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维特根斯坦语言观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18-11-10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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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摘  要:将语言比作金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观点,旨在表明语言的意义如金钱一样在于使用而非指称某物。这样一种对于语言的理解,认为人工语言有其自身的限度,而无法全面取代日常语言。金钱的意义在于它在市场中的自由流通和使用,哈耶克的这一思想,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思想,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

  

   关键词:语言;金钱;意义;维特根斯坦;哈耶克

  

   早在古希腊时代,人即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理性的动物,哪怕我们暂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以及其可能面临的种种批评,仅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看,没有语言将使我们的生存变得极为艰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借由语言,在与他者的广泛合作中获取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源,在此之外,我们还借助语言来维系或发现亲情、友谊或爱情,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异性的成功交往而实现人自身的繁衍。不要说普通人的生活离不开语言,即使像梭罗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当其独居瓦尔登湖畔、并写下他的所思所感时,同样离不开语言。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离不开金钱,无论这里的“金钱”以哪种具体的形式呈现——黄金、白银、纸币、数字或其它。不仅如此,金钱的跨地域流通,还促成了广泛的人类合作。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首先即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流通。今天,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离开金钱是无法生存的。但同样是“离不开”,语言与金钱对于人而言,在根本上又有所差异。斯蒂芬·平克认为,学习语言是人的一种本能,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天赋,而非后天教养而成。而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并学会赚钱,则是我们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学到的东西。

   语言与金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两种东西,它们在根本上有其差异,但也有一些相似或可做类比的地方。而且,正如本文的探讨所要表明的,通过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本文对此关系的讨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自然vs人工”这一概念框架中,讨论语言和金钱的本体论地位;二是说明维特根斯坦如何通过语言与金钱的类比,阐明其“意义即使用”这一重要主张的;三是讨论语法与规则的问题。

  

   一、 自然vs人工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自然与人工之别,是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区分。在这样一种理解中,“自然”不仅有“本性”的意思,还有正确或正当的含义。而所谓“人工”的东西,则是对自然的模仿,因此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东西。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即一种广义的物理学,它探究世界的本源、本性或本质是什么。苏格拉底实现了哲学的“转向”,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从而促成了广义伦理学的诞生——哲学从此开始关心人间世界的种种。但尽管如此,自然与人工的形而上学区分,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仍或隐或显地保留在哲学尤其是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之中。

   语言与金钱的出现或使用,都与人类生活有关,这在某种意义上即是说,二者都不是自然的,或者说都不具备物理意义上的“实在性”①。从朴素实在论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想试验,设想在一个没有人类的世界中,语言与金钱有可能存在吗?有学者说:“如果没有人类,没有人类交换货物的意向,货币是不会存在的。”[1]在一个类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人类,没有人类交流或交往的意向,语言是不会存在的。同样,基于朴素实在论的立场,我们可以设想,即使人类不存在,地球、银河系或更广大的宇宙,仍有可能是存在的。这即表明,在自然本体论的意义上,语言与金钱并不具有地球、银河系或更广大宇宙的那种实在性。

   说语言与金钱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具备物理实在性,这是否意味着,语言与金钱即是人工制品呢?

   在十九世纪末,弗雷格认为,科学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基于相关工具的改进。对科学而言,日常语言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发明一种科学的语言,促使科学取得更大的进步。1879年,弗雷格《概念文字》一书的出版,即可看作他在此方面所做的初步努力。就日常语言与“概念文字”的关系而言,弗雷格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将日常语言比作我们的手,而将“概念文字”比作扳手。毫无疑问,就日常生活而言,我们的手能做很多事情,同时也相当灵活。但就拧螺丝这一特定的工作而言,扳手则是更好的工具,即使它无比僵硬且只在这一特定的工作中有用。

   罗素在其哲学工作中,认为语言的表面语法常常掩盖其真实的逻辑结构,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即是由此而来。因此,他认为哲学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语言的逻辑分析这一方法。而要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一种人工语言的发明则是必不可少的。

   前期维特根斯坦部分地承袭了弗雷格和罗素的问题与方法,并试图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虽认为日常语言是完备的,但同时也认为语言表面的语法结构掩盖了思想的逻辑结构,因此需要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解决。而到了《哲学研究》时期,维特根斯坦则彻底放弃了建构一种人工语言的想法,认为通过对语言之日常使用的勘查,即可治疗因语言的不当使用而强加给我们的理智疾病。

   经如上简要论述,我们大致可以认可这一判断,即“似乎没有一个真诚的哲学家坚持过要用某种形式的逻辑语言来整个取代日常语言的想法。”[2](P426)的确,无论是弗雷格、罗素,还是前期维特根斯坦,他们虽认为日常语言在科学或哲学的意义上有缺陷,因此有必要发明一种工具性的语言来帮助解决相关问题,但并不认为需要用这种人工语言来全面取代日常语言。那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或哲学并非生活的全部,而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内容。

