“是金先生吧?请进来。你等一下。她在上面。我去叫她。”匆匆出门上楼了。

一间屋子,两张床,桌子,椅子,很简单,不像小姐的绣房。我坐下等了好半天,无影无踪。不知为什么,只好一个枯坐。

忽然蛆姐开门进来.说:“她在屋顶上等你:你顺着楼梯上去。”她几乎是把我赶了出来。我迟疑着上楼时,一个很年轻的青年下来,和我擦肩而过,好像是瞪眼看了我一下。

到最上一层,钻出屋顶,黑暗中看到有个人影远远站在一角。衬衫,长裤,是她吗?是她。打扮全变了。不是在北大上课的样子了。

“怎么来得这么快?也不先打个招呼。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到了。”

开口就埋怨,真成熟朋友了。

“我来得太快了?”

“你来得太迟了。太迟了。”

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黑暗中,渐渐看清楚了。脸还是那样子。眼睛、鼻子、嘴都没变。同我还是一样高,一样瘦。对望着,没有说话,只拉住了手。

天上星光灿烂,没有月亮。山顶上有点点的灯光。山下和隔海的九龙,灯光密一些。一排排路灯盘曲着显出山道。那是1938年初,旧香港。

屋顶上有一道水泥的横梁。她拉着我的手过去,并肩紧靠着坐下。

“你今天来得正巧。我们明天搬家。在九龙租了房子,是新盖的。明天不要找我,后天到新房子去。”

谈话不知不觉到了深夜。天上星横斗转。仗着天文常识,我知道再不走就要天亮了。紧拉着手一同下楼。又像在北大红楼那次离别一样,可是情分不一样了。

这是一次特殊的谈话。她把信里不能讲的,也许是对别人都

不能讲出来的,二件又一件向我倾吐。我也照样回报。从自己到别人,从过去到未来,从欢乐到悲哀,都谈到了。这是真实无虚的对话。我们的关系从此定下来。没有盟。没有誓。只有心心相印。她有的是追她谈爱情谈婚姻的人,独独缺少真心朋友。那么,“你没有朋友么?我就是。我来补这个缺。”她的话,我一生没有忘记。我的话,我一生没有改变。可惜的是,我太没用了。一丝一毫没有能帮助她解除烦恼。除了写信,还是写信。就是信,也常常引起她烦恼,甚至生气,可能还伤心。现在,不止现在,到我临离开这世界的时刻,我还会对她心有歉意。恐怕我还是没有真正完全懂得她的心思。我这一生总是错中错。人家需要温情时

我送去冷脸。人家需要冷面时我喷出热情:不是“失人”,就是“失言”,总是“错位”。北平同学半年,九龙见面一年,断绝又接上,接上又断绝的通信五十七年。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不见面,见心,一心里有永不磨灭的人,人的情。


她最后来信前曾表示,想和我打隔小半个地球的电话。我没有表示欣然同意。难道是我不愿和她谈话?不愿听她的声音?不是。我太老了,没有五六十年前那样的精神力量了,支持不住了。

夜谈回来,我提笔写下几首绝句。后来她也看了。这表达我们两个人两颗心当时及以后直到现在和未来的情吧?这里抄下四首。


浮生若梦强为欢。怕听空山泣杜鹃。

天上娥眉真解事:古今不见永团圆。


人间乐事苦无多。色色空空证佛陀。

邻座何劳示玉块。臣心如水不扬波。


愿借星辰证我心。春宵似水苦寒侵。

海天有尽情无尽。多露何堪更夜行。


忽漫相逢已太迟。人生有恨两心知。

同心结逐东流水,不作人间连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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