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新区土地改革的回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9 次 更新时间:2014-10-01 11: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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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进入专栏)  

    

   毛泽东赞同新解放区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50多年前,1947年的6月,刘邓大军南下挺进中原,我随军第一批出发,并从太行区委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担任秘书长一职。这一年我正是34岁。两年以后,1949年5月,中原局改组为华中局,领导人原是邓小平,不久改为林彪。我仍担任秘书长。当时中央决定二野到西南,三野到华东,四野到华中,邓子恢是离三野留华中的,李雪峰和我算是二野留下的人,人员就由这三方面的人组成。林彪仍任第一书记,罗荣桓第二书记,邓子恢第三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长。华中局下属的地区,有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武汉六省一市,下设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分管广东、广西。

   大约在1949年5月,新建立的华中局在商丘召开第一次会议,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是传达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因为邓子恢参加了会议,所以由他传达。林彪等人正从北京南下抵此。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在二中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中,当时引起人们注意的一点,是中央提出今后工作的重心要由农村移向城市,城市则以发展生产为中心。

   一天晚饭后,林彪拉我出去散散步,夕阳斜照,我们沿着黄河大堤信步走去。散步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我对七届二中全会的传达,大家有什么反映。我说,我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不知中央说今后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含义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带动乡村。过去,以农村包围城市,今后有了城市以城市带动乡村,但问题在具体的工作步骤怎样安排,农村还遗留一个反封建的任务必须完成,似乎不宜拖后。林彪说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的理解,二中全会并未明确地区分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和以城市为中心。按道理似应是以城市为中心。他考虑到汉口以后,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广大的新区,在这个地方究竟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从长远看,可以说是城市带动乡村,但从眼前说,还是应首先解决乡村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因而工作重点仍应先放在农村。在他看来,这是首先让哪只脚先迈出的问题。

   如果农村还被封建残余势力所把持,我们共产党领导精力都放在城市工商业,城市的天下和乡村的天下为两种不同的势力支配,就会引起很多矛盾。二中全会决议的主题是战略的转变,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华中地处新区,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理应引起我们注意,考虑力量部署,我当时感到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及时,非常重要。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信息传给李雪峰、邓子恢。邓和李都表示同意这种考虑。

   不久到了汉口,华中局正式办公,首次开会,林彪把他的意见讲了,说我们先把农村阵地巩固起来,这对于解决工业问题,解决商业问题,对于在政治上建立工农联盟,一切方面都可以占到主动地位。讲了以后,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会议决定请示中央。报告稿是我照林的意见起草的,大意是说,从全国、从战略上说今后是城市带动乡村,并以城市工作为中心,但是从具体工作的程序和步骤上讲,新区目前急需要把农村工作做好,把封建残余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肃清,把农民的土地问题解决好,以利在基层建党建政,为人民政权打好基础,这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经济上、政治上是必要的。为此特向中央请示报告,请主席和中央批示。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叫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

   后来在另一次会议上,还引出一个城市工作应从哪里入手的问题。邓子恢提出意见,城市工作要从商业入手。林彪和常委也表示同意,决定请示中央。报告是邓子恢自己起草的。结果中央没有表态。据传说有人批评,“这是屈服于资产阶级压力”,十多年后成为邓子恢的一条“罪名”。

   林彪不久就离开汉口,南下指挥部队作战,后来生病回北方疗养。可以说他在华中局,地方工作方面,除召开华中军政委员会议,做了一次报告外,主要就是抓了这一件大事情。

   从此各省同志就分头下乡,而不是挤在城里。这样理顺工作链条,受益不浅。一直到1951年底,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华中局在1949年12月改称为中南局)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又重申说:“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1952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66页)从全国看,地方工作的重心,都仍然放在农村。

    

