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论史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 次 更新时间:2018-01-03 20: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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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 (进入专栏)  

  

   搞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不懂得史料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史料的性质就是一目了然、毋庸置疑的。事实上,史料的属性问题始终是一个未被正式公开的隐晦事实。本世纪以来,在史料问题上,唯有傅斯年说过一句颇为有份量和见地的话,即“史学即史料学”。但就连这句话也大成问题。所以,对于史料的性质实有必要重新加以考察和梳理。

  

  

   一

  

  

   对史料必须作出广义和狭义之区分。否则,许多问题都会被搞乱。我的思路是:首先区分广义的史料和狭义的史料,进而把问题集中在狭义的史料上面。所以,我所说的史料主要就是狭义的史料,而非广义的史料。狭义的史料亦称“纯史料”,广义的史料亦称“泛史料”。在这里,我们不对史料作章学诚那种“六经皆史”式的宽泛理解。我们只承认那种以记述历史为目的即普通意义上的纯史料,而对那些虽可作史料使用,但其本身性质并非属于史料的文字(如小说、诗歌、宗教书籍、神话作品等)不作专门分析。另外,至于那些众多的不计其数的地上地下的文物性史料,我们同样不予分析。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我们的第一个命题:“史料是一种语言”。把史料看成是语言,我们就可以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来说明史料的特性。因为史料问题和语言问题属于同一性质。尽管二者的层面不同,但二者同属一种类型。

   史料是一种语言,但却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所谓特殊,是说史料这种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类型。其特殊性就在于:它仅有能指而没有所指。所以,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命题就是“史料是无所指即纯粹能指的语言”。因为任何语言的能指总要指涉一种存在的对象,但史料却没有自己能指所指涉的对象。因为史料所指涉的历史早已成为过去而不复存在。这样,史料作为语言,就只有能指而没有所指。

   这里就产生两个问题:第一,仅有能指而没有所指能否构成一种语言?第二,这种语言究竟是一种不完整的语言或有缺陷的语言呢?还是一种自足但却特殊的语言类型?当然,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他认为语言只能是有能指而无所指。即,根本不可能存在有有所指的语言。但我却不想把问题搞的如此极端。我想,稳妥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整个语言系统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有所指的语言(比如自然科学的语言),一是无所指的语言(比如人文科学的语言)。

   显然,史料作为语言只能属于后一种类型。既然如此,那么,作为语言的史料对历史学的存在与构成究竟可能会产生哪些重大影响?

   在我看来,对于史料这种有能指而无所指的语言现象有两种解释。而这两种解释又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种解释是:史料原来既有能指又有所指,后来所指消失了,于是就只剩下了能指。这样,能指的职能就成为一种媒介或中介,即通过自己而把消失了的所指给呈现出来和指示出来。事实上,人们素来所深信不疑的诸如“历史是客观的”、“历史是真实的”以及“历史学是客观的”、“历史学是科学”等这类观念和信条都与史料能指的这种(实际上是虚幻的)指示功能或显现功能直接有关。或者不妨说,这些信念完全就是建立在史料能指的这种虚构的指示功能的基础上的。但消失了的所指是不可能被能指所指示出来和显现出来的。因为能指的显现功能同一般所说的“复活历史”或“再现历史”的意思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即便所指曾经存在,但后来既然已经消失,那么能指就对它无能为力,不再有用。

   第二种解释是:对于史料来说,它从一开始就只有能指而没有所指。因为能指总是在所指不复存在之后才产生的。所以,能指就永远没有一个与自己本身相对应的所指存在。既然没有所指,那么,史料就只能围绕自己而说话,即所谓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史料的目的既不在于去反映另外一种早已消失了的东西,也不在于显示它背后某种隐藏的东西。史料仅仅是针对自己而组织话语和构筑话题。因为失去了所指,能指还有什么意义?既然失去了所指,那么,能指的任务就不是去保存所指和指示所指,而是来建构自己。

   显然,这两种解释的取向是完全不同的。其不同处在于:前者认为史料虽然不是历史,但它所记载的内容属于历史,即史料毕竟同历史保持有一种联系。后者认为不但史料不是历史,就连史料里包含的内容也都不是历史,即史料同历史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史料的形式诚然是能指,但史料的内容却也不是所指。当然,从常识和常理上看,第一种看法更容易为人所接受;但从本质和真理的层面看,第二种看法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但这样一来,人们自然就会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史料中记载的内容既然不是历史,那又是什么呢?第二,史料既然与历史无关,那么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属于古典式的和传统形而上学式的问题。这类问题的经典形式就是不停地询问“宇宙起源的第一推动力自何而来”。尽管从理论上说,史料和语言一同形成,同时产生,最早的文字也就是最早的史料。但这只限于文字性的史料。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非文字性史料,则是我们不得而知的。这正象书面语言仅仅是语言的一部分,同时还有更为丰富的口头语言的存在一样。所以,史料的起源同语言的起源一样,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另一方面,正像语言并不必然反映世界或对应事实一样,史料也并不必然记载历史或包含历史事实。所以,史料实际上是历史学体系中最奇怪最令人费解的一种东西。虽然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摆弄史料,但却没有一个人对史料的性质有一个最起码的清醒认识。

