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炼:金克木的“信”与“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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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炼  

自称“哭着来,笑着走”的金克木先生(一九一二至二000)活了八十八岁。庞杂多元的知识兴趣与游走四方的人生阅历,让他成为一位似乎难以归类的二十世纪学人—县城中学肄业生、大学蹭课人、图书馆馆员、世界语发烧友、天文爱好者、现代诗人、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印度鹿野苑古典研习生。中年返国之后,作为大学哲学系及东语系教授的金克木,开始在学界一展长才。晚年的他更以一系列言近旨远的文化随笔,被读书界誉为“《读书》时代的精灵”(陈平原语)。黄德海博采金克木的学术著述、回忆文字及集外佚文,同时“间以他人涉及之文,时杂考证”,将其学思历程与笔底乾坤熔为一炉。这部二十四万字的《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以下简称《金克木编年录》)由上、中、下三编构成,分别名为“学习时代(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五)” “为师时代(一九四六至一九八一)”和“神游时代(一九八二至二000)”,不仅巨细靡遗地拼贴出金克木神游冥想的一生,也为那个扰攘不安时代之中的纷纭人事立此存照。

金克木出生于民国肇建的一九一二年。次年,其父即以末代知县的身份,病故于江西万载县县衙。“临终作道士装束,大概是不殉清朝也不顺民国。”弥留之际,这位顶戴与花翎都已在辛亥革命中落地的地方小吏,还在给大总统袁世凯上书,企图“用北京来压江西”。出生在错综复杂的时代变局当中,家道中落的金克木成为新旧交替之际适逢其会的人物。《金克木编年录》当中呈现的童年金克木早熟而又早慧。这或许与全书主要史料,源自金克木晚年自述有关,多少带有当事人“后见之明”的投射与解读。自童年始,读书就成为金克木思想的羽翼,也为他一生的自我提升蓄积了动能。就此而言,《金克木编年录》一书,可视为一部民初地方少年的阅读小史。金克木通过印有“海盐张元济题”的商务版《国文教科书》发蒙。拜家庭环境所赐,教他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他也读《论语》《孟子》,描红“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随着此前科举废除,传统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也随之淤塞。既然“不能靠科举出身升官发财”,金克木的大哥也意识到,“现在世道变了,没有旧学不行,单靠旧学也不行。十岁前后,旧学也接着学,还要从头学新学”。实际上,金克木的大哥正是通过“涉猎‘杂学’”,“另谋出路”以求“上进”的趋新人物。金克木七岁开始学英文,先背《英字切音》,再学《纳氏文法》,同时还读《天雨花》《笔生花》《玉钏缘》《再生缘》以及曲谱、棋谱等“闲书”,以备“将来应酬场上不会受人欺负”。在金克木的阅读记忆里,大嫂有言,这些闲书才是“见世面的书”,“一点不懂,成了书呆子,长大了,上不得台面”。不过,大嫂对于读书的认知也有些模棱两可:“圣贤书要照着学,这些书不要照着学;学不得,学了就变坏了。不知道又不行。”旧学式微与新学升格的现实,经过清末民初的转型社会放大之后,映照出读书人价值裂变的生动样貌。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金克木入塾念书。识字渐多的他开始翻读家藏《富强斋丛书》《皇清经解》《新民丛报》《不忍》《饮冰室文集》《皇朝经世文编》等新旧书刊。饶有意味的是,金克木读“冷红生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觉得文章很好,却不懂“茶花女为什么要死”。这和他读《天演论》开头“赫胥黎独坐一室之中”的感觉一样,兴味盎然却“不知说的什么”。直到他被梁启超笔下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所吸引,才意识到“洋人和中国人也差不多”。虽然金克木对于西潮裹挟而来的这些人名与故事未必尽解,但由此衍生的懂与不懂,共同开启了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想象。

