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浦劬 臧雷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探讨——兼论中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2-04-06 23: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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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浦劬 (进入专栏)   臧雷振  

   摘要:中国社会科学在向西方“取经”到本土化创新的发展过程中,既面临着本土化研究成果的供需矛盾,也经历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世纪争辩。本文在系统归纳、阐述并回答社会科学研究中“何为本土化”“为何本土化”“如何本土化”等基本问题的基础上,联系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辨析研究对象或议题本土化、研究方法本土化、研究目的本土化、研究价值本土化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认为本土化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路径,但并非唯一路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体系,促进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和进步,应摒弃西方中心取向,建构中国特色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并实现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社会科学;政治学;本土化;国际化

  

  

   一、引言

  

   一个民族要想掌握时代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必须具有独立成熟的科学理论;一个国家要想构建新形态文明,当然有赖于科学原创的思想体系。新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原创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8。

  

   当前,中国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我国学术界应对时局、厚植和强化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也是促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使命。这一路径和使命,无疑有助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摆脱简单模仿、编译引进甚至盲目追随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徒状态”,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文明心态,走向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自我主张自由”。

  

   对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使命来说,不同学者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路径,秉持不同的见地,由此使得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国际化主张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不仅体现为不同研究者在学术议题、话术、观点、对象、范式、理论等方面的歧见和交锋,而且蕴含着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不同评价和诠释。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际发展来看,一方面尽管我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诉求空前高涨,但还没有形成显著的原创性本土化学术成果。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发展,本土化理论和知识供需失衡现象更加凸显。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诉求持续存在,但也面临着不同话语体系下国际学术对话的艰难,其中,典型的表现是在国际学术引用中来自中国学者群体研究成果的整体被引用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本文采用学术史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不同发展阶段议题的归纳和评析,阐释“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诉求”“为什么需要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如何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等问题,同时联系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呈现本土化与国际化学术争辩的世纪图景,期冀引起学界同人对于这一议题的进一步深思。

  

   二、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历程

  

   知晓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发展历程,是厘清本土化与国际化之争的重要途径。为此,在讨论本土化与国际化争辩之前,有必要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从广义来看,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经历了横跨三个世纪的嬗变,其中包括从抵触西学、到接纳西方理论、到学徒式模仿、再到尝试性探索乃至创新发展的阶段性反复和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当前,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历史,学者多以重大历史政治事件或重大学术事件为标准来分期。本文采用这一标准,结合重大历史政治与学术事件,将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洋务运动时期至1918年)

  

   中国与西方关于中西思想文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当时,西方与中国的海路贸易和传教不断发展,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探索热情随之日益高涨。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中西方综合国力的悬殊,导致闭关锁国的清朝遭遇列强环伺和内忧外患,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国学术界的留洋归国者大都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以激进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大规模输入西方社会科学[2]。因此,他们主张的所谓本土化,实际上是全盘西化,主要内容是全盘吸收西方学术,来置换中国传统文化。不过,在他们之中,本土意识较强的学者如梁启超对这种做法持警觉态度。1902年,西学刚刚传入中国,梁启超在引荐西方话语体系的同时,高声呼吁提高中国学术的警惕,他告诫学界“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3]。

  

   与此同时,在清廷内形成了改良派和守旧派的对峙,这种对峙在思想学术方面引发了激烈争论,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派和守旧派围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派和守旧派关于“西方先进思想理论的引进”的争辩。清廷守旧派强烈抵制西方思想文化,而改良派则主张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采纳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尽管如此,清末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百日维新运动将西方制度嫁接中国制度的变法谋划,既是改良派面对强大守旧派的妥协,也标志着西方社会科学引进中国之后不久,就催生了特殊意义上的本土化意图或意识。

  

   (二)第二阶段(1919年至新中国成立前)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特点是从本土意识萌发逐渐发展为主体意识形成。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科学界逐渐形成三个派别[4]:

  

   第一个派别是学成归国后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自由主义学院派。1925年,许仕廉在《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一文中对中国教育体系中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教材进行了抨击,最早提出了建设“本国社会学”的主张。他认为,西方工业化起步早,而中国还处于手工业的阶段,自然不可在社会科学方面相提并论[5]。应该说,许仕廉的观点有一定启发意义。随后,在社会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30年社会学社的成立,在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孙本文发表了《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主张“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6]。这也是近代中国较早将“本土化”一词纳入学科建设中的表达。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对风靡一时的“社会调查运动”和“社会史讨论”提出不同见解,开创性地提出了“社区研究”的概念。此后,“乡村社会”“乡土中国”等,是在此基础上传承和改造了吴文藻力倡的“中国化的社会学”[7]。

  

   第二个派别是积极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早期代表人物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他们以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8]。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得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在精神上占据了主动,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6。随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论战中,以郭沫若、薛暮桥、张闻天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用马克思的唯物论来分析中国,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中国化”并加以传播[9]。信仰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人物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斗争道路的过程中,经历过多次失败与尝试,马克思主义历经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洗礼,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7年,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系统地论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反对教条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10],深刻揭示了革命失败的思想原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1938年,艾思奇《哲学的现状与任务》[11]一文发表后产生了深远影响,被后世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式提出社会科学“中国化”命题的第一人。

  

   第三个派别是极力强调“中国特殊论”的文化保守主义派。何晓明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派可以分成三个阵营,即19世纪60—90年代的“体用派”、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和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派一般坚守中国中心论,运用地道本土化的语言来解构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发展具有本土特质的社会理论,代表学者如梁漱溟[12]等人。

  

   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崩溃,使得民族主义与国家独立意识不断增强,引发了全球学术本土化的研究浪潮,“边陲”国家与地区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文化自尊心”日渐觉醒,包含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经济开放程度提高、政治独立意识和民族自主意识增强,民族文化交流发展深化,为此,这些国家与地区积极试图抵制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扩张,抵抗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从而萌生出各自本土化的愿景和成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也是发展中国家学术发展趋势的组成部分。

  

   (三)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体现为中国局部地区的学术探讨。1949年之后,由于苏联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影响,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被取消,这些学科的发展也由此中断。

  

   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始探讨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可能。与此同时,国际上主张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一场文化自觉与文化独立的学术运动,其中,巴西社会学家拉莫斯在1953年拉丁美洲的社会科学大会上首次提出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13],拉丁美洲学界揭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关系的依附理论也在这时问世。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

  

   (四)第四阶段(1979—2000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逐步形成部分学者的理性认知。学者邓正来认为,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已经或将要发生两次“知识转型”:一是西方化、现代化的知识转型;二是本土化、自主化的知识转型[14]。

  

1979年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是年3月底,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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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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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行政论坛》2021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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