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西南法学论坛系列讲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50 次 更新时间:2005-08-15 21: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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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 (进入专栏)  

  主讲人:邓正来

  主持人:付子堂

  嘉 宾:龙宗智 赵明  张永和  王学辉 

  时 间:2004年3月23日晚

  地 点:岭南厅

  

  付子堂: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隆重仪式,聘任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者邓正来教授为我校的名誉教授。(掌声)出席今天晚上聘任仪式的有:校长龙宗智教授(掌声)行政法学院法理教研室赵明教授(掌声)、法理教研室张永和教授(掌声)。另外,出席今晚仪式的还有学校部分老师及主要部门的几位主要领导,他/她们是人事处处长姚荣茂教授(掌声)、科研处处长但彦铮教授(掌声)、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掌声)、政治学院副院长曾繁跃教授、管理学院的黄顺康教授(掌声)、法理专业的刘颖老师和刘文会老师等等(掌声)。最后,出席今晚仪式的更有担任我校名誉教授的邓正来先生(掌声),还有邓先生的夫人唐向荣女士。(掌声)

  邓正来教授本来就是我校名誉校友。(笑声)邓先生1978年开始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在我们西南政法学院听课。(笑声)1982年邓先生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师从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国际法学家李浩培教授。邓先生现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中国学术评论》主编。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邓先生始终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邓先生以其独创的研究路径、深邃的思想力量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按张文显教授的归纳,邓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邓先生致力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组织、策划、独立翻译大量的学术著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先生组织、策划并担任总审校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库”,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十分熟悉的美国哈佛大学博登海默教授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邓先生当之无愧的成为近20年来我国西学译介工作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掌声)第二个方面,邓先生出于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忧虑,致力于建立必要的学术规范,以形成良好的学术传统,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和《中国书评》,传承学术文明、创新学术传统、严肃学术规范,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学术自律与学术批评之新风。第三个方面,邓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具有独创性研究,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理念的研究影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在法学领域,邓先生的研究主要是法哲学、西方法学传统、民主、宪政、人权,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他以其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及学术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也引发了法学研究的逻辑性转换。第四个方面,邓先生培养了一批国内外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长期以来,邓先生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来向邓先生学习。他根据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给每个人制定了学习方案,经常在自己家里举办学术沙龙,以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者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并茁壮成长。(掌声)邓先生著述很多,影响广泛,为许多学科的学术群体所认同,他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翻译家等多种身份活跃在学术舞台上。在北大天网搜索引擎上,如果输入“邓正来”三个字,一共会显示出6897篇文档,这也印证了邓先生的一句话:“我不求做一流的学者,但求做一流的学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先生在青年学生中有着超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邓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学者。(掌声)如今为我们的热情和真诚所感动,邓先生同意受聘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这是我们学校的荣幸,必将大大提高我校的学术声誉。下面请龙校长给邓先生颁发聘书。(掌声)

  

  龙宗智:根据校长办公会议04年3月3日的决定,决定聘请邓正来教授为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这是聘书。(将聘书展开,交给邓正来教授)(掌声)我解释两句,名誉教授是我校最高的荣誉。大家知道,我们去年聘请了一位名誉教授,就是我们的校友、著名的梁慧星教授。现在全校只有两位名誉教授,就是梁慧星教授和邓正来教授,这是我们学校最高的学术荣誉。我们学校现有名誉教授、讲座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名誉教授授予有最高学术、人品和威望的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虽然是名誉教授,但并不是挂名教授,大家知道梁慧星教授就是我们兼职博导,带了博士生,还每年到我们这里上课。邓正来教授成为我们名誉教授以后也要给我们指导学生,当然怎样指导,甚至带一些学生,要尊重邓老师的意见。他每年有一定时间到学校,来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做讲座。刚才子堂副校长说了,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确实如此。

  这里还要发表些感想。大家知道我不是搞理论法学的,也不是思想家,所以对于邓正来教授这种博大精深的学问,确实只能谈点皮毛。但是我们也有些特殊的渊源,因为我们两人都是78级的,曾经在这个校园共同生活,开始还在一栋楼,共同生活,(台下一位学生大声说道:有没有打架?)没有打架。(笑声)原因,我估计是邓教授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时候(打架)他肯定是缩边边。我呢,因为身体不太好,也不敢往前冲。(笑声)确实我们渊源比较深,特别是78级,他自己都介绍他是(西南政法大学)11班班长*。邓教授确实对西政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和学术的交流。特别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梁治平教授、贺卫方教授、夏勇教授,还有我们的蒋庆教授等,都和邓正来教授有很深的情谊和学术上的交流。邓正来教授是非常有内涵的学者,一位大家,这不是恭维。我记得我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早一点学习法学的学生和学者,受西方法学影响最深的,也许就是他所翻译的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可能在座的同学也受这本书影响很深,他对西方法学特别是统一法理学的整体性介绍,当时让我们开了窍。还有,邓正来教授这些年,像刚才子堂教授介绍的,有很多学术的特点,一是学贯中西,对国外非常熟悉,对中国研究也很深。二是翻译和原创性结果结合,特别是近些年,开始的时候可能翻译多一些,现在自己涌出来的学术成果不断呈献给大家,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有对国外学者的评析、介绍,分析非常到位。三是我最近看他的一本书,没有看完,有些章节读了,他为了写这本书,五年闭关搞学术,在五年内安心做学问,拒绝一切邀请和个人诱惑,就关在房子里面做学问,我肯定做不到,也很少有学者做得到,这是一种真正的学术的精神。要我来介绍,确实只能介绍一些皮毛,还是由邓正来教授自己来介绍他的一些学术体会和思想吧。谢谢大家。(掌声)

