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迁徙与文明冲突

——《北大德国研究》第七卷题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13 次 更新时间:2018-12-06 1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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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水法 (进入专栏)  

  

   今天,或者在先前的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坐下来谈论移民,那么我们不是在讨论一个新问题,而是在以当下的视野重新提起一个古老的问题。移民无非是人类迁徙的一种形式,而迁徙属于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我们每个人之所以能够坐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亦是迁徙使然。

  

   一、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迁徙史,这一点对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应当是一个常识。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所有稍大一点的民族-国家,无不是通过迁徙而最终形成的,甚至稍大一点的族类或族群大都也是通过迁徙而定居于现在所在的区域。迁徙的过程往往既是一个族群不断分裂的过程,也是它融合其他族类而更新自身乃至转变为一个新的族类的过程。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迁徙,世界上所有的族类,最终都成为形形色色的文化民族。这些乃是世界历史中的常规现象,然而,似乎是中国人最早认识到了其中的奥秘。

  

   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蒙古帝国的历史。蒙古人在13世纪迅速崛起,横扫欧亚大陆,建立起大蒙古国,蒙古人也因此散布在广阔的欧亚大陆。然而曾几何时,大蒙古国分裂为许多汗国,而蒙古人在崛起过程中就同化了许多不同的族类,在不断的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却又被不同的被征服民族同化为若干操不同语言、接受不同信仰的各异的族群。

  

   再来概观一下欧洲,现在的民族-国家的大体格局就是由古代日耳曼人诸部落在几个世纪内持续的大规模的迁徙以及中间必然出现的分化、同化而奠定的。英国就是由相继而来的迁徙群体建立起来的国家:从凯尔特人到日耳曼族类的盎格鲁-萨克森人,从当时星罗棋布分布在英伦三岛大大小小的国家和许多到现在也无法弄清其名称和位置的小部落到后来统一的大英帝国。而当英国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的时候,其殖民地的人民也开始移居到这个帝国的本土之上。因此,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英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移民国家。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是,人们不太清楚的是,其实从大时段的视野来看,现在的德国也是一个由大规模迁徙而形成的国家。萨丕尔(Sapir)在他的《语言论》里通过词源分析指出,甚至日尔曼人的远古祖先所说的是一种与印欧语系不相干的语言。[1]他们后来如何采用了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乃是一个尚未解开的历史之谜。我想,其中的主要原因应当包括迁徙。至于古代日耳曼部落的持续南下,民族大迁徙时期的部落迁移,在普鲁士等地区与斯拉夫等族类的融合,一直到二战之后大量原本祖居于其他国度的德裔人口迁居到当时保留下来的德国领土,[2]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德国是否一个移民国家,实际上依赖于如何定义移民国家以及德国人的自我认定,诚然,德国人多数不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

  

   历史也表明,在古代,族类和人口的迁徙实际上没有什么界限,能够阻挡迁徙步伐的主要就是战争。今天欧洲的格局不仅是欧洲地区族群迁徙的结果,也是世界范围族群大迁徙的结果。相应地,今天世界上每个国家内部族群和人口分布的格局也是迁徙造成的结果。

  

   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史。只要翻开任何一部中国移民史的著作,人们就可以发现,每一个朝代都在发生大规模的迁徙和移民。中国主体民族即华夏民族在远古的传说中,就是经过迁徙而来到中原。因为以农耕为生,他们才相对于其他族群比较早地成为定居的族类。也正是因为定居的性质,华夏族类才会与北方游牧族群之间发生历经几千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也就成了华夏族类大规模迁徙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同时也成为华夏族类及其国家不断壮大的一个基本原因。

  

   这种迁徙和移民造就历史和城市的景象在中国现代史上展现得更加宏伟壮丽。上海就是中国最典型的现代化移民城市,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经由移民而现代化的大城市;天津的情况也是一样。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它的方言上海话主要是从另一个城市移植过来的。天津也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天津话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的,只是它不像上海话那样有明确的来源地。

  

   中国改革开放更是促动了全方位的现代化移民,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相对落后的地区到发达的地区,每年的春运就是这股移民运动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最为剧烈的年度性悸动。深圳是改革开放和移民运动所造就的一个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快速扩张为一个国际性的制造和创新的大都市,人口从八十年代初的30余万增长到现在1000万以上。除了移民,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和力量可以让深圳发生这般人口变迁的奇迹。移民的动力来自于改革开放和特区政策造就的移民差。

  

   最后来看看北京。本人上世纪70年代末初来乍到之时,北京是一个宽敞而舒展的城市,商业服务相对落后,人口871万。而今天,经过四十年的大规模的移民,北京已经扩展为一个超大都市,常住人口达2170万以上。事实上,北京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通过移民不断扩展的城市。

  

   在中国历史上,迁徙以许多种形式出现,如征服、移民、戍边、难民、流亡、逃难和游牧等等。流亡与移民不一样。流亡主要指暂时的、被迫的迁徙。在古代,流亡通常是指紧急、被迫的乃至非法状态下的出走。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其苏州刺史的任上写过一句名联“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表明即便在盛唐,在江南富庶之地的核心,也时或会出现人民流亡的现象。[3]大规模的流亡通常就是由战争或灾荒驱动的难民出逃。因此,流亡通常也就被称为逃难。

