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9 次 更新时间:2019-12-22 2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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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 (进入专栏)  

  

   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已经引发了政治、法律、道德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必将产生更多难题。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硬核,这就是自由意志。换言之,上述这些领域在人工智能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遭遇的挑战,最终都关涉自由意志,因而它们也可被视为对自由意志的挑战;而只要自由意志依然保有其在人的意识中的核心地位,那么这些难题就不会形成颠覆性的力量。因此,考察和研究自由意志与这些难题和挑战的关系或许就是研究和应对它们的一个要务。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关于自由意志的研究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视域:有一类不同于人类的人工自为者即所谓人工一般智能(AGI)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出现,而它们的根本特征就是具有自由意志。这类自由意志或更一般地说意识将以并非如人类那样的生物机制为物理基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成为本文的考察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背景,它会激发起人类先前局限于唯一一种自由意志的境域而无法生成的观念,或无法想象的情形。不过,下文主要考察和讨论目前的人工智能科学和技术及其应用给自由意志造成的难题和挑战,不会涉及人工自为者的自由意志,而仅仅将它当作一种可能的背景。

  

   一般而言,自由意志被视作人类的根本特征,人类意识和一切知识的至上原则,亦是人类自我认同的最终根据。与此同时,许多人也凭借理性本身的能力质疑、挑战自由意志,以自由意志的决定来怀疑自由意志的存在。因此,自古以来,它就成了各种哲学和科学理论的聚讼之点。在历史上,对人的自由意志最大的贬抑来自宗教,而自现代以降,质疑或否定自由意志的观点主要来自决定论和物理主义,即一些哲学主张。决定论在其理论的逻辑方面,尤其是在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一致性方面,展现了强大的论证力量:因果原则构成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因果性在哪里断裂,自然科学就会在哪里中断。有人认为,量子力学对自然的因果关系提出了挑战,然而,它所挑战的只是传统所理解的因果样式,而没有挑战因果规律本身,否则,人类的科学研究就会中止在量子力学面前。因此,自由意志确实存在,就此而论,有两个事实相当重要,它们乃是理解人的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关键,并且对理解人工智能的性质和特征亦有莫大的帮助。第一,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不影响自然界的因果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所谓因果性正是通过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活动而被认识的。对人类来说,倘若没有意识和自由意志,物理世界的因果规律也就无从谈起。第二,迄今为止已经进行的大量研究皆无法以实证的方式清楚地揭示意识现象的生物的,或更为一般的物理的形式和机制。尽管人们无可否认,意识和自由意志必定奠基于生物的或物理的基础之上,但如要将意识或自由意志归结为具体的生物活动,那么到现在为止最有效的论证还只是依据一般原理所做的推论,而缺乏实证的说明和实验证明。在物理世界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确切地建立起来,尽管量子现象被视为例外,唯其如此,量子现象才被尝试用来解释意识活动。然而,量子世界的确定的因果关系或许要以不同于现在的理论范式来解释。第三,意识,尤其是认识活动,始终能够超越人的物理存在的时空限制。

  

   此外,一个并不根本却颇为有趣的事实是,即便那些决定论者也不会接受他们自身被当作并无自由意志的一般物理事物对待这样的做法。这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决定论者或物理主义者的理论主张与其对自己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性质的认同相冲突,但却可以和谐共处,并行展开。不过,本文的讨论重心不在于理论的构造和论证,而在于从事实出发讨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和技术造成的自由意志的难题和相应的挑战,进而在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若干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要点。

  

自由意志:经典挑战

  

   自由意志作为人类的根本特征,乃是人类社会规范的基础和前提,大凡现代社会那些体系复杂的法律、道德和其他规约无不奠基于自由意志。长久以来,论证自由意志的文献汗牛充栋,而对自由意志的质疑同样经久不息,但出于思辨的论证,无论是肯定还是质疑,既不更加巩固亦不些微撼动自由意志作为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根本前提的稳固性。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自由意志论与非自由意志论之间的论战进一步加剧,争论和论证的手段也从思辨的理论转向实证的手段。在当代,对自由意志最大的一次冲击是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的实验研究所引发的。李贝特认为,这个实验及其研究的结论是:“大脑的一个自发的自愿动作的肇端是无意识地发生的。”这个实验的主要内容和程序可简述如下。

  

   在实验中,李贝特让被试在某一刻用自己的手指揿一按钮,并同时要盯着一个圆钟。这个钟表面画有一个分成若干格子的圆圈,有一个圆点绕着它转。被试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动手指,而不是在外界信号诱发下动手,但他们被要求:当他/她第一次有意识或有冲动去做动作时要留意圆钟上圆点的位置。这样,被试揿按钮时,圆点在圆钟上的位置也被记录了下来。通过比较标志了揿按钮的时间和被试做动作的有意识的决定的时间,研究人员能够计算出试验的全部时间。从被试肇始原初的决断一直到动作的发生。平均来说,从有意识地要揿按钮的意志第一次出现到摁下按钮,平均过了大约200毫秒。

  