翻读《金克木编年录》,或许最值得咀嚼品味的部分,是金克木在“信”与“疑”的徘徊之中,不断探索自我、改造自我的“学习时代”。金克木上小学时,白话文刚刚代替文言文。然而,在安徽寿县却没有多少人订阅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不过,金克木观察到,即便如此,总有人会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以及《新青年》的散本“传来传去”。在地方社会这种隐秘的资讯传播方式影响之下,他读书的小学甚至“成了新旧中外文化冲激出来的一个漩涡”。在漩涡的席卷之下,教室之外,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思潮激荡,教室之内,金克木的“少年心事”也在暗流涌动。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出生“是给别人,首先是生我的母亲,带来痛苦”,进而延伸到“生命是一场灾难”,“将来也会给自己和更多的别人带来不幸”。金克木生命体验中感受到的“疑”,其内容有着不同层次的浓淡参差之别。一方面,从心理学上看,它是成长中的青少年自感无力驾驭繁复世界的普遍烦恼所致,因此产生一种对于周遭世界“只感到疑心,没有信心”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金克木的“疑”更糅合了自身日渐宽广的阅读体验与对当时社会现象(如农会、“过激党”、“赤化”等)的朦胧认知。《金克木编年录》记载,小学毕业的他一边在私塾老师指导下读《书经》《礼记》《左传》,写《孙膑减灶破魏论》,一边在翻看他的朋友递给他的“芾甘(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零篇。当时,十五岁的金克木买到郭沫若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新时代》(原名《处女地》),“似懂非懂”之下记住了郭沫若在序言中所说,“匿名的俄罗斯”现在已经是“列宁的俄罗斯”。这一时期,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不同思潮的泛滥与合流,进一步强化了当日文化氛围之中消解和怀疑的力量。它们与少年特有的烦恼彼此抟合,摇撼着金克木心中那些曾经笃信的价值。

然而,新思想招之即来,老困境却无法挥之即去。从五四到北伐,正是金克木“信”与“疑”两种心态“天人交战”的高峰。面对国家与社会的失序,“疑”的原因正在于青年人知识新旧杂陈、思想异常纷乱却又无从措手的茫然与失落。一九二七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金克木下乡避难之时,始读《新青年》第一至第五卷的合订本(或即群益书社一九一九年翻印版)以及四本《中山全书》。有趣的是,由于城乡之间的文化落差,金克木第一次读到“王敬轩”的抗议信与反驳信,已经在这场“笔战”实际爆发的九年之后—《新青年》甚至都已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停刊。但这两部“大书”给他的震撼依然巨大而持久。对此,金克木最深的体悟是,虽然自己已经读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书”,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串不起来”。而《新青年》和《中山全书》中的论述,“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同时也串连起“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在金克木看来,这五卷《新青年》的魅力,正在于“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将过去散乱的思想合为一体,并且提供了对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整体回答。这让豁然开朗的他不禁大悦,甚至发愿“尽弃其所学而学焉”。这种不惜以“今日之我”决战“昨日之我”的表白,颇能反映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革命话语的魅力与威力。它不仅化解了金克木在“信”与“疑”之间的犹豫不决,也通过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让他心中的种种困惑获得了通盘的解决方案。难怪金克木承认:“我变了,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

从此,他开始代人递送“号召工农起来暴动的宣言”的油印传单。他记得,那位操着南方口音、戴眼镜的特派员,鼓动称“革命高潮马上就要来到,当前要扩大组织,造成声势,收集武器,准备暴动”,目的是“力量还小就做出浩大声势去引起注意”。在《金克木编年录》中摘引的一段略显隐晦的文字中,他生动忆述了当时真诚信从的心态:“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我忽然生出了信心。一种虔诚的宗教性质的信仰抓住了我的心。我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一种活动。没有丝毫顾虑。没有一点顾忌。不但不想什么饥饱生死,简直是以为自己的生命牺牲是一种愉快,有一种洪流中泡沫破碎的幸福。无论身心我都还是小孩子,可是自己觉得已经成为大人,能担当任何事体,能肩负任何危难。这是我经过的第一次信的高潮。”(32 页)

