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理智的诚实与现代性

——序《资本主义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8 次 更新时间:2014-11-16 23: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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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 (进入专栏)  

    

   我们确确实实生活在现代社会,享受现代化所造就的各种便宜,分担它带来的各种忧虑,就如这些文字是通过电脑敲出来,通过互联网发送出去,而正是在此刻,北京雾霾满天。我们是现代的人类,不过,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最不明白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现代性。这就是现代人生存的一种状态,人们也喜欢一般地说,这就是人类的命运。

   因为现代性的概念是不清楚的,所以命运的意义在这个语境中也同样是不清楚的。那么,人类是先进入了现代社会,然后才意识到现代性的问题,还是先有了现代性意识,然后才过上了现代生活?命运这个词语告诉我们,这两种说法都是可能的,它取决于如何理解命运。无论如何,如何理解现代性在这里才是决定性的。

   在诠释现代性的各种学说中,韦伯的理论是最具普遍而深入的影响的一种。韦伯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基础性的,它总结和构造了现代人行为的基本样式和根本原则,而后者事实上主要是精神或观念层面的东西。第二,韦伯理论包含自觉和明确的方法论,而这使他的基础性理论具有高度的实用性。

    

   一

   韦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和主线是合理性。它几乎贯穿韦伯理论所有的层次和方面,从个人的行为样式,社会的行动样式,社会运行的原则,直到方法的范式。因此,所有关于韦伯现代性理论的研究,都必须措置合理性问题,当然,人们更不妨直接从合理性入手来讨论现代性及其问题。刘莹珠《资本主义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研究》一书正是从合理性入手来研究现代性问题,考察了现代性所包含的两个性质分明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颇富政治色彩,而人的命运则有不言而喻的形而上学色彩。刘著把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尼采等引入关于韦伯合理性理论的讨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问题各自的特色,当然,它是在不同观点的对照之中来突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人类命运的不同理解。

   刘著关注和考察了韦伯“目的—合理的”与“价值—合理的”这两种行为方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矛盾,以及由此导致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由此引入关于现代人类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体现了作者对人的命运的一般关切。这无疑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研究。

   合理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在韦伯的学说里包含许多层次,并且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是必然的。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形态中,合理性的因素是以其片断的、孤立的或局部关联的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不同的社会中,合理性因素的多寡,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联程度,是有差异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按照韦伯的理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合理性因素的有无,因为在所有社会,无论多少,这样的因素始终是存在的,而在于这些因素之间彼此关联的程度。更明白地说,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分野就在于如下一点:这些合理性因素通过一个契机彼此联系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合理性体系。在此之前,社会是传统的,而在此之后,社会就进入了现代的阶段。这个契机是在西方首先并且唯一地出现的,它本身则充满了宗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辩证。传统的基督教即天主教会极度否定人的现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向来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各种合理性因素整合起来的这种偶然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但是,新教革命改变了信徒与上帝的关系,使每个信徒都能够而且必须直接面对上帝;上帝永恒地决定了个人得救的命运,个人便无法通过任何仪式和形式来改变上帝的决定——上帝是绝对自由的——但又必须保持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以及自身得救的坚定信仰。仅仅这些说法当然不足以让新教徒们信服并且有所作为。新教教义还为教徒提供了一种世俗的途径:以现世的功业来证明自己信仰的坚定和得救的命运。于是,现世的生活就这样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个人可以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来从事现世的工作,而不必顾忌任何传统的、情感的或其他的因素、规矩和限制。一切有利于现世成就——当然是正派的职业——的手段都是在宗教的意义上正当的,个人的职业由此就赋有了神圣的意义,天职的概念就这样诞生了。不过,个人通过这样的职业而在现世所获得的所有成就和财富是属神的,他只是为上帝管理这些产业,所以,个人还必须过禁欲的生活——这是否定现世生活意义的基督教精神的底色,也是新教禁欲主义的本意。

   但是,一旦所有合理性的因素了整合起来,一个自主运转的体系——资本主义体系,或现代合理的社会体系——就形成了。在这之前,作为信徒的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虽然变得直接了,但却也变得更加脆弱了:它是个人对上帝的关系,不再也不必由天主教的庞大的世间组织来保证。在有了那个已经发动起来并且开始自主运转的巨大的现代社会体系的情况之下,个人与上帝的这种联系就很容易脱节了。韦伯理论的玄妙之处,或者韦伯所解释的新教教义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如下一点:上帝的绝对自由和永恒决定赋予了个人在现世生活的高度的自主性,而它必然造就个人的完全的自主性,包括道德选择的自主决定。

   因此,撇开这层直接而脆弱的神圣关系,合理性完全就是现世的,眷顾现世的,为了现世生活的。简而言之,人在现世的合理生活就成了合理性的核心意义,合理化的归宿。

   在传统的基督教世界里,现世生活是为应付赎罪才需要的,人们在这里通过贬低自己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而满怀希望,个人生活的泰半或更多部分为教会所束阨。所谓一神论,必然是外在强制的,出自于它的道德的规范也无非如此,因此,为他们提供上帝的福音及其解释——同时提供戒律以及通向上帝的中介的僧侣和教会,就有着无比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个人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时,从事上帝与个人之间关联的中介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变得无所事事了,从神的代言兼代理人沦落为与混同于任何一个普通信徒的此在。所以,我们看见,首先反抗这种状况的乃是一些具有这样的意识、定位和责任的精英分子。韦伯那两篇著名的讲演也处处针对这样的人群发出告诫。所谓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分,就是要求精英阶层在这个已经完全沦陷于现世和日常生活的现代世界里,在倡导某种信念、发布先知预言、提出宗教主张乃至发动宗教力量时,必须顾及后果,谨慎从事。