      虽说极少有哲学家主张用某种人工语言来全面取代日常语言,但这并不表明没有人曾持有过这一主张,并在某种程度上付诸于实践。拉扎·匝门霍夫(Lazar Zamenhof),世界语的发明者,即曾“设想作为国际语言的世界语可以消除欧洲的地方民族主义。”[3]卡尔那普在其思想自述中谈到,掌握了世界语的人们,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什么问题。这说明世界语作为一种人工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但为什么推广世界语的运动,最终失败了呢?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采取世界语作为一种国际间交流的语言。

   上述事实表明,基于某一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一种人工语言,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相较于日常语言,人工语言具有逻辑性强、简明而又清晰的特点。但人工语言所具有的上述优点,并不能使其成功地取代日常语言,根本原因在于,对于复杂多样的生活形式而言,日常语言是更为合用的。有学者说,“日常语言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人类一直在使用它完好地表达和传达着我们的思想,在描述着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实。”[2](P425)在这一问题上,后期维特根斯坦及约翰·奥斯汀,持有大致相近的观点。

   语言无法脱离人类而存在,因此其不具备物理上的实在性,但依其本性,语言也不是某种人工制品、由几个聪明人设计而成。在一个类比的意义上,金钱也是如此。哈耶克由此指出,像语言、金钱,以及市场或道德准则等,“并不是真正的人工制品,不是自觉创造的结果。”[4]

   有关哈耶克的上述思想,我们可在此稍作展开。罗伯特·内夫(Robert Nef)在《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二十个命题》一文中总结道,“语言不是一种发明,而是进化的产物。对哈耶克来说,语言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知识和经验宝库,说话者可以从中汲取许多东西,即使他不知道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他总是指出通过自发使用的语言交换意思和通过市场自发交换商品与服务之间存在一种亲缘关系。”[5]

   罗伯特·内夫的上述总结,表明在哈耶克那里:1.我们日常所使用的语言,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聪明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在某一历史、传统中持续演化的结果;2.语言承载着历史的经验、知识和智慧,我们在学习和使用语言的同时,也在向历史或传统学习;3.用语言交换思想,与通过市场用金钱交换商品或服务,这两种人类活动具有一种结构上的相似性。

   我们可以将哈耶克的上述思想,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做一简单比较。在前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他认为人为地发明一种理想语言是必要的,而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肯定是某个或某几个聪明的逻辑学家。将这一强调理性建构的思想模式运用于经济领域,即上世纪广泛流行于世界的计划经济制度——但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因缺乏足够的信息,从而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识到,语言的形而上学用法,是导致种种哲学问题的根源,因此他倡导我们应该回到语言的日常使用,回到粗燥的地面上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种强调经验、语言之惯常用法的思路,可以说与哈耶克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推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在经济领域,是支持市场经济的。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先后指出,语言与金钱既非自然,亦非人工制品,而是在人类的历史、经验活动中持续演进的产物。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即可反过来说,自然与人工的形而上学区分,虽在某些时候不乏效力,但在考察语言、金钱的时候,则是一个过于粗陋的概念框架,无法对二者的存在做出恰当的本体论定位。

  

   二、 意义与使用

  

   语言的意义是什么?需要由一种理论来回答吗?针对前一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理解“语言”这一概念。在前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即命题的集合。由此,追问语言的意义问题,需回答命题的意义从何而来。总体说来,前期维特根斯坦不认为语言的意义来自其内部的循环“定义”,也就是说,他不认可所谓的“融贯论”。语言的意义,在于其关乎世界。

   前期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指明语言是由命题构成的,而命题则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是名称在一定结构中的组合。基本命题是独立存在的,对其所做的分析只能到名称这一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对名称无法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的对象,由此,基本命题即是对事态的表述,命题即是对事实的表述。语言表述世界,世界是事实的集合②。

   在以上的分析中,名称指称对象,是连接起语言与世界的一个关键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前期维特根斯坦持有指称论的观点,并试图用这一理论来回答语言的意义问题。在《逻辑哲学论》所设定的语言框架中,这一回答是有效的。

   但是,正如中后期维特根斯坦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前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设定是过分理想化的,因此是不真实的。有学者指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的一致关系,不是指日常语言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的关系,而是指他们所建立的人工语言的结构与世界的结构的关系。”[6]由此,前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与世界结构的分析,对于真实的、日常的语言而言并不适用。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对于语言的看法,不再只看重命题式语言,而是说:“当我讨论语言(语词、命题等等)时,我必定是在谈论日常的语言。”[7](§120)这即表明,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他早先对于语言的过分理想化的、不实的理解,转而考察日常语言现象本身。他还谈到,纵使日常语言似乎是粗燥和物质化的,但无论是提出或回答某一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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