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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周闻道写国企改制（改革）的《国企变法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的时候，我不由自主与一些近年在场主义散文代表作品联系起来，而且与这位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创始人的在场散文的观点，比如在场的旗帜是介入，写作主体介入，当下现实介入，指向精神层面的介入，依靠语言介入，介入具有鲜明的意义指向，“它是对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综合价值判断，具有公义性、积极性、普适性和鲜活性特点”（《“在场散文”书系总序》）—— 相映照。这是我进入这部书的最初推力。
实际上，周闻道在喧哗文坛亮出“在场主义散文”旗帜，他的散文写作（像《七城书》《庄园的距离》等集子里的诸多篇什），就践行着他所倡导的“在场、介入”精神，不过他一些田园式、情境式、近似情感贴片式的散文，只是偏重于在场精神的某个角度或侧面，因而我把他的在场理论看作是一种追求，也是对众多在场散文的一种理论归纳。一般说来，提出某种文艺流派新观点的作家，是以自己一定的创作实践做基础，同时也注意同类作品（文本）所呈现的思想价值取向及艺术特征，同气相投，群策群力，某种文艺流派于是坐大成型。
因而我对《国企变法录》有着特别的期待。一是能够在这部宏观着眼、细部入手的作品所体现“在场”有更深入的体认；二是满足对上世纪90年代以全社会大震荡的国企改革客观深刻作品的阅读；三是此作不以国企“改革”而是以国企“变法”书写所呈现的思想之光，流淌属于周闻道自己的精神气息——在场性血性体温，展示了在场散文的艺术形态与境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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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精神（简述为80年代精神）激发下，宏观地表现拨乱反正、鞭浊扬清的报告文学和小说有两种基本的精神向度，一是歌颂式如《哥德巴尔猜想》（歌颂中批判），一是鞭挞式如《人妖之间》（鞭挞中张扬），《乔厂长上任记》也是这样。但作者都以时代书记员历史审判官姿态出现，以历史正义自许，这种报告文学不需要作者以个人化方式介入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和工作场域，因而作者置身度外，虽把80年代精神融入作品，作者及其社会呼吁总是外在于作品，总是突显对某种公共话题的呼应。这是此类报告文学的天然设限。而近年兴起的在场散文，可以个人方式介入现实和现场，在书写重大题材、社会重要精神现象上，在时代社会的广度和人的精神的深度上，展现了新的艺术维度，这方面《国企变法录》做了富有价值的探索。
与其说周闻道另辟蹊径，不如说他秉承阳刚的80年代精神，秉承在场散文意旨，以在场散文形式，得心应手地介入并表现了国企改革这一重大题材。他不是以一个外在的作家角色，而是以一个基层国企改革的参与者领导者即践行者身份，一场接一场、一个接一个介入特定的国企改革，而且以他个人（包括农村家庭、小县城生活和担任市经贸委主任等公务员工作经历）“善于包容与换位思考”（P107），来推动和落实国企改制，“在经贸委干了8年主任，完成了企业改制，启动了投资拉动的新发展，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强市的战略转移。”（P177）这就势必决定他对国企改制有着整体性认识，和“国企三年脱困建制，要改革，清理旧摊子，许多企业早已停产摆起；还要加快发展，摆脱贫穷，推进工业化，解决新问题”的切身认知。他不是以一介钦差大臣以完成上级下达的改制任务而忙一阵子，而不管因仓促处理而留下不利职工也不利政府形象——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后果，而是以融入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视野和魄力（这正是80年代精神的有机延续），吃透国家改革精神，“国企变法，我们真正把政策用活吃够”（P157），一心一意办事，维护政府利益，替职工着想，千方百计为地方国企改制、建设现代企业打基础，这使得国企老书记由衷感叹：“我愿意与你们，特别是周主任交朋友，永久的朋友。”（P140）我们的企业——国家需要这样的“朋友”。
如果停留这一层面，《国企变法录》不过是80年代报告文学的翻版，与“在场”精神交臂而过，或者说它只是浮于也止于“在场”的表层；正是此书不是以“改制”而是以“变法”为文眼，周闻道超越国企变法的思想家思考——在场精神才得以饱满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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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变法录》富有个人化（作者、某国企及厂长）、细密画般展示了“变法”的在场性推衍。
改革当然是“变法”，但是，任何现代、先进的理念和举措，在践行过程中都会化学反应般出现新的思想质素，自然也会暴露基于原有社会病灶而反弹的种种惰力，说到底就是人基于欲壑难填的本性，势必变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获取利益，何况是长期学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的我们国家，何况是有着各自地理场域，从厂长到职工情感，都千差万别的地方国企及地方政府，出现种种“变法”（应对），既令人诧异，又令人觉得正常——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在国人看来却是正常。因此，在一些国企，变法即变通。