   也许人们会问:既然史料中的内容不是历史,那么历史学家为什么还要研究史料?历史学家研究史料还有什么用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甚至几乎不用回答。因为,史料作为一种语言,这同它本身是否包含有历史内容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作为语言,史料可以被历史学家使用。而且,历史学家之为历史学家也只能使用史料这种语言。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不可能再有第二种语言。历史学家要想有所言说,要想说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只能使用史料这种语言。对历史学家来说,他只管去使用史料即可,至于史料是否包含有历史内容,那他是不必过问的,实际上,即便是他想问,他也实在问不出什么。因为史料本身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史料面对的并不是历史。因为历史早已过去,而不复为史料所指。所以,史料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而已,它使历史学家得以可能有所言说。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就是一种史料游戏即语言游戏。

   对于史料而言,既然历史早已过去,那历史就不再是所指。所以,史料要么是没有所指,要么是以自己本身为所指。也就是说,史料这种语言既是能指,又是自己本身(这种能指)的所指。故而,史料这种能指只能指向它自己。所以,史料永远具有内向性。由于其内向性使然,史料说的都只是它自己内部即史料之间的事情。史料不可能超出史料之外去言说别的什么东西。历史学家常常喜欢说“孤证不立”,那么,多证就立吗?本质上,它也不过是“三人成虎”的把戏而已。所以,不管是一条史料记载,还是数条史料记载,它都不说明什么。一条史料记载的不是历史事实,多条史料记载的也不能说就是历史事实。总之,关于某一件历史事实,不论是孤证还是多证,它都只是史料自身内部的事情。它仅仅表明了史料自身内部的歧义性与统一性。

   傅斯年关于史料说过一句名言,“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①]这句话非常类似于维特根斯坦说的同一句话:凡是不可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言外之意,

   我们只能去说那些可说的东西。史料作为一种语言,它本身就划出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历史学家就呆在可说的界限这一边。傅斯年创办“史语所”,把历史学与语言学相提并论,认为中国古来就只有两门象样的学问,即历史学和语言学。并说“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但傅斯年却始终没有发现,史料本质上只是一种语言。而且,史料这种语言的功能并不是用于历史学家同历史的对话(因为史料本身的无所指特性,使得历史学家同历史的对话变得不可能),而是用于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完全不能同历史进行对话,而是说,历史学家不能在史料的层面上同历史对话,而只能在现实的层面上同历史对话。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对史料整理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古史辨派”,也只是用新观念去看待旧史料,只是用新方法去整理旧史料,但它们的整理却完全集中于对史料中所记载的内容上面,而对史料本身之性质却缺乏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体察。因为史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里面究竟有多少是不可信的、不真实的和伪造的内容,而在于它根本上是无所指的。所以,“古史辨派”的目的和工作只在于考辨史料中有关古史的真伪记载,分清哪些是真史料,哪些是假史料;以及哪些事是真的,哪些事是假的。但它对于史料的无所指的基本特性却一无所知。不过,它用另外一个词“传说”来暗示出它似乎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顾颉刚批评崔述的《考信录》,

   他要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也不是妥稳的办法。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

   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②]

   这些议论都颇有见识。尽管如此,但就其本质而言,

   它仍未超出史料学的一般范围而透视到史料本身的真实性质。

   但这并不是“古史辨派”的特殊局限,而是整个中国史学界的普遍缺陷。即便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成体系的历史哲学家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曾指出语言对于研究历史的特殊重要性,可以用研究语言的方法研究历史,但它同样不是对史料性质的认识,而是对历史研究的认识。

   所以,史料作为一个问题,并不在于它里面的内容究竟是真是假,或者几分真和几分假(这些均属于文献学和考据学的工作),而在于史料的整体属性缺乏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对史料性质的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元分析”。它先在地决定了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整个历史研究过程及其可能产生的所有结论。更何况,史料作为历史学的语言,使得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真正超出过史料。正因如此,即便是历史学家明确意识到了史料不是历史,他也绝对意识不到史料里面的内容也同样不是历史。在我看来,这一点是一个核心真理。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才得以可能展开了对史料性质的全面分析。

历史学家之于史料,非常类似于语言学家之于语言和数学家之于数字,它同物理学家之于物理现象和天文学家之于天文现象完全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如何使用史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他几乎是一开始就会使用它。即便是需要学习,这种学习的过程和步骤也是非常简单的,历史学家几乎是在瞬间就能很轻松地学会它。至少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自如地掌握它。尽管运用史料也需要某些技巧、规则和方法,但这些技巧、规则和方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却只是一种自然要求,而非一种人为规定。所以,不管历史学体系中究竟存在有多少问题,但史料却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不管人们对“什么是历史”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分歧,不管人们对“什么是史学”的意见有多么大的悬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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