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一种很时髦的流行说法，说是现代中国人已经患上了“失语症”：我们所操的表面上似乎还是现代“汉语”，而实际上讲的却是西方话语；我们不过是以汉语之形，而道西语之实；我们犹如邯郸之行，忘其故步，已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说自家话的能力。
这种“失语说”犹如一种流行病，从中国的文学理论界滋生，迅速蔓延到文化界、思想界、整个学术界。对于那些持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人来说，“失语说”似乎已经成为了他们手中的一种“有力的理论武器”。这实在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它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坚持着一种闭关锁国的心态。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论调。我们问：事情果真如“失语”论者所说的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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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只要是顺着“失语”论者的思路去思考问题，中国人就真正是“失语”了。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哲学教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对自己的研究生的要求，跟当年鲁迅的态度正好相反。鲁迅说：“中国的书一本都不要读。”而他的态度是：西方的书一本都不要读。只许读咱们中国的书。可是当他说完这一类话以后，他就这样开始讲授所谓地地道道的中国哲学了，例如：“咱们现在开始讲老子的辩证法……”呜呼！“辩证法”！试问，这个东西曾经写在中国的哪本书里？没有。这位教授已经“失语”了。而且，情况看起来还更为严重，因为类似的“失语”现象不仅充斥在我们的学术文本里，而且遍布于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只要我们开口讲现代汉语，我们就不得不讲“西方话语”。怎么办？看来是别无选择了：要么保持沉默，全民皆哑；要么重操文言，之乎者也。据我所知，确有学者在这么做：他们试图从中国古代词汇中发掘出一套货真价实的“中国的”理论语言来，虽然迄无成功——也永远不可能成功。
事情就是这样：只要顺着“失语”论者的思路去思考问题，那么中国人确实就是“失语”了。既然如此，好吧，让我们继续顺着“失语”论者的思路思考下去：
根据“失语”论者的思路，中国人其实早已经“失语”了，何待今日！至迟在东汉时期，即佛学传入以来，中国人就“失语”了：我们满口的“世界”“时间”“实际”“真相”之类，原来竟然也都是“西方”——唐玄奘“西天取经”的那个“西方”——的东西。中国人已“失语”千年！
但是依然根据“失语”论者的思路，西方人其实同样早已经“失语”了，何止中国！例如现代英语，它究竟有多少成分属于所谓地地道道的原始英语？又有多少成分来自法语、拉丁语、其它语？英国英语如此，美国英语更不消说了。这是稍知英语历史的人都明白的。假如英国人也采取那位教授的那种“爱国主义”态度，他们一定会连《圣经》也不要读的。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现代英国人、美国人好象并没有惊慌失措：“哇！我们失语啦！”
推而广之，不仅英语、西方语言，世界上究竟有哪种语言竟然还是没有“失语”的？恐怕只有那种从来未曾与外界有过接触的原始部落的语言，但这样的原始部落好象已经在世界上绝迹了。如此说来，所谓“失语”竟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性的现象，竟是一种没有任何力量足以阻挡的“天命”。于是，我们就会想到这样一种二者必居其一的推论：假如“失语”是一种应该被克服的荒谬现象，那么这个世界整个地就是荒谬的；否则我们就只好说，“失语”之说本身才是荒谬的。
其实，即使按照“失语”论者的说法，现代中国人也并未完全彻底地“失语”。语言包括三个层面：词汇，语音，语法。变化最快的当属词汇，我们所谓“失语”主要是指的这个层面：西学东渐以来，大量的外语词汇传入汉语。其次就是语音，其变化却比较缓慢：现代汉语跟所谓“西化”前的近代汉语相比，在语音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异。至于语法，就更是语言中最为稳固的层面；尤其是它的语序结构，其变化往往是须以千百年计的：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相比，在语序上究竟能有多少差异？几乎没有。所以，是不是可以说：部分地在语音上，几乎整个地在语法上，我们还是没有“失语”的。
况且，即便承认现代汉语不仅在词汇层面上，而且在语音、语法层面上，也已经因为受西方语言的影响而在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甚至干脆承认我们的整个语言确确实实地变成了一种带有所谓“西方话语”的语言，难道这就是“失语”了吗？事情并非如此。须知，行文至此，我们一直都是在顺着“失语”论者的思路考虑问题，尽管它已导致了某种荒诞的结论；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失语”论者的思路果真是对的吗？他们所描述的情景难道果真是所谓“失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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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现代汉语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而且在观念内容上同样是地地道道的汉语。这个问题涉及两个层面的观念：解释学的观念，语言学的观念。