   因此,这里可以归结出现代性两个的特征。第一,现代性的社会是人类自己来做主的社会,因此,如果有什么价值和道德适用于现代社会,那么,它们就是出自于人类理性的原则和法律。第二,普遍性;人类的自主承带对每个人的有效性。这样,即便出自于人类理性的原则和规范也必须是普遍的,而那些无法普遍化的价值和道德主张,就只得听凭个人的自己选择。上帝或神一类的事物,因为无法在所有人那里达成共识,所以,也就只能归诸于个人的事务。在今天,感叹现代社会缺乏意义和价值的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就是那些在精神上软弱到无法独力承担自己独特的伦理和价值,而又不愿意接受普遍的原则和观念的人,他们总是想要其他人——甚至不妨以强制的手段——来为他们承担他们倾向或热衷的那些东西,从而证明他们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这样做,常常不计后果。韦伯说,“如果有人企图在没有新的、真正的先知的情形下,谋划宗教的新生,那么,就会出现一种在内在意义上类似的怪物,只是它的作用更其恶劣。”[1]为了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韦伯要人们区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而采取一种对后果承担责任的态度,尽管韦伯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这种责任伦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二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直接讨论本题的那一章的结尾,韦伯曾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逾越自己价值无涉的学术界限而直接就当代社会的价值和信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深切忧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当时的主要特征是机器的和石化的——这个自动体系。他的忧虑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在这个机械一般的体系里,人们的精神和道德从何而来?其二,这个体系是否自此就奠定了人类的最终状态。事实上,韦伯把两者视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倘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历史将会终结在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信念的享乐者这个状况上面,这是一个虚无——当然仅仅关涉信念——者的世界。现代社会的起因是由精神的东西即宗教伦理激发起来的财富创造体系,人们将它如同薄斗篷一样披上身,以为可以轻轻地掀下,然而,一俟现代性确立,禁欲精神却同时逸出,单单物质财富以及追求它们的力量就使之成为一件铁衣(stahlhartesGeh?use)[2],紧裹个人,再也无法脱下。[3]情况是否就是如此?

   在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之后,韦伯马上解释,他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学术纪律——然而,这里还是必须强调:这确实透露了他内心的忧虑。这种忧虑也体现在《作为志业的学术》一文最后[4]他引用《圣经》的那一段文字里面:“守望人!夜还有多长?守望人!夜还有多长?”守望人回说,“黎明来了,可是黑夜还在!”[5]韦伯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和担忧是一望而知的,不过,通常引用这段话的人往往忽略守望人回话的第一句是“黎明来了”。那么,黎明在韦伯那个时代意谓什么呢?韦伯所看到的希望又在哪里?人类是否还要期望一个先知的出现而长期等待呢?韦伯的结论显然是否定的,他说,听这个话的民族等待了二千年,等来的却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命运。[6]许多等待新先知和新救主的人们,都身处同样的处境。

   这里令人想起了尼采。尼采是一个现代的——唯其如此,他才可以被称为——先知,因为古代的先知,除了要表明自己与某种超验的存在——无论它是什么——的关联之外,还要给人明示一些具体的规范,比如,儒家的仁爱,基督教的山上宝训,或者佛教的戒律。这些甚至是普通人也可以把握和理解的。但是,在现代,那些道德和规范中可以普遍化的内容基本上成为了明确的原则和法律,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尽管如何使之有效地普遍应用尚依赖于人们的实践——和理解,而它们的有效性通常也是可以切实地验证的。因此,今天的先知为证明自己先知的地位,就需要抽象地否定和贬低科学、道德和其他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和规范的价值,将它们视为人类堕落或软弱的表现,但也并不完全否定。为了证明自己的超验,先知们就要尽量使用晦涩的语言来表达对这个现世的不满、愤怒和痛恨,以及关于未来的隐喻,比如超人,异化,和永恒的回归,如此等等,但是,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对未来提出明确的计划和断定,否则就会沦落为可笑的占卜人。

    

   三

   在论及现代社会的精神问题及其发展的前景时,韦伯在字里行间多次谈论先知,但是,实际上,他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倘若先知真会出现——这无非是隐藏在韦伯心底深处留恋传统和历史的浪漫情怀——也只是在遥远而不定的未来,在可以见及的当下和预期的未来,他们的身影是难以出现的。因此,人们无需等待,而必须付诸实际的行动,来改善这个世界。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智的诚实。[7]“我们的时代——与其自身的合理化和理智化,尤其是对世的袪巫一起——的命运,正是恰恰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经退出公共领域,要么退入神秘生活的世界背后王国(hinterweltliche Reich),或个人之间直接关系的兄弟之谊。”[8]

为了理解韦伯的上述体现了理智的诚实的观点,这里需要先来分析一下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entzaubern(Entzauberung),即袪巫。刘莹珠的著作采用了这个准确的译法,而在多数的韦伯译著和研究著作中,它被译成了袪魁。新教教义断定,上帝绝对自由,个人得救的永恒决定,不受任何人的影响。这同时意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最终决定了的,除了上帝,其他任何的神秘力量不复有意义。天主教各种仪式的实质无非在于通过人的行为来影响上帝的意志和决定,而这一切在新教那里都被断然否定和排除了。在汉语里,能使神或其他神秘力量听从人的旨意而有利于人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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