   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和土改步骤

   1950年初,中央要召开中央全会,土地问题是议程之一,为起草土地改革报告,我两次被召到北京。一次,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鲁言找我带中南局的几个干部到北京开会,同去的有张根生、任爱生等人。一次是商量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的土地问题报告草稿,召集中南区的几个人,有湖南的黄克诚、江西的陈正人(两位省委书记)、湖北的刘建勋(省委副书记)及我,华东只来一位,是分管土改的刘瑞龙。两次都住在灵境胡同的红楼上,开会到中南海。

   刘少奇召集开会,他讲了新区土改,应有准备有领导,有法可依。我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土改必须有秩序,讲政策,搞得更好一些。我们把地方情况都汇报一遭,还谈了对今后土改的意见。因为中南布置得早,河南已经干起来了,有了一些先行一步的经验,刘问得比较仔细,汇报时间也占得较多。接着第二天让我们列席中央准备通过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的会议。

   会场在香山双清别墅,我们几人去得早了,别人还没到,黄克诚和毛主席熟,说:我们先到毛那里去!到了会客室稍候,毛出来接见我们。毛随便问到土改的情况,说,刘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地区的人口合起来有二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三亿一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讲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后来问中南方面的意见,黄克诚推我谈,说他只知湖南一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坚决放手,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说杜润生同志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中南局分管这个事情的,了解情况全面一些。黄老推我讲话,使我感觉为难,毛大概为了消除我的紧张,问我是哪省人,在哪个地区工作,我说是山西人,原在太行区工作。他说三晋之地,自古人才辈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发迹。八路军也是在山西壮大起来。当下我推不脱,又不宜过多讲全面情况,只趁机提了两个问题。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一个具体问题是土改要分阶段,中南局讨论过,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反动政权。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乘机把农村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代表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不把反动势力摧毁,就建立党组织,可能会把根子扎错。而且一上来就分配土地,光搞经济不搞政治,不能建立群众的政治依靠。我们可以一面摧毁敌人的基层统治,一面通过这个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先建立农会,做为我们建立政权的第一步,然后再进入第二阶段分配土地。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边有“一切权力归农会”,我们新区恐怕也有这么一个时期。

   说到这个地方,毛主席说: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们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送中央政研室。毛主席专门做了批文,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并以中央名义发出。以后我们又提出,土改应分为三个阶段,添了土改复查与组织建设阶段,对此毛又批示说:“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07、217页)

   再一个是富农问题。我说,这次我们向少奇同志汇报了邓子恢同志的一个意见,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或多余土地。因为据我们调查,中南地区地主富农的土地加起来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很少有70%的地方。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点差别。无地少地农民数量非常大,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多地少,不够分配。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毛这时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多说,并不就变得多了,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的意见是有根据的,是以第一手材料做基础的,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会都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我还主张保存富农经济,还以不动为好。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反封建,城乡资产阶级都要保留,这有利于生产,我们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落后。“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保存富农有利于刺激中农的生产积极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安排就业或想其他办法。你们回去后可向子恢同志作点解释。

   我们后来听说,在这之前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这个问题。说中国准备对资本家对富农都采取一种新的政策,认为苏区时代一度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效果都是不好的。因此准备农村保存富农经济。斯大林表示同意,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经济。

   随后我们列席了中央会议。会议是由毛主席主持。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由党的妇女委员会主任王明提出解释),后讨论土改。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教育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应该教育防止。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免,此后注意就是了。”毛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通过这两次会面,我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气,注意听取别人意见,具有既坚持原则又从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风度。

   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们一个意见,否定了我们另一个意见。后来中央全会,黄克诚、陈正人留下参加,我和刘建勋提前回来,绕道济南,看望了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并向他作了汇报。他向我们介绍了东北让出城市,占据两厢,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的经验。今天回想起这两次会晤,浮起文革时期林的另一种形象,不禁要说:人是会变的。

   听说中央全会中黄克诚和饶漱石在富农问题上发生争论,饶拥护中央的意见,黄主张采纳邓子恢的意见,相持不下。后来中央决定富农仍予保留,但允许个别地方因地制宜,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实际在执行中,至少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富农多余土地还是全动了。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成份,那么在民主革命时期消灭富农经济,就应重新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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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年潮》199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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