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鹄:史学如何可能?——关于后现代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 次 更新时间:2022-05-15 23: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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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鹄  

  

   摘 要:后现代理论认为,我们永远无法掌握历史真相,历史研究注定了只能是研究者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主观创造。这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无法触及真相,所谓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只是幻觉。事实上,后现代的真正基石,恰恰是现代精神——对科学的迷信。我们无法凭借科学般透明、精密的语言探索历史和现实,不代表我们无法把握真相,不代表我们无法相互理解。后现代影响下盛行的历史书写研究,没有办法为自己正名——如果历史真相不可触及,我们所能触及的永远是假象,揭示某一假象无非意味着投入另一假象的怀抱,所谓批判,所谓自由,有何意义?如果任何历史叙述都是书写者的主观建构,研究者首先应当反省的,是我们自己研究的合法性。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历史是否被扭曲了。后现代史学的另一隐秘信仰——也是最诡异之处,是假定人性中除了对权力的永恒渴求,一无所有。

   关键词:后现代;语言;科学;历史书写;权力

  

   近年来,历史书写研究的盛行,给中国古代史研究注入了难得的活力,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影响极大。但另一方面,笔者多少有点杞人忧天般的担心,无节制地从历史书写角度诠释所有文献,恐怕难免过犹不及之嫌。

   史料真伪及执笔者的倾向,从古至今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不过,当前历史书写研究的盛行,则和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密不可分,两者是流和源的关系。只有把握了后者的基本特点,才能对前者有准确的认识。

   我先来概括一下后现代史学的基本主张:我们永远无法掌握历史真相,历史研究注定只能是研究者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主观创造;一切历史都是人的主观建构,都是权力和意识形态构建的产物。这一主张成立与否是本文首先要探讨的。

   一、生活如何可能?

   先从日常生活开始。举个例子,我们都有知心好友。好朋友免不了在别人面前夸奖好朋友,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会有水分。但另一方面,难道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夸奖自己的好友吗?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虽然是好朋友,但评价对方时依然客观公正。

   就此而言,历史上的人,跟今天的我们,有本质区别吗?历史上的人,一定会带有偏见,一定会出于个人利益扭曲事实?

   的确,历史上,现实中,骗子比比皆是。但这不代表所有人从根本上说都是骗子。我觉得,自己身边或多或少总有些诚实的人。当然,即便诚实的人,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禁不住诱惑,也许不存在一辈子只说实话、从没说过一句谎话的人。但反过来,哪怕一个平时不太诚实的人,一生中多少总说过几句真话吧?

   既然人有可能说实话,在历史研究中,是否应当对此有一定反思,不能假定,所有历史书写者都会篡改历史事实?

   当然,后现代主义所以提出绝对主张,背后有坚强的理论支撑,那就是对文本或者语言的理解。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语言或文本必定意味着失真,意味着对事实的扭曲。当人们用语言描述发生的某一事实时,语言和事实不可能完全匹配,一定会改造事实。这是第一层失真。

   还有第二层。任何人听到用语言描述的所谓事实,或看到用语言记录下来的关于事实的文本时,一定是站在自身立场来理解的,一定会扭曲语言或文本的原意。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所有文本解读都是误读。

   也就是说,存在两个层面的扭曲:文本对事实的扭曲,文本的解读对文本的扭曲。这是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这样的宿命,不是只有历史学家需要面对的尴尬处境,而是人类生活的本质。因为日常生活依赖语言,依赖文本。好比历史学家永远无法触及历史真相,日常生活中,我们同样永远无法触及真相,无法真正理解他人。

   如果语言必定意味着对事实的扭曲,那所有用语言表述的命题都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为什么这一主张本身,能够成为唯一的绝对真理?

   的的确确,日常生活中,理解他人非常困难。经常我们自以为理解别人了,后来发现是误解。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多多少少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某一特定时刻,确信自己和另一个独立个体心心相通,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朋友,甚至可能是萍水相逢、一见如故的人。

   按照后现代理论,这种认为自己理解他人的确信,这种心心相通的生活体验,事实上只是自欺欺人的美丽幻觉。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不过是愚不可及的极端自恋。

   你们相信,自己生活这样一个世界中?

   任何不认为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幻觉中的人,都必须承认,认识历史真相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和历史之间并没有一道截然分开的鸿沟,昨天发生的事,是历史还是现实?

   二、当科学变成迷信

   后现代理论背后,隐藏着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告诉我们的——他们自身也没有意识到——一个根本假定,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基石。

   后现代所以称为后现代,是因为它攻击的根本目标是现代性的支柱——科学主义。后现代揭示出,科学主义只是一种信仰,或者说意识形态,并非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这的确非常成功,非常值得赞赏。

   吊诡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精神的现代性的激烈批判,掩盖了自身的悖论——后现代的批判,同样建立在对科学的迷信之上。

   后现代所以自认为能摧毁一切真理,其秘密武器是这样一种未经理性反思的观念:只有彻底透明、精确的科学语言,才是可信的。后现代的真正基石,恰恰在于承认科学方法构成了客观知识的唯一来源这一信仰:如果不遵循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客观的方法,研究就一定是主观的;凡是不能以严格的科学方式加以证明的知识,都不能成立,都是主观的建构。

   这一观念恰恰是非理性的,自身也不能以严格的科学方式得到证明。关于人类社会的研究,的确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客观方法,但不能由此推出,所有认识必然是研究者的主观建构。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论证方式:对同一段史料,两位同样卓越的学者有两种不同解读,这说明两种解读只是两个不同个体的主观建构。为什么?如果解读是客观的,两位学者读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既然读出来的不一样,说明不一样的内容不是史料中客观存在的;既然不是史料中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不是来自史料本身,那就只能来自解读者,来自解读者的主观建构。

   这一论证方式真能成立吗?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某人评论某事,很隐晦,听众只有一个明白人。当明白人捅破了窗户纸,大家才恍然大悟。如果要求这个明白人用科学方式向其他人证明,评论者表达的一定是他的理解,能做到吗?