  

   再往更古的时代看,一部春秋历史就充满了这样的流亡故事。在那个时代,人们给那些贵族和精英分子的流亡起了许多专门的名词,如出、奔、亡、流、逐等等。在今天,流亡仿佛成了精英人士的专利,比如流亡诗人,流亡政治家,很少有人将流亡用于一个平民。平民的去国离乡顶多就是移民,甚至有些人不得不偷渡。由此而见,自古以来,流亡一事的用词也是大有讲究的。西晋末年大乱,士族南逃,中原文明南迁,人们用衣冠南渡来指此事。事实上,中原人民亦相继流亡江南,但他们似乎不在衣冠南渡的指称之内。

  

   这里我自然也就想到,中国的家谱就是一部迁徙与移民的谱系记录。每一部家谱是一个家族独立成派的历史,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外在原因就是因迁徙而分谱。因此,一部家谱所记载的世系或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之前的先祖,但是在宗祠所在地的定居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几百年。几乎每个宗族的另立堂名或分谱都是迁徙的结果。

  

   行文到此,我可以稍微总结一下有关迁徙的一些重要问题。(1)导致迁徙和移民的常见的原因和形式,包括游牧、殖民、战争、开疆拓土、逃难,以及现代化和城市化等。(2)迁徙与原住民会发生如下一些关系:取原住民而代之、同化原住民、与原住民融合或被原住民同化,最为消极的后果是外来的迁徙者与原住民一同灭亡。他们与迁徙途中遇到的原住民或其他族群也会发生相似的关系。(3)迁徙与文明之间复杂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就从智人出现以来的历史而论,毫无疑问,只有迁徙才造就了文明。我们不必提到太古的事情,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表明,迁徙既能催生新的文明,也能毁灭发达的文明而导致历史的倒退;它也能够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或者通过混合和融合而造成一种新的文明。至于其中的冲突,我将在第三部分予以稍微详细的讨论。

  

   二、移民:现代迁徙的困境

  

   现代世界的迁徙与古代的所有迁徙有许多不同的特点,比如,从直观上来说,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转移是以人类迁徙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的。这是其一。其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群体性的迁徙基本上就是目标明确的移民,而古代的迁徙则包含多种因素,大规模的迁徙的目标通常是不明确的,而历时又可长达几百年。比如,突厥人的祖先从东亚北部经过几百年间迁徙到现在的土耳其,就并非简单的移民,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土耳其劳动力大量进入德国也不能说是一种迁徙,而属于移民。

  

   粗略地说,现代社会的人口迁徙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是殖民,比如最早到达美国的欧洲人。但是,首先从欧洲然后从世界各地向美国的迁移,从早期的殖民到后期就演变为移民。第二是移民。为了简明起见,这里我主要讨论移民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问题。

  

   现代移民有其固定的流向,即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从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从封闭地区向开放地区,从乱序地区向良序地区,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这些移民的某种类型,比如欧洲现代早期,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还伴随着人身的解放。人口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流向属于无可避免的现代化趋势,即使像德国这样以中小城市均衡发展为特点的国家,近年来柏林等大都市的人口也在加速增长。因此,今天人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建设大城市,而不是如何阻止人们进入城市。

  

   现代性的移民是全球性的,只要有移民差,移民就是无可避免和阻止的,但在不同的国家或面临不同的困难。比如,在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内移民长治久安地定居下来,而不是产生一代又一代的暂住民;而德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乃是是否、如何接受国际移民。因此,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活动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和状态。

  

   在这里,我把导致人们集体地迁移的动力原因称为移民差。它指农村与城市、贫穷地区与富裕地区、封闭地区与开放地区、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乱序地区与良序地区之间存在的综合性的社会水平差。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移民差的这些类型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移民的具体目的地即流向则会发生变化。这就是说,一些地区的移民差会降低,而另一些地区的移民差会升高。

  

   与古代的迁徙不同,自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移民越来越受到民族-国家或类似共同体的政策、制度和法律的控制,这也是迁徙收缩为单纯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至少从现在看来,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发生一个族群整体大规模地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取代或征服那里的原住民,新建一个大的族类聚居区或一个国家的现象,也不会出现一个族类整体地迁徙到一个原始的或无人地区重建一个社会的现象。严格的边境管制原本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带来的制度。厄梅尔在《欧洲历史上的人口迁移》中引用了茨威格的一段话说,“1914年以前地球属于全体人类。每个人,只凭他心意,能够去任何一个地方并且在任何一处停留,无需任何批准或许可。我在1914年之前到印度和美国旅行时,甚至从未见过一本护照,每当我向年轻人讲述这些情况时,他们表露出的惊讶神情都令我感到好笑。”[4] 这就是说,即便在欧洲,护照也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流行。尽管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之前,人们的跨国旅行和移民没有像所说的这样方便和随意,但严格的边界制度确实是二十世纪的产物。这当然也就使得古代那样的迁徙不再可能,而移民也要经过重重手续和批准。

  

不过,人们应当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如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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