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强: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7 次 更新时间:2014-10-26 21: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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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国强  

  

   一九三九年二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出生在美国加州长堤市(Long Beach)。祖父早年移民美国。父亲出生在纽约州,母亲来自南达科他州。父母两人在加州相识后结婚。葛浩文有一弟弟。

   一九六一年,二十三岁。葛浩文以文学学士学位从长堤州立大学(Long Beach State College)毕业,此校一九六四年更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堤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Long Beach),为西部综合性大学。后来葛浩文回忆说,他在大学是垫底的学生,几乎被轰出校门,幸亏学校生源不足。一日,见教师在黑板上写下汉字,葛浩文说:“谁学这东西?我连英语还没读好呢!”四年的大学读了五年半才出徒,结果还是身无所长。①

   是年,葛浩文入读海军军官学校,后被派到台湾当通讯官。他当时还不知台湾地处何方,与台北又是什么关系。原来说好要派他到台北,怎么后来又改成台湾了!“其时我无知至极。”②在“台湾服役,清闲得很”。后来葛浩文调到日本横须贺,上了一艘驱逐舰,将要被派往越南,这时他申请返回台湾。回台湾之后,他开始向一个东北人学习汉语,“葛浩文”就是这位“先生”为他起的中文名。当时学说汉语还不时髦。一般外国人说汉语,南腔北调者不在少数,就连传教士的子女也是如此。葛浩文学说汉语,先从四声开始,教材是《三字经》、《礼记》。③他在台北等到退伍,但并未马上回国,而是选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为进修之所。普通话水平大有长进,在一次国际讲演大赛中取得第二名的成绩。得知父亲病重,才于一九六八年匆匆回国。④父亲逝世后,待在家里陪伴母亲,同时考虑自己的将来。偶然与教大学的人聊天,人家建议他上研究所,读中国文学。之后给美国所有开设中国文学博硕班的大学投寄申请书,不知寄了多少,无不将其拒之门外,唯有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将其录取。

   一九七〇年,三十二岁。师从许芥昱教授学唐诗三百,方法是背诵。葛浩文对李白的《送友人》格外喜欢。⑤获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中文)文学硕士学位。

   一九七一年,三十三岁。葛浩文开始接触萧红的作品。入读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师从柳无忌等名家,钻研中国古典小说、元杂剧及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作品。他在《萧红评传·序》(一九七九)中写道:“柳无忌先生开设传记文学讨论课,我的题目是《萧红传略》。”后来之所以选中萧红为研究方向,“因为当时我已经决意以萧红为翌年博士论文的题目”。撰写论文期间,“我两度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日本,见到许多萧红的朋友和崇拜她的读者;讨论她的生平与创作,并且继续读她的作品;同时写文章作深入研究;更翻译了她的小说”。⑥

   一九七三年,三十五岁。发表《〈西游记〉戏:以批评的目光审视其发现、作者身份及内容》(The Hsi-yu chi Play:A Critical Look at Its Discovery,Authorship,and Content)(《亚太季刊》ASPAC Quarterly五卷一期)。

   一九七四年,三十六岁。英文题为A Literary Biography of Hsiao Hung(一九一一-一九四二)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是为后来的《萧红评传》,同时获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学位(东亚语言),其后入旧金山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六月一日,在京都“第十九届东方学者国际大会”上发表讲演,题为“萧红在现代中国小说中的地位”(Hsiao Hung's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所译朱自清的《给亡妇》(To My Departed Wife)和《朱自清散文选》,分别在《笔会季刊》(The Chinese PEN)夏季号和《亚太季刊》五卷四期上发表,同年在《笔会季刊》上发表的译文还有,思果的《障碍》(Barriers)、黄思骋的《毕业宴》(Graduation Banquet) 及陈欢的《陌生人》(The Stranger)等。

   一九七五年,三十七岁。葛浩文着手英译萧红的《呼兰河传》。四月一日,在圣何塞加州中文教师协会发表讲演,题为“萧红的小说”(The Fictional Works of Hsiao Hung)。十月,在同一协会发表讲演,题为“文学翻译:能教吗?”(Literary Translation:Can It Be Taught?)发表《谈萧红与鲁迅》(《抖擞》第九期)和《萧军自传及其他》(《中华月报》七月二十三日)。英译萧军的《羊》[Goats,《译丛》一九七五年第四期,一九八〇年收入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合编的《现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选:一九一九-一九四九》,一同收入的还有萧红的《手》、《北中国》(Northern China)],另英译廖清秀的《阿Q与土地爷》、黄春明的《莎哟哪啦·再见》等作品发表在《笔会季刊》春季和秋季号上。

   一九七六年,三十八岁。英文版《萧红》(出版社G.K.Hall & Co.,英译名Hsiao Hung)面世。四月,台北召开“第四届亚洲作家大会”,发表讲演,题为“文学与翻译家”(Literature and Translator)。六月十二日,在加州发表题为“庐隐:重要作家,无聊文人,或两者皆非?”(Lu Yin:Important Writer,Hack,or None of the Above?)的讲演。发表《一本失落的书》(《明报》四月二十九日)、《文学与翻译家》(《中央日报》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原始资料的选择》[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A Selection of Source Materials,《现代中国文学通讯》(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ewsletter)春季号二卷一期]。撰文评论孔尚任《桃花扇》(《今日世界文学》第十期)。翻译谢霜天的《儿女有别》、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发表在《笔会季刊》春季和秋季号上。英译萧红《牛车上》(《亚太季刊》七卷二期)。