   研究人员也分析了准备电位(EEG)相对于动作定时的每一次实验的记录。由此人们可注意到:大脑活动包含了动作的肇端——主要集中在第二运动皮质区——平均发生于试验以按钮揿下而结束之前约500毫秒。这就是说,研究人员记录了正在升高的大脑活动,它开始于在被试报告第一次觉得要做动作的有意识的意志前大约300毫秒。换言之,无意识的脑电活动的累积先行于大脑内明显的做动作的有意识的决定。因此,根据李贝特的论文,实验所测试到的被试从大脑开始增强的活动到按钮压下之间持续了500毫秒,而被试是在第300毫秒左右才报告了要揿下按钮的决定或意志。因此,这300毫秒是无意识的活动,但它先行于有意识的活动或决定并产生了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正是这300毫秒使得李贝特可以得出前面那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一个自发而自愿的动作在大脑之中开始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这个实验及其结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因此,李贝特1985年这篇论文就与许多篇专门讨论此文的评论同时发表。在欧美刑法学界,一些年轻的法学家甚至据此要求修改刑法原则:既然人没有自由意志,就无法对其行为负责。倘若接受这个观点,那么现行的刑法体系的基础就会轰然崩坍。不仅如此,整个现行法律体系也同样会失去基础。这个争论在西方理论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它才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话题。

  

   自然科学家们则继续进行相关的实验,改进或修正李贝特的研究。2008年约翰-迪伦·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器(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扫描被试者脑部,做了类似的实验。他得出结论说,从根本上说,大脑首先开始无意识运转以酝酿出一个决策,一旦全套条件成熟,意识就参与进来,然后才产生运动。

  

   李贝特和后来一些科学家所做的实验,尤其是实验的结论,无疑也遭到了许多的质疑和反驳。威尔莫特(Chris Willmott)对这类实验提出了一般性的批评,他认为,“没有哪一个对认知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完善的。以EEG(准备电位)为基础的实验,就信号的物理位置而言,缺乏精确性,而以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器)为仪器的研究就事物的定时而言,准确性更低。”

  

   米尔(Alfred Mele)对李贝特实验提出如下一个主要的反驳:在这个实验中,并没有任何直接的方式说明,哪些现象对应哪些神经事件。具体来说,在李贝特的研究中,很难确定准备电位对应什么现象,比如,它是否就是意向的形成或决定的做出,或仅仅是冲动(urge)。如果准备电位对应纯粹的冲动,那么,实验的结果就会允许如下结论:意向形成或决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事件。这样,在米尔的分析下,李贝特的研究就保留了这样的可能性:意向形成和决定毕竟是意识事件。

  

   纳米亚斯(Eddy Nahmias)指出,李贝特研究激起了人们对自由意志的担忧。但是,纳米亚斯论证说,仅仅揭示存在着使行动在机会上增加10%的更大可能性的无意识事件,无法反驳自由意志论,因为对所有的自由意志论者来说,自由意志是与这种非决定论的因果性相容的:即由无意识的事件在因果链条上的某个时点上导致行动。

  

   纳米亚斯对李贝特研究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在李贝特式的异常性质的实验情境下,一个有意识的意向在将临的某个时间上折叠是一定的,所要测试的乃是:被试对这个一般的决定在某个特定时间的执行。纳米亚斯指出,在开车或做饭时,人们总是会形成一个有意识的意向去完成一个一般类型的动作,然后,对这些一般的有意识的意向的特定执行并不以额外的特定的有意识的意向为先导。比如,一个人会形成一个开车回家的一般的有意识的意向,但他所做的那些特定的转弯不会以一个相配的特定的有意识的意向为先导——一个人可以是处于自动驾驶的状况。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一般的有意识的意向在产生行动时仍然发挥关键的因果性的作用。在李贝特研究中,当某种指示被给予时,被试形成了在某个时间或其他时间收缩的一般的有意识的意向,并且如果这些一般的有意识的意向的特定执行不是以特定的意识的意向为先导,这就恰恰与纳米亚斯所举的开车和做饭的例子一样。

  

   纳米亚斯的分析相当有说服力,因为在李贝特实验中,被试已经被告知要做一些什么动作,要遵守一些什么规则,因此动作的一般的指向不仅是有意识的,甚至带有某种程序化的特征,而这就与开车和做饭的状况相类似。李贝特实验,包括后来的孙俊祥(Chun Siong Soon)、海恩斯等人的实验,都无法设置这样的条件: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的大脑是一片空白,连关于接下来的实验的任何想象都没有。

  

   不仅如此,李贝特实验以及其他人的实验还容有其他解释的颇大余地。最近,海恩斯领衔和克拉夫塔(Matthias Schultze-Krafta)等人所做的实验修正甚至推翻了海恩斯先前的结论。他们2016年发表的实验报告说,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观察:在一个自发的动作的准备电位启动之后,人们是否能够取消这个动作。如果可以,那么是在哪个时间点。被试要与一个脑—机接口挑战,后者被训练得能够探测人们实时的准备电位,能够发出停止的信号。这个团队的实验表明,被试的主体即便在准备电位开始之后仍然能够否决一个动作,即取消一个动作是可能的,只要停止信号在动作开始之前200ms发生。他们陈述结论如下:“我们的结果提示,甚至在准备电位启动之后人们仍然能够取消或否决一个动作。直到一个无法返回的时点,即大约在动作启动之前约200毫秒,这是可能的。无论如何,甚至在一个动作启动之后,都有可能改变和取消那个已经展开的动作。”

  

海恩斯是这篇论文的通讯作者,正因为他是李贝特实验的改进者,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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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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