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的几点情况

——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边彦军、张素华、吴晓梅的谈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18-08-19 01: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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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进入专栏)  

   访问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在1955年。这一年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比较大,党内的争论也比较大。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曾激烈地批评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特别是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说他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问题现在中央已经作了结论,认为邓子恢当时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并为他平反。这件事已过去38年了,人们回想起来,都认为1955年的这场争论来得很突然,您现在怎么看?

   杜润生:1955年的事情,从毛泽东同志本人说变化并不突然。他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已经有了完成两个革命转变的思路。在这之前,人们在许多场合听过中央领导说,非社会主义因素将要存在一个较长时期。这个时期要创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相对稳定的政策,就是说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允许非社会主义因素存在的同时,又提出消灭它们,政策预期目标不确定,这就叫人不可理解。

  

   访问人: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杜润生:毛泽东恰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主张:要及时开始并按期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在头脑里的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不尽相同。他说:“新民主主义在桥上”,不是一个稳定下来的历史阶段,而是个社会制度新旧转换的过渡时期,不能讲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当时我们没有深刻领会毛泽东的这番意思,所以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矛盾。事实上,就和前苏联一样。前苏联是两个革命直接转变,夺取政权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领导我们走中国式道路;在建成社会主义方面,因生产力水平差异,同样设想力求另走中国式道路。结果就农业方面讲,还是以俄为师,土改后很快进入了集体化。

  

   访问人:列宁还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虽然时间很短。

   杜润生:时间短,那可能是因为列宁逝世得早。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只有8个月就完成两个革命的转变。十月革命后有一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在逝世前,才提出新经济政策。从1928年起在斯大林主持下,改变了列宁的政策,很快完成农业集体化。在我国,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在桥上”,我们原来的设想似乎不是这样。有段时期毛泽东还说,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共同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要经历一个历史阶段。

  

   访问人:毛泽东曾说,进入社会主义大约要15年左右。

   杜润生:后来他把时间大大缩短了。而事实是15年后,还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你看我们195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几年时间。20年后,消灭了资本主义又要让私人经济恢复,三资企业也在兴起。现在90年代重新肯定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恢复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总不能提倡三资企业的同时就宣告要消灭三资企业,那人家还能来吗!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制度转换应按世纪来计算,50年乃至100年。

  

   访问人:从哪一年开始算起?

   杜润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点是从1957年,因为在那一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

  

   访问人:您体会,毛泽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设想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杜润生:1953年6月正式提出。更早一点,1957年关于山西试办合作社的争论,他就说私有制应当动摇它。1952年下半年提出设想,用10年—15年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

  

   访问人:正式提出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吧?

   杜润生:从那个时候明确地形成了中央决策。搞新区土改时,还说富农经济一定要保留,因为保留富农经济对农业发展有好处,“富农放哨,中农睡觉”。他还说:“你们下去看看,家家户户都贴着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老百姓想发财,你能挡住?”这1950年的事。

  

   访问人:新区土改时,确实贯彻了这个政策吧?

   杜润生:实际进行中没有完全执行。中央允许个别省区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不少地方把富农经济搞掉了,只有华东和西北某些省份没有征收。

  

   访问人:有种说法,认为当时保留富农的政策,实际上是对着中农的,中国的富农经济哪有那么大?

   杜润生:数量只占农户的5%—6%。毛泽东同志提出剥削收入量超过25%的就是富农,和外国比起来这就不算是富农;前苏联的规定是有多少匹马,我们是看剥削关系。

  

   访问人:我们的划分是不是要科学一点?

   杜润生:这就如同雇工超过8人就算资本主义的规定,不能说有什么标准根据,但有了阶级划分标准文件,总算一个进步。从照抄前苏联的消灭富农政策,到有别于地主加以保留,也是一个进步。毛泽东那时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富农经济采取保留政策,是必要的。

  