   一九七七年,三十九岁。发表《萧红作品数目及有关萧红的参考书目》(《号外城市》第十期)、《萧红及萧红研究资料》(《明报月刊》十二月七日)及《关于左联的名单》(《新观察》第三期)。发表评论《老舍与中国革命》、老舍的《猫城记》(《中文教师协会会刊》十二卷二期)、刘绍铭的《台湾的中国小说》(《今日世界文学》冬季号)及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今日世界文学》秋季号)。

   一九七八年,四十岁。葛浩文与殷张兰熙(Nancy Ing)合译陈若曦的小说集《尹县长》出版(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据应凤凰说:“这本书可能是第一本在美国文化圈备受瞩目、出自台湾小说家的作品。当时一些大有影响力的刊物如《纽约时报》、《时代杂志》都刊列书评,不管评好评坏,总是书评如潮。”这部译著“大大引起美国人的好奇兴趣”,其他原因不论,“葛浩文及时的精彩翻译也功不可没”。⑦陈若曦确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高中后就读台大外文系,与下文将要提到的白先勇创办《现代文学》。据说陈若曦因丈夫向往共产主义理想而毅然回国,之后夫妇在中国大陆任教,“文革”后期去香港,后移民加拿大,现居台北,因为亲身经历“文革”,所以才写出了《尹县长》。这部小说集大概是“文革”后第一部描写中国“文革”的作品,所以才引起了国外读者的关注。葛浩文在译序中说,作者改动了原文的个别地方,目的是提高可读性,适合外国读者。又经作者同意,删掉了个别语焉不详的字句,所以原文与译文个别地方有所出入。其中还提到“县长”一词的译法:“在技巧层面,县长指‘country magistrate’,但此一称谓(county magistrate)在西方国家毫无意义,中国也不再使用,所以用‘mayor’取而代之。”⑧二十几年后葛浩文翻译莫言的《丰乳肥臀》,其中民国时期的“牛县长”又译成County Magistrate Niu,盖因此县长非彼县长,时代不同,所指不同,英文的称谓也不相同。序文中关于汉译英技术层面的讨论,仅此一例,但也足以说明译者严谨的态度和选词的分寸,此后译者将这种态度一以贯之,译风足资借鉴。序文之后,利斯(Simon Leys)以引言的形式为小说集撰写长文,其中提到台湾的新闻审查官先要禁书,后又放行,希望利用小说达到“反共宣传”的目的,所以一些地方按照他们的旨意做了一定的修改。⑨这大概就是译文与原文稍有出入的原因。

   六月,在加州发表讲演,题为“中国文革后的异议文学:导言”(Post-Cultural Revolutionary Dissent Literature in China:An Introduction)。发表《好一个就事论事》(《明报月刊》第一百五十五期)。评古德曼(Merle Goldman)编辑的《五四时代的中国文学》(《今日世界文学》一九七八年夏季号)和荣之颖的《元稹》(《今日世界文学》一九七八年夏季号)。翻译康安的《洞》、潘垒的《老薑》,译文发表在《笔会季刊》秋季和冬季号上。

   一九七九年,四十一岁。《萧红评传》经香港文艺书屋译成中文出版。葛浩文在译序中写道:“我不敢说是我‘发现了’萧红的天分与重要性——那是鲁迅和其他人的功劳,不过,如果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所扮演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价值。”⑩

   同年,葛浩文英译萧红《生死场》[与杨爱伦(Ellen Yeung)合译]和《呼兰河传》出版(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英译名分别是The Field of Life and Death和The Tales of Hulan River)。在序文中,译者提到翻译《呼兰河传》遇到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充分再现原著独特的风格:萧红文字简明而又准确,亲切而又适度;一是如何应对原著偶尔出现的表述不清的文字或方言。此外就是汉语的时态问题,何时用现在时态,何时用过去时态,汉英各不相同,时态上并不明确,给译者造成一定的麻烦。译者还说,《呼兰河传》各章标题为译者所为,因译著长度的关系,原著的后两章在译文中没有收入。《生死场》的翻译也不容易。如何再现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和断章式的节奏,令译者颇费周折。因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著重新安排了一些段落,对话前的不少说明性文字也有所删减,其他方面与原著一一对等,并无改动。而且译文出版前又请他人审读,提出改进意见。可见译者态度之严谨。(11)译序之后是葛浩文撰写的长文,详述萧红写作《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过程及萧红的生平,其中引用萧红自作的小传,提及她与萧军、鲁迅和端木蕻良的关系,研究之深入,为国内一般学者所不及。仅此一文,葛浩文就称得上用英语研究萧红的一流专家。(12)

据葛浩文说,他研究萧红纯属偶然,“我上大学时读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觉得挺好,就想去图书馆找他的其他作品,结果一本也没有。但在隔壁书架上有一本也是姓萧的作家写的《呼兰河传》,我就带回家看,那两天看得爱不释手。慢慢地,我又开始看萧红其他的作品,《生死场》、《商市街》等”。他对萧红作品的评价是:“萧红的文字简单朴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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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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