然而,对于十六七岁的金克木而言,这一“信”的高潮“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当众人发出传单之时,高层却已经开始对行动进行纠偏。可惜当日“大家还正在热情洋溢的革命高潮思想之中”。直到几个月以后,他们才看到“批评盲动主义”的通告,此后行动的挫败几乎成为必然。同学们虽然还在宿舍里唱《国际歌》《少年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但在当局逮捕学生、学校停课的现实面前,这些激越的旋律于金克木而言,或都只是长歌当哭。那时,少年的他读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的诗句让他多年后仍记忆犹新。与此同时,金克木开始学习世界语,试图了解小国、弱国如波兰(世界语创造者的故乡)的情况,同时也尝试追问大国、强国是怎么回事。“那时周围的人都笑他幻想,空谈,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

这一时期金克木心绪的起伏不定,意味着“信”的再度幻灭之后“疑”的卷土重来。在旁人的讪笑之中,金克木其实未必真能做到尽弃其所“信”,但他承认,自己已经成为背负着戊戌、辛亥、五四、北伐“四次革命失败的思想感情负担”的“少年漂泊者”(借用蒋光慈小说名)。一九三0年,怀揣家中典当田地所得若干银元,十九岁的他离家前往北平。乘船渡海之际,金克木心中所念是秋瑾的诗句和甲午海战。他想起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不禁感慨:“这滔滔海上有过多少代人物!自己蹲伏在这日本货船的一角里,算得了什么?将来怎么样呢?”(36 页)在他心中,自戊戌以来的一连串历史性失败,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将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一起推倒在地。幼年以来郁积的困惑与烦闷,并未能借助主义与革命一扫而空,反而随着年岁渐长让他不堪重荷。

抵达北平后,彷徨之中的金克木开始重读屠格涅夫。十五岁那年,他初读屠格涅夫之时,关注的多是俄国青年对革命的看法。四年之后的此番重温,他却转而关注《罗亭》中的主角—“言语巨人、行动侏儒,说话有才华,做事无魄力,下不了决心”,“有力无处使,理想难实现,社会上‘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是个“多余的人”或曰“零余者”(43 页)。他还读到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大受震动,对主角巴扎罗夫生出无穷感慨。在金克木看来,屠格涅夫创造的“虚无主义”一词,就是用来形容巴扎罗夫的—“这个人就是虚无主义者,不信传统,信科学,和父亲一辈的旧思想决裂,终于陷入悲剧结果,令读者又丧气,又愤慨。”(43 页)在罗亭那里,金克木看到俄国人面对社会巨变时的犹疑不决、有心无力;在巴扎罗夫身上,金克木则深感代际冲突破坏了旧有价值,而看似理性的科学新知又无法真正纾解心灵困惑。两个俄国青年面对的困境,让身处中国的金克木感同身受却同样倍觉苦闷与无助。由此观之,他作于这一时期的对联,并非少年强说愁滋味,而是当日心态与自我认知的真实写照:“社会中之零余者,革命中之落伍兵,来日如何?已觉壮心沉水底。于恋爱为低能儿,于艺术为门外汉,此生休矣!空留泪眼对人间。”(43 页)少年时代那种“又丧气,又愤慨”的情感体验,那种失意者与功成名就者、边缘人士与上流社会之间的紧张,在金克木一生之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