作品多处以“南橘北枳”说明正规意义上的改革在实行中就成了“变法”。这种“变法”有积极和消极意义的各种体现，如真正把上级的相关政策“用活吃够”，给快享受完兼并优惠的棉纺厂，带来新的希望和争取空间。歪打正着，也让一个盈利企业的厂长出于个人贪欲，利用职工情绪抵制企改，把国有资产流向自己的口袋。“这个企业享受了7年的政策扶持，各级政府输送了近亿元的拯救血液，还如此惨不忍睹。”而这个棉纺厂又碰上国家改制政策的调整（P156），新的利益显现，“企业追求利益的功夫可以不在生产经营中，可以在生产经营之外尽情演绎。”（P158）“全国哪个地方、哪个企业没有挖空心思在争。”（P102）国企一把手“书记似乎并不关心执行情况，只关心程序的批示本身。”（P27） “盲目的优越感与自信，正转化成他们反对外力，捍卫现状的功能。而且，能量与盲目、优越、自信成正比。”（P90）一个观念先进，踩住时代节拍的好厂，却因厂长把不住自己“能干多久”，厂子也成为千帆之旅的相同沉舟。（P164）谁真正能站在国家角度，认真审查把关，防止把优良资产债转股？（P102）“我们费尽心血的改革，最终获利的，究竟是这些私人股东，还是社会……”（P175）“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蒸发得无影无踪。没有蒸发的是国企改制政绩。”（P156）这些质疑、耽忧和感慨不是空泛的，而是有着坚硬的事实与现实为支撑。全书插播为“4050”群体写照的崔健摇滚“一无所有”，任何一个具有现实感的国人都会感到苍凉。
作者强调政府在国企“变法”中的作用是对的。这正是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知识分子道德责任的体现（参看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信出版社）。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这种作用通过人（干部）体现。人的行动代表公平正义，政府的作用就是正面的，反之政府的作用会受到消解和扭曲。把这种反差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体制和人”。（P164）作者用在场散文笔触，把审美、审丑与审智融入（孙绍振《在场主义与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语）一个场景，比如电子厂破产重组，在职代会通过破产议案，工作组却被工人组成人墙堵住，指挥部决定钻狗洞撤退，而被作者拒绝：“为了迎合领导，就钻狗洞、装病，我现在做不到，将来也做不到。”对这次职工围堵事件的成功处置，有的领导自我庆功，可作者觉得，“这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没有钻狗洞的从容。”（P66、67）这就昭示了一般行政官员与思想者事业家不同的精神境界。
由于作者身心在场思想在场，对国企“变法”有更多的发现和感悟。国企改制的纠结就是国家当下的纠结。作者写的是经济，思考的却是整个时代。如“关心国家当下的纠结，先要为改革正名。”（P3）“企业的绑，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松了手还有足，松了身还有心……还有外部生长环境——旧有体制机机制和规则潜规则惯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啊。”（P8）“这次革命的‘敌人’是咱自己。”（P24）
这些“睿见”在80年代的报告文学和小说里不可能呈现，这有着“现实”尚未到位的原因，也有着文体上的原因；而90年代迄今，现实到了这一步，已有的文体表现乏力（即使有表现改革的报告文学、小说和长篇散文，因表现不到位而得不到读者认可）是个原因，但作家追逐功利世俗刻意回避涉入社会敏感领域是更重要的原因。换言之，是作家放弃了思想的追求（有的作家之思想则表现于形而上徜徉）。而在《国企变法录》，富有思想的作者始终在场，作者参与国企“变法”，所激活的思想如星辰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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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丁帆所说，“作为一个经历了三十年中国国企改革的见证者和书写者，周闻道从一名歌者到一个思想者的心路历程，便可以看出其写作基因的突变——由于‘在场主义’散文观念的不断深入，他不再是用对个别现象的散点透视来书写国企改革了，而是将改革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用更加犀利的批判眼光来深刻思考其得失了。于是，一个思想者的书写便呈现在读者面前。”（封底语）就是说，作为现实中国企改革的见证者，在场即介入，他观察当代中国就有了一个最具体而生动的基本面，所产生的思考和思想就不再空洞和空泛，而是具有丰富而鲜活的现实感；作为中国国企改革的书写者，他在书写中——也在作品内容及内涵的呈现中，不断深化的、活的思想也不时脱颖而出，于是，“变法”就更加富有“在场”的思想意味，作为为过程的参与者，他的观察和发现更具有在场的况味。
《国企变法录》是思想者写的书，它以思想深刻弥补了叙述上的干练节制所带来言犹未尽的缺憾，应该是周闻道的代表作，也应该是在场主义散文的代表作。
2014年6月2日上犹
[出处：（四川）《经营管理者》文化副刊《在场》2004·秋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