   没有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得到的知识,不一定都是伪知识。绝大多数时候,在生活中,我们获得的真知识并不来自科学方法。

   也就是说,后现代的论证存在巨大的逻辑跳跃:把不采用科学方法,直接等同于和事实不符的主观建构。后现代所以能实现这样的逻辑跳跃,根本原因就在于后现代主义者自身都没有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对科学的崇拜。后现代和它激烈批判的现代性,实则是一丘之貉。

   严格遵照科学方法,几乎我们所有知识都是可怀疑的。但“可怀疑”不代表这些知识必然是与事实不符的主观建构。

   举个例子。正在写作的我,或正在阅读的你,能不能纯粹靠科学方法,靠逻辑证明,此刻自己不是在做梦,而是生活在现实中?

   我们永远没办法用科学方法证明,当下自己不是在做梦,这不等于,我们认为自己不是在做梦的认识,一定是与事实不符的主观建构。

   何兆武早就指出过:“可以是庄周梦为蝴蝶,也可以是蝴蝶梦为庄周;二者在逻辑上是等值的,逻辑不能保证前者的真确性大于后者;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并不是逻辑,而是人们根据体验所得的信念。”

   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不论历史还是现实,科学般的精密语言,科学般严密的因果链,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走太远,甚至一步都迈不出去。

   卢梭这样讥讽追求所谓证据而忽视生活经验的人:

   任何没有目击的事实,我们只能通过人提供的证据来判断,而所有人提供的证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如果世界上存在一段被广泛认可的历史,那就是吸血鬼的历史。相关记载什么都不缺:审讯记录,名人、外科医生、牧师和地方治安官的证词。在法律意义上,属于证据最完备的案例之一。可即便如此,谁相信吸血鬼的存在?

   历史如此,现实也是如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绝大多数事,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说,能找到的证据要比吸血鬼少得多。而一些无稽之谈,反而有各种各样所谓证据。相信吸血鬼的存在不只是中世纪人的愚昧。当今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美国,不一直有一大群人醉心于UFO,自认为掌握了大量证据吗?

   让生活得以可能的,除了逻辑,除了科学方法,还有别的。

   三、心心相通

   人和人之间能相互理解,靠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读几段文学作品。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画家米哈伊洛夫受邀到安娜家中给她画大幅肖像,因为工作量去了好几趟:

   到第五次,肖像就给大家,尤其是弗龙斯基(安娜的同居情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因为逼真,也因为展现出的(安娜)特有的美。米哈伊洛夫怎么就能发掘出她特有的美,真奇怪。“一个人需要了解她,并像我这样爱她,才会发现从她的心灵迸发出的这一最温柔的表情”,弗龙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由于这幅肖像才发现从她的心灵迸发出的这一最温柔的表情的。但这表情那样真切,以致他和旁人都觉得是他们一直以来熟悉的。

   而普鲁斯特在《追寻逝去的时光》中,发表过如下洞见:

   杰出的外科医生,会在两个病例的表面症状完全相同时,却因为某种一星半点的暗示,大概根据他们在现场重新细致反思过的经验,觉得一个病例需要这么处理,而另一个病例则……拿破仑在所有军事准则告诉他应当进攻的时候,却因为某种模糊的直觉的警告没有这么做。……你会发现将军们亦步亦趋模仿拿破仑的招数,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尝试解读敌人的意图时,他(敌人)现在的行动不过是可能指向数量不等的不同目标的一个征候。如果将自己局限在理性、科学的角度,这些不同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正确答案,好比在一些困难案例中,世界上所有的医学知识都无力确定一个不可见的肿瘤是否是良性的,是否需要手术。这时医生在这方面的天赋,他那水晶般透彻的凝视(即克劳塞维茨所谓“眼力”或“洞察力”)……就成了决定因素。

   再看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中男主人公涅日丹诺夫和女主人公玛丽安娜初次相逢的场景:

   听着(科洛米捷夫的)这些话,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注意到坐得稍稍偏一边的玛丽安娜的涅日丹诺夫,和她交换了眼神,立刻感觉到这个严肃的女孩和他拥有共同的信念,属于同一类人。当西皮亚金给他们介绍时,她完全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那为什么他会特别和她交换眼神呢?他在想,坐着听这样的观点(科洛米捷夫的)而没有抗议是不是很可耻,他的沉默会不会让人误以为他认同这些观点。

   涅日丹诺夫第二次看了看玛丽安娜,她的眼睛似乎在说:“等一会儿…时机还不成熟。不值得…以后再说…有的是时间。”(…代表原文中的省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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