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论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 次 更新时间:2015-01-15 18:30:08

进入专题: 金融消费者概念   互联网金融   动态类型化  

杨东  

    

   [摘 要]在当前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混业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笔者立足金融学等理论,为投资者身份嬗变提供理论依据,明确提出包含各类投资者在内的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将从金融机构购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界定为金融消费者,并将其分为专业金融消费者和一般金融消费者。专业投资机构和具有一定财力、专业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主体是专业金融消费者,排除适用保护其他金融消费者的制度。应授权监管者依据市场情势变更调整专业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采用动态类型化的概念界定方式,实现对弱势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和金融安全等金融法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概念;互联网金融;动态类型化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和各地区的金融监管和金融法改革发展趋势表明,在金融创新、金融混业的大背景下,新一轮金融法变革的核心课题是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中心,对金融法体系进行变革或重构。以结构化、复杂化理财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为特征的金融创新,以及由此加深的金融机构集团化和统合化进程,促使金融零售市场形成。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原资本市场和传统金融零售市场中的投资者由于财力、专业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弱势以及自身局限性,逐渐成为金融商品和服务的接受者或消费者,其与因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而地位逐渐弱化的存款人、投保人、受益人等传统金融消费者共同整合形成新的金融法主体即金融消费者。

   创新型金融商品的不断发展催化和加深了金融机构集团化和统合化的进程。随着同一种金融商品所运用的金融元素日趋复杂,以及由通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全球整合特质,银行、证券、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代理、合作或控股等方式相互连结;银证、银保、银信合作如火如荼,并且转向业务多元化、跨业经营和综合经营,向大型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发展。[1]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变迁,金融立法和政策中的混业经营闸门已经渐渐打开。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的深化导致投资者的身份嬗变,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主体得以形成。目前,我国集合性质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保护问题日趋严峻。由于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可能购买自己不理解、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自身招致损失的同时也致使金融市场价格扭曲,损害金融市场功能。例如,以第三方支付、网上个人间借贷即人人贷(P2P)、余额宝、众筹、中秋赏月险、比特币等互联网金融业态为代表的“草根”金融力量的蓬勃发展,一方面加快了金融混业的趋势,另一方面给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带来了新的挑战。

   目前我国金融法仍停留在纵向割据的行业监管阶段,而未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也未根据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关系调整金融法规制的范畴和方式,并构建以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市场功能确保为核心目标的金融服务法。近年来一行三会设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也仍属分业监管模式下的独立机构,[2]难以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和经营模式的创新,也难以确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目标。这也说明,原围绕投资者主体构建的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对新的金融市场环境的不适应性,不仅让处于弱势的金融消费者损失惨重,也让金融市场的公正价格形成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对此,笔者提出应以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市场功能确保相结合的金融法内在价值目标为指引,提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及与其相适应的动态灵活的类型化概念界定和制度构建体系。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的缘起及发展路径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的观点及其问题梳理

   随着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构建的需要,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集中在两大问题上:其一是金融消费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问题。主张消费者概念可以涵盖金融消费者主体的观点认为,通过对生活消费做扩张解释,即将包括证券投资在内的各种金融活动都视为为满足生活中对结算、信用或资金运用等某一方面的金融需求的生活消费,就可以将包括投资者在内的所有“弱势”的金融服务接受者都纳人消费者概念范畴。[3]但由于我国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中心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自身还很薄弱,在传统的消费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将“金融消费者”简单地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特别化,还无法满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需要。主张金融消费者应和一般消费者予以区别的观点则认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殊性,[4]金融消费者较一般消费者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因而有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别保护的客观需要。[5]但是,从金融消费的外在特征出发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探讨并没有触及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核心。

   其二是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关系问题。有观点认为,可以将储蓄、保险中的个人称为消费者,但应将资本市场上的个人投资者排除在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之外。因为投资行为的直接目的是获得资金增值或资本收益,而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该观点将消费行为限制得过于狭隘,营利与否不是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本质,从购买金融产品的营利性出发否定其消费性,进而否定参与者的消费者地位的简单逻辑也不利于保护弱势的投资者。通常认为,应对投资者的概念进行解构和划分,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因为诸如投资股票债券、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等结算、信用或资金运用等金融需求属于消费需求,[6]或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发生金融交易行为符合消费者构成的三个基本特征。[7]尽管该观点较前者有所进步,但仍然不主张金融消费者包括专业投资者。其依据主要是个人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但机构投资者的弱势地位不明显。[8]还有观点主张将个人投资者中采取营业方式的专业投资者排除在金融消费者范围之外。[9]更有观点提出给予金融消费者较为宽松的界定,使其能够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10]但未作出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述。