  

  付子堂:下面由邓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就职演说。(笑声)邓先生讲完以后,由其他几位老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或者做一个评论。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向邓先生请教,可以写在纸条上递上来,由邓先生有选择性地做一些解答。下面由邓先生给我们发表题目叫“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的就职演讲。(掌声)

  

  邓正来:演讲不敢当,做一个汇报吧。主席(笑声),各位同道们,同学们,尊敬的宗智兄(笑声)和子堂兄,大家晚上好!(掌声)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晚会。首先我要感谢贵校把如此之高的荣誉给了我,我感谢你们,为什么呢?我刚才坐在下面想,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大家知道,名誉教授这样一种褒奖通常是一所大学给予一位身份极高或权位极重的人士的一份大荣誉。然而贵校却把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么一个极其普通的读书人,由此可见贵校以及贵校主事的诸位,对知识的尊重,对学问的尊重。去年我非常荣幸地能够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现在,我出于同样的理由,为自己能够成为贵校的一员而感到骄傲。(掌声)第二个原因,贵校把这么高的荣誉给我,肯定不只是对我过去所做的学术工作的承认,在我看来,更是对于今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我喜欢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就是我所谓的知识激励,而且这种要求与我对知识的爱是完全相符合的。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我要感谢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四川外语学院78级的学生,我的母校是四川外语学院。但大家不知道,我也是西南政法学院78级的学生。记得当年,我们两个学校的同学一起住在东山大楼里,每天都在东山大楼的工场场地上借着工场的灯光进行晨读。每周三,敲着碗,拿着肉票,到一个工棚去打勺子面。(笑声)我们在一起读书,一起学习,在一个球场上打球、踢球,当然我们也一起打了一场全国闻名的架(笑声)。记得两年前,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聚会,他们不仅邀请了我参加,还正式任命我为11班的班长。(笑声、掌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当中,西南政法大学也是我的母校。(掌声)正是在这所母校的培育和帮助下,在西南78级的同学帮助下,我在考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考上了法学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母校给了我一个机会,帮助我实现了一个很大的心愿,正式皈依母校。为此,真的谢谢你们。(掌声)

  为了对母校表示感谢,我想把我这20多年走过的学术道路向你们做一个汇报,也简单谈谈我今后所要走的学术道路。记得我刚走上学术道路的时候,始终问自己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我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他的学术道路一定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个人学术的研究水平将取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取决于某个学者的研究水平,而是意味着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在他的学术研究道路中必须直面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这个整体状况,他有义务、有责任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他自己的贡献。大家知道,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有很多问题,我个人认为,除了一些外部因素以外,至少有三个问题我们必须去面对。第一个问题,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当晚近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诸位知道,蒙遭了很大的打击和挫折。然而社会科学这种知识类型,在西方社会却已然发展了数百年。我们要了解社会科学在人类历史上的发展进程,想要了解社会科学这种知识类型在它的发展当中的种种问题和各种理论,我们必须去翻译已有的经典和我们同样的人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梁任公当年说:今日之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梁任公的观点,尽管我依凭的理据与他不尽相同。我认为知识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对已有的社会科学成果进行翻译。第二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没有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往何处去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去提出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理论。没有我们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效的研究或者是否是应当加以激励的研究,我们同样不可能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我们甚至不可能知道我们现在做的研究还是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第三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要取得真正的发展,除了上面两个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知识实践活动,去丰富和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在可能的情况下,去丰富和提升人类的社会科学。

  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这样一种认识也就决定了我自己所要走的学术道路。这就是20多年来我所走过的三条互相补充的、并行发展的学术道路。第一条道路,就是学术翻译的道路,而我更愿意称为研究性翻译。告诉诸位,在中国,还没有名师、大师指点你们的情况下,认真地翻译一两部著作,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1987年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我还翻译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著名的宪政学家亨金所写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著名政治学家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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