或许是历史与时代同时催生出了内省的精神,置身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金克木觉得秋天是北平最好的季节,那是因为此时的北平有着数量众多的大学、书店、报刊和南来北往的男女青年。金克木徘徊于大学门外旁听,在图书馆、书报摊和旧书店做“马路巡阅使”,饶有兴趣地结识千年古都中的各色人物。这些人与事缓解了这个昔日“零余者”的抑郁与彷徨,也激发了他内心深处广博的人文关切。金克木组织读书会,阅读英文版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听章太炎、胡适、鲁迅演讲;通过写新诗认识了戴望舒、施蛰存、徐迟;撰写话剧—“舞台上有几个男女出没,各各不同。或独白,或交谈,或辩论,做出种种形象,提出种种奇谈怪论。人物上下转场时舞台灯光随情调而变色,还配上音乐。青年不一定都是大学生。所谈的人生问题一塌糊涂。”(54 页)金克木还在一边观察狮子座流星雨,一边翻译世界语文学作品,他相信世界语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在同道眼中,金克木不是优游卒岁之人,而是在贫困中借助严肃不苟的世界语翻译和诗歌创作,以卖文为生保持“笑傲的风趣”。金克木后来自述最多也最为人啧啧称奇的经历,是借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之机,让“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纵情饱览各类中西书籍,从《海昌二妙集》到绘制地图的德文书,从关于历法的外文书到傅斯年的文史讲义。那种纯粹想知道能不能看得懂的“发现的快乐”,让他在兼收并蓄之际,暂时地摆脱了革命与主义的“信”与“疑”,转而寻求生命当中更大的自由。

北平由此成为金克木年轻时代里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但他依然感慨那时气氛其实既“愉快”而又“忧悒”。在写于一九三四年的长诗《少年行》当中,他自称这段生活“结束了精神生活的少年一段”,而北平时期的诗歌则“试给从‘五四’到‘九一八’的一部分青年留下一个阴影”,然而也留下了“宿命论的车轮式的人生观照的图案”(61 页)。一九三六年,金克木的新诗集《蝙蝠集》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以蝙蝠这一难以归类、“非鸟非兽”的动物题名,或即表明作者当日左右为难、依违两可的复杂心态。金克木深感“渺小的个人也脱离不了大时代的氛围,我又在无意中背负了五次革命失败的精神压抑,用艺术形式表达感受时就不能不由小通大,由今通昔,并且由个人见时代了”(76 页)。金克木后来在诗文之中,也常用“年轻的老人”自况。他晚年的小说体回忆录,则径直以“孔乙己外传”作为书名。这些称谓和名称,显然与“蝙蝠”的自我认知彼此呼应。在他的密友、诗人徐迟眼中,金克木“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个为难着的人。对于新的已有希冀,对于旧的、不满意的、镣铐样的紧紧束缚了他的,却还没有能力立刻除去”。因此,《蝙蝠集》当中,正有“一个被镣铐锁着的人,怎样逃亡,又怎样立身,重新做人的一个故事”(75 页)。

《金克木编年录》正是借金克木一生的各色文字,由其“叙述”属于自己的“一个故事”。饶有意味的是,金克木后来自陈,他的文章其实是“在七十岁时回答十七岁时问题的练习”。此说正与《金克木编年录》的编撰初衷暗相契合。那便是“或许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自己的‘格式塔’(Gestalt,完形)”,“希望这本书有机会成为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在“信”与“疑”之间摆荡的青年金克木,经受着时代对个体的裹挟感与个体对时代的无力感。这让他的自我成长具有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金克木所遭遇的困惑与失落,也让今日读者得以具体而微地体察地方读书人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关联。而在作为“零余者”的边缘生活里,金克木找到了“一个人如何不消泯掉所有的自强可能,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转为上出的契机”。这是他在“学习时代”当中一个重要的心理拐点。“读书、读人、读物”所赋予的内在定力与生命活力,也让金克木的成长逐渐超越“信”与“疑”的抉择,转而孕育出与不确定性安然相处的心智。一九三七年,在卢沟桥事变的炮火中,二十六岁的金克木乘坐“末班車”离开北平。从此,这个内地青年像一个漫游者,凭着无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从武汉到长沙,从香港到印度,继续在他的成长故事里,留下时代与个人的无尽回响。

(《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黄德海著,作家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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