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一民:文革中外交部“造反派”的短暂政治生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17 次 更新时间:2014-11-10 03: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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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一民  

  

   (1966年12月——1967年10月)

  

   在国务院系统中,外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一个国家部门,其中不乏海归的精英。文革中,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都很活耀,皆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少知识分子包括笔者本人,有程度不同的弱点。文革期间,周总理批评外交部干部,说他们摇摆性大;患得患失。但也确有少数政治扒手、私心杂念重的家伙,乘机浑水摸鱼,冀望在政治上捞一把,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可是文革初始,大家还是非常谨慎的,因有前车之鉴。

   1957年外交部“整风”运动鸣放期间,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乔冠华和情报司司长龚澎(女)夫妇与他们的同事经常在一起发表涉及国家基本制度的言论。“反右”后期,要不是周总理的偏爱惜才,乔氏夫妇大概难逃右派的“法网”。其他参与的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有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由于言论过激,被打成“右派”后,都被调离原工作单位,下放到农村践行“劳动改造”。

   1959年外交部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批判张闻天(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政治上“右倾”、“反党、反毛主席和反对党的总路线等错误”,还杜撰一个“张闻天反党宗派集团” 的冤案,揭发批判该“反党集团”成员,伤害了一些优秀的外事工作干部。这些人都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农村参加劳动。例如: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张闻天的得力助手何方被定为“张闻天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打入冷宫近20年。

   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外交部的政治运动几乎就没断过,一场运动没完又开始了另一场运动。很多人意识到政治的凶险,党内斗争的复杂。原本熟悉的同志和同事一夜之间会被定为“阶级敌人”。于是,大家对政治问题谨言慎行,不随便议论国是,而是集中精力和时间埋头做好各自的业务。但在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外交部干部总的政治趋势是向“左”的方向倾斜。

   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文革序幕。由于大家不了解上层路线斗争的情况,对这场政治运动无动于衷,认为这是文艺界的事情。所以大家仍忙于各自本职的业务工作,无暇他顾。196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罢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后,这才在外交部引起震荡。经部党委动员,广大群众包括当权派行动起来。他们的原始动机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自保。因为置身于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外的人会被认为是“政治上落后”、“政治觉悟低”、“不关心国家大事”、“漠视阶级斗争”等等。这会影响他们的晋升、提拔或入党。所以动员后,大家表现出异常积极踊耀,盛况空前。除患病在家休息或住院的病号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口诛笔伐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参加批判会、声讨会等。

   外交部“文革”的特点是,整个运动始终在毛主席(毛主席侄孙女、外交部干部王海容经常有机会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情况,并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建国初期曾担任外长。文革爆发不久陈毅外长就靠边站了,周总理又直接领导外事工作和外交部的运动。)领导下进行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威一直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即便是在最狂热最激进的极左时期(1967年8月),“造反派”在表面上也都得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指示。(“造反派”这个名词,是文革中相对于“走资派”而言的一个新名词。它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后期弃物。)

   外交部文革展露了主持中央工作、直接掌管外交部的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分歧、有矛盾、有妥协,但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显现的。

  

   一、 群众写大字报,揭发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等问题(1966年5月-11月)

  

   上世纪60年代初,外交部陆续调入许多出身好(即出身于党政军官员、工人、贫下中农等家庭)学习外语的本科毕业生。他们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关心政治,要求上进,争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批年轻人当仁不让地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冲锋陷阵者”。文革爆发后,他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良好愿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狂热地投入到激流狂潮之中,投身到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形式的“大民主”运动中。群众在“造反有理”旗帜下,践行“四大”,掀起贴大字报的浪潮,揭露领导干部的特权思想、享乐思想、当官做老爷、官僚主义等问题。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部党委按照传统做法领导文革运动。1966年5月28日,外交部党委布置全体人员学习“五?一六通知”等中央文件,领会其精神。

   6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对外交部党委负责人说:“运动分两层,先搞领导,后搞一般群众。分两阶段,先把文件传达完,展开讨论,再到机关群众中去。”并提出“这次运动要有领导、要有组织、有计划、细水长流地进行。”他还说:“我们是掌权者,动摇害怕就要犯错误。....有人想把我拉下马,我也不怕!真金不怕火炼。有问题也不隐蔽,就在这次解决。”