   上述研究已经触及到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焦点问题,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关系问题尚未厘清,也导致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的混乱,影响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法体系的变革。巳有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乃至金融法制度构建的目标仅着眼于弱势交易主体的倾斜保护,[11]而没有综合考虑公正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功能确保以及秩序、效率、安全等金融法的内在价值目标。

   (二)统一金融消费者主体形成的路径

   1.金融零售市场的发展

   如前所述,在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浪潮中逐渐发展壮大的金融零售市场,是一个充斥着大型金融机构及其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和复杂金融商品的市场。进人该市场的投资者以及存款人、投保人、受益人等传统金融消费者,在大型金融机构及其提供的复杂商品和专业服务面前,既不具备充分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难理解这些复杂的产品和服务的实质内容。[12]因而,多数情况下投资者和传统金融消费者都需要依赖金融中介机构的投资咨询等专业服务才能进行投资决策。但是,大部分金融中介也会推介金融商品,例如,在英国和欧盟国家,独立的投资咨询机构在金融消费者的投资决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过半的基金公司都会委托这些金融投资咨询机构向金融消费者推介产品。[13]但是这些专业咨询等投资服务行为并未真正降低交易成本或增加信息透明度,金融中介往往在自利动机驱使下进行利益冲突交易,对投资者进行诱导或向其推介不适合的金融投资商品。

   因而,伴随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进人金融零售市场的主体——财力、专业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与金融机构有较大差距的投资者——嬗变为金融消费者,逐渐与弱势的存款人、投保人和受益人等传统金融消费者共同形成新的金融法主体。社会关系中主体双方权利的变迁,必然会引起法律关系的变化以及法律制度的变革。立法对法律关系主体身份的定性是对其权利义务进行配置的前提,这需要通过对法律关系主体的概念界定来完成。

   2.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单独立法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正将消费者概念的外延扩大以涵盖金融消费者,但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以及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重要性等特点决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价值目标并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能涵盖。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是构建调整不平等交易的金融服务关系的金融服务法律体系的起点,该法律保护体系是以维护金融市场功能和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为目标的微观金融交易法律制度和宏观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集合。但是在金融交易关系中,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能力有限的金融消费者对特定金融商品或服务的回报与风险的判断,并不像一般交易中消费者对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判断那样,可以依靠自身经验或产品信誉。相反,这些通常建立于合约基础之上、以金融商品为基础商品并可能再通过各类合约不断衍生的金融投资商品与传统商品和服务已经截然不同,投资者对这些专业的、复杂的金融投资商品和服务的判断主要依靠金融机构的推介和劝诱。这也决定了金融法需要通过独立的制度设计,建立更为严密的确保微观交易过程公平和宏观监管制度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以特别立法构建了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机构的交易行为予以规制,通过说明义务和适合性原则等规则的应用,构建起更为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借鉴日本的经验,于2012年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韩国也于2012年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英美两国设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也充分说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特殊性以及对其单独立法的重要性。

   法律主体概念界定问题是法律制度产生和重构的起点。[14]金融消费者概念界定问题关系着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决定着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对金融市场发展实践的适应性。从金融零售市场业巳形成的现实条件出发,界定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并据此建立横向统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也成为我国金融立法的必然选择。[15]晚近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纷纷出台横向统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界定了涵盖所有投资者的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值得我国借鉴。[16]

  

   三、统一金融消费者主体形成的理论依据

   (一)对投资者和传统金融消费者局限性的分析

金融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专业能力的差异,在金融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与金融机构形成不平等交易关系。他们或者难以获得或理解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或者对同样的信息,由于过度自信等认知局限和心理偏差而做出完全不同的理解,并做出偏离理性的投资决策。金融零售市场和场外金融衍生品法律规制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引起监管者和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而且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等理论成果,早就对投资者的局限性尤其是有限理性和异质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形成大量具有实证基础的理论成果。两者不仅可以为投资者嬗变为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提供理论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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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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