   访问人:请说说毛泽东在合作化开始后的变化。

   杜润生:合作化初期,在两件事上,农民有了抵触。一个是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老百姓意见很大,突然把所有私人的粮店关闭,把市场经济完全取消,余粮统统卖给政府,一下子改变了老百姓多少年自由交换的习惯,大多数群众当然适应不了。而且征购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多,1954年要的就够多了,1955年还要增加,有些地方搞得农民连口粮都不够。这件事又和互助合作化搞到一块,土改才结束,农民正想在分得的土地上好好经营一番。这个时候,却叫他们带上土地、农具参加集体,有些困难的农户还有此要求,一般农户并不自愿,于是杀鸡、宰羊、杀牛、卖牲口。周总理听说后派人下去调查,我们农村工作部也派人下去,报来一些材料。起初对这个情况毛泽东是很重视的,对我们的一些建议,如不要单纯追求办社数字,保证自愿,办好试点,留足口粮等,他都接受了,并及时提出主张,有的地方停下来整顿,有的地方慢一点,不要提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然后有了三字方针: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但这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新的思路已经基本确立,这是战略性的,不会轻易改变。上边所说的三字方针只是战术性措施,因此和我们之间的一致也是暂时的一致。后来他亲自下去看。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铁路两旁的麦子长得很好,他就认为说农民种田不积极是不准确的,麦子长得半人多高,这么好的麦子,能说老百姓种地不积极?第二件事,上海的柯庆施向他上报了一些重要情况,最核心的是说领导干部中有1/3对合作化是消极的,而这又与中央农村工作部控制过紧有关系,说农村工作部散布消极思想,影响了下面。这正符合毛泽东的看法。于是他把南方各省市的第一书记召去,开了一个会,调子就变了。

  

   访问人:这是哪一年的事?

   杜润生:1955年4月。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他的看法,说广大农民有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主流,与此相反的现象都是支流。农村工作部这些人是代表了支流。希望大家给合作社说点好话,代表主流说话。并对三字方针重新做了解释。

  

   访问人:关于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您怎么看?

   杜润生:我到现在也难以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高度上,从哲学上将主流和支流的涵义解释明白。长期以来,我们总结工作,一般说到符合领导方针的东西就是主流,不符合的就是支流。在庐山会议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主流,“文化大革命”中把极左的东西说成主流。今天评价这种说法,再不能证明是对的了。我只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分主流与支流容易简单化。

  

   访问人: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

   杜润生:对。毛泽东历来提倡处理问题要采取分析态度,可是他提出这个概念,却使人感到很难把握。难处在于:有时候被我们判定是支流的东西,却代表了群众多数人的动向与行为。如在中国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如果按生产力标准考虑问题,那么必须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小农经济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发展时,才是合作化的成熟时机。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合作化必须和工业化相配合,不能离开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把合作化的规模在一两年内搞得太大。化肥多一点,科学技术多一点,机械多一点,大量劳动者农外就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变化,才能使农业合作化获得物质基础。那时这些还都谈不到。在这种条件下,家庭经营的潜力还应充分利用,给农户一点可支配资源去自由发展是有利的。这正是当时农民的一种愿望。当时农民当中,不只是富裕中农,一般中农也对入社抱怀疑抵触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

  

   访问人:农业基本上是手工劳动,几把锄头、一头牛,最多还有部水车。

   杜润生:就是说,生产更多靠人的因素。第二个问题是,在当时条件下,合作化规模搞得越大管理越困难,大农业需要现代化管理方法,对于农民说来,这要有一个学习过程,循序渐进,培养人才。另外,农民入社后和土地的关系疏远了,都变成了工人,劳动报酬靠多记工分,对于生产的好坏可以不负直接责任。如果我们有办法能像工厂对劳动纪律予以监督也可以,但农业和工业不同,工业是集中在一个工厂里,农业劳动则是分散在一大片土地上,完全靠自觉。靠自觉就要有某种直接性的利益机制,离开利益推动,光靠教育是不够的。所以,主张慢一点,有准备有步骤地前进是对的。那时提出用15年时间,已经够快了,这本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所提的计划。后来他认为土改后应趁热打铁,加快发展。他出于维护战略方向的需要,当别人反对他认为正确的东西时,他就逐条批驳,树立起了一个十分明确的对立面。

  

   访问人:毛泽东有很强的挑战心理,喜欢挑战。

   杜润生:邓子恢与毛泽东的争论起源于合作社发展数字的变化,原定100万,毛泽东要加30万,邓老主张不动。这本来是可以妥协的问题。邓老还是坚持前一段的想法,不愿轻易改变。他反复说,太大不行,过快不行,没有会计不行,干部水平太低不行。毛泽东就逐条加以驳斥,并看出邓子恢思想不好通,提出“必须大炮轰”。从此,着手编《怎样办合作社》一书,并决定召开党的第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来一次大辩论。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总结中,就此问题提出如下极其明确的结论:

   这次会议,破除了许多迷信。

   合作社大发展还是小发展?群众要求大发展。

   新区能不能发展?新区也能发展。

   山区能不能发展?山区也能发展。

   灾区能不能发展?灾区也能发展。

   落后农村能不能发展?落后农村也能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除西藏、大小凉山外,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发展。

   没有资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干部少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没有文化能不能办社?也能办。

大社能不能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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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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