按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观念，所谓“失语”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显而易见，“失语说”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可以在与外来语言的接触中接受纯粹的原汁原味的外语及其观念，同时可以在与传统文本的接触中接受纯粹的原汁原味的传统语言及其观念。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失语”；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避免失语”。但我们知道，“失语”论者所持的这样一种观念本身恰恰是一种陈旧的传统观念。而按照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观念，那种纯粹的原汁原味的接受根本是不可能的。
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旦翻译就已经是阐释。对于外语文本或者传统文本，即便仅仅是“忠实的”翻译——甚至是鲁迅所谓“直译”——也都已经是在阐释了，更不用说那种转述、介绍之类的东西了。而只要阐释，就已经带有了阐释者的观念；甚至于可以说，阐释其实在本质上就是阐释者自己的观念。这是因为，阐释作为此在的一种生存样式意味着：在阐释中，“过去”了的传统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当下”——过去已经被当下化了，传统已经被此在化了。这是由作为此在生存样式的阐释本身的时间性、历史性所决定的：我们向来已经走在了传统的前面。由此看来，近代以来大量涌入的西方词语，经过中国人哪怕仅仅赋之以汉语化的形式这样一种阐释，其实也已经是现代中国人自己的观念了。
但即便这样的理解也还是不够充分透彻的，因为当代哲学解释学是奠基于现象学观念的。按现象学的语言观，“失语说”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头足倒置的说法。阐释（Interpretation）是奠基于此在、亦即人自己的源始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Auslegung）的；而这种存在之领会与解释，又是奠基于更其源始的生存——存在本身的。所以，对语言的理解，实质是对人的理解。然而，“失语”论者的全部“理论”都建立在一个虚假的预设上面：中国人——或者说人——不过是一件容器：或者用来盛中国传统的东西，或者用来盛西方的东西。可是，人并不是容器！中国人不是容器，现代中国人也绝不是容器。人是什么？人是一种存在者；但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它的存在就是生存。阐释、阐释的语言，就是源于人、即此在的生存的。我们的语言奠基于我们的生存，现代中国人的语言奠基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现代汉语源于我们自己的生存境遇，源于我们自己的源始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不论对于传统观念还是西方观念，我们一向都已走在它们的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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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因为他们可能立即会想起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似乎不是存在决定了语言，而是语言决定了存在。这是必须加以认真辨析的一个问题：“语言是存在之家”究竟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在谈到语言问题时，有一句核心的提法：“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里出现了两个“语言”：“作为语言的语言”、“语言”。那么，他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究竟是指的哪个“语言”？这也正是人们在理解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时所常常遇到的困惑。
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语言：
语言I： 人类的语言——人言（Spreche / Sprechen）
语言II：大道的语言——道言（Sage / Sagen）
在“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中，第一个“作为语言的语言”指本质的语言（ = 语言的本质），亦即道言，它是大道（Ereignis，或译源始居有、缘构发生）的语言、语言的本质；第二个“语言”指人类的语言。“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是说的思的运程：只有把大道的语言作为语言的本质带向人类的语言，我们才有可能本真地把握人类的语言。因此，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不是人类的语言，而是大道的语言。大道的语言作为无声的道言，其实就是存在本身的自己开辟道路、“存在的扩充”（Zuwachs an Sein）；联系到他的前期思想，那么，对于作为此在的我们来说，语言的本质就是我们的生存本身、我们自己的源始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本身的。
现在，事情已经十分明瞭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语言，因为一时代人有一时代人之生存。现代汉语作为现代中国人自己的存在之领会与解释的结果，乃是现代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境遇的产物。这里没有什么“失语”。
恰恰相反，我想指出：正是那种拒绝所谓“实质上是西方话语”的现代汉语的做法，其实才是真正的失语：丧失了现代中国人的语言能力。这样的“失语”乃源自于“丧家”——丧失了现代中国人自己的存在之家。我在开头所举的那位教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典型的失语者：他为了避免“辩证法”之类的所谓“西方话语”的尴尬，另有一手绝活儿，那就是只会大段大段地背诵古文，而压根儿没有任何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博闻强记的背诵，所说的自然不是西方的话语，然而可惜也不是他自己的话语，而是古人的话语。他是真正的失语了：丧失了用现代汉语来独立思想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