   6月5日,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在部党委会上传达陈毅6月4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的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是反对政变集团,搞牛鬼蛇神,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又说:“不能由他们(指革命小将)乱搞,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做外交工作还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什么用处。要劝阻干部上街(游行),跟着闹有什么意思,积极投入斗争,但要冷静一点,一定要认真领导”。他说:“领导的五条方针是:①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党内外有别,机关内外有别。②大字报,开会,可以搞,但要党委领导。③到一定时候可组织一些批判对象。④有些单位要派工作组去协助。⑤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使运动正常进行,不要急噪,不要希望一哄就解决问题。”姬鹏飞对各位负责人说:“在机关内可以组织几个批判对象,有牛鬼蛇神很好,没有的也可以批判思想突出的。现在放得不够,应该心中有数,要沉得住气。”他还宣布外交部党委决定派联络员到部内某些单位,派工作组到部属一些单位去领导运动。

   6月6日,外交部党委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动员大会。姬鹏飞代表部党委作动员报告,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挖掘一切毒草”,号召大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揭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以及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说:“不管是谁写的,讲的,只要你认为是毒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可以揭发。对部党委和各级领导可以揭,对其他同志也可以揭”。

   外交部政治部规定每天下午搞运动。大家都决心,要自觉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争取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人人都争先恐后地表态,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都不愿被认为在思想上右倾保守,在政治上落后或站错队。大家决心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按照政治部的安排,在每天规定的、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内,大家各自浏览式地阅读有关文件和资料,或集体边读、边议、边批判,单独或集体书写大字报。

   在联系外交部实际时,群众有对革命理想的浪漫幼稚的想法,也有对部内某些领导干部腐败、特殊生活的愤怒声讨。在短短的几天内,外交部群众贴出了无数张大字报,每天有近千张,揭发领导干部在生活特殊、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主要事实有:

   一、许多外交部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看守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俱。

   二、据揭露,×××大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四十多只箱子,大发横财;××副部长从香港购回一只电冰箱。××大使爱好字画,就以陈设美化使馆为名,不惜化钜资购买大量高贵名画,供其欣赏。同时还利用困难时期大使不检查行李的机会,从香港买回面粉若干袋。×××副部长甚至不惜违反中央政策套用外汇,购买洋货。

   三、外交部的老爷们长期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一出门就要坐小汽车,而且车子还要新式的、西方的才行。××大使出国时,为了排场,不惜损失国家尊严,千方百计购买苏修出品的“海鸥”牌小轿车。还有,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下班不坐小轿车,而这些老爷们也拒不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每次下班都要坐小轿车,而且还经常发牢骚,问司机为什么老是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乘小汽车到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去机场迎接外宾这样重大的任务。

   四、这些老爷们的生活十分腐化,每个副部长、大使、司机一年的薪水好几千元,而且各自都有成千上万的存款。在国家困难的时期,人民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可他们却可以照样大肆挥霍,他们每月除按规定供给肉、蛋、油、糖、香烟之外,还经常多分机关的生产品,如打来的黄羊(上世纪60年代初,耿飚副外长通过总参支持外交部在东北捕猎黄羊,改善外交部人员的生活——笔者注)捕来的鱼(外交部农场养殖的鱼——笔者注)等等,有时还到钓鱼台、友谊宾馆、国际俱乐部去吃喝玩乐。此外,他们还收到许多从国外回来人员赠送的礼品。

   五、这些老爷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破坏制度,让其家属子女也都跟着享受特权。真是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例如:有时举行招待外宾的晚会,有任务的同志都没有机会参加,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带家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还违反规定,把他们的家眷带着参观保密的展览。这些老爷们还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关系,滥用职权。薄一波的夫人曾“指示”干部司要把他的女儿分配到外交部,而干部司也就照办了。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大使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交学院,并指使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稚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浏览北京,让他们去开“眼界”。有的少爷小姐还经常充当代表团的成员随同他们的父母到国内去游山玩水。又如:×××大使的儿子为了显示自己,竟带着他父亲的手枪到学校里炫耀。

   在众多无数的大字报中有一张严厉批评外交部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执笔人是办公厅翻译室施燕华(女)(英文译员、翻译室团支部副书记)。当时外交部团委开会动员青年积极参加这场政治运动,施燕华出席了动员会。会后,她就积极动员翻译室年轻人写大字报。翻译室年轻人多半是在1965年入部的,对外交部情况了解不多,无材料可揭发。有人建议,把已贴出大字报中揭发领导干部的问题归纳汇总写成一张大字报。施燕华是翻译室的团干部,团支书正在国外出差,于是她受托担当了此重任。完稿后共有四十四位青年签名,于6 月10 日贴出。这张44人大字报的标题为“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揭发部领导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生活特殊化等问题,指出在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全文如下:

   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

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从群众揭发的大字报上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就在我们外交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为数不少的一批部、司领导干部,身居要职,却在许多方面有严重违反中央政策和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和作风,这使我们感到痛心。出自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强烈责任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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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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