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忆50年代初期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0 次 更新时间:2019-10-18 20: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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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进入专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老区土地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新区土改逐步展开。1950年6月,召开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这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为了征求地方意见,他事先把我们几人叫到北京,有华东的刘瑞龙(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我(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座谈了两三天,我们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今后土改的意见。有一天,少奇让我们列席中央的一个会议(好像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之前,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个人(那时他还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两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3.1亿),你们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接着问中南方面的意见,我就先推黄克诚谈,黄说他只知湖南一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起义部队,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彻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还叫我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由中南局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南局表示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这个电报还发给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等。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这次会见,我又提到,据我们调查,发现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只有50%左右,有的地方40%多,最高50%,没有70%的情况,这个数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数目字有差别,所以将来可分配土地的数量不会太大。如果不动富农,光分地主土地,只有40%左右,无地少地农民数量很大,不够分配。邓子恢同志主张动一下富农的出租土地。我事先听说,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期间,曾向斯大林谈到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中国将对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一种新的政策。苏区时代对地、富在政策上都是“左”的,一度实行过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将土地打乱平分的政策,效果都不好。因此新区土改准备保存富农经济。这个政策拟写入新土改法。斯大林表示同意,并说:中国的富农与苏联的富农不一样,苏联的富农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已获得政权,而富农人数较少,又没有站在反革命一边,保留富农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这次我被派来参与土改法定稿,遵嘱将子恢同志建议先向少奇同志转述一遍。少奇同志说:中央一致主张保存富农经济,不过有意见不妨再次向主席反映。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土地就那么多,它是个客观事实,说多了并不就变得多,说少了也不会变少。你们有调查,有第一手材料,我们当然听你们的。全国怎么样,还弄不清楚,将来都会搞清楚的。至于富农问题,中央的意见还以不动为好,“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贫农将来分地少,有困难,我们有了政权,可以从另外方面想点办法(当时讲了许多条)。后来关于富农问题,中央决定基本不动,有些地方可因地制宜。这就是《土改法》规定的,各省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征收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由于种种的原因,新区土改中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的地区是较少的。

  

   中央此次会议,先讨论婚姻法草稿,后讨论土改法。记得一位老同志讲到土改中要引导农民注意节约,分田后不可大吃大喝。毛主席插话:“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兴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难阻。”主席这里既讲理又讲情,这一点,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通过关于土改的这次谈话,我还感觉毛主席很平易近人,注意听别人讲话,具有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风度。

  

  

   在土改之后,毛主席就酝酿考虑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提议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负责农村工作。1952年11月,决定调邓子恢同志组成中央农村工作部。中组部通知我和邓老一块来,邓老任部长,我担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邓老)。我们来北京以后,有一天一起去见毛主席,向他报到。毛主席在住处接见我们,说关于农村问题,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即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工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老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中南地区互助合作还没提到议事日程,全国老区和东北等地互助合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搞得很不错了。我们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学习的时间。毛主席接着说:杜润生同志,咱们见过面,下面农村情况如何?我说:土地改革以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思想还不够稳定,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邓老插话:河南提出允许“四个自由”(即后来毛主席批他的“四大自由”,在这之前这四个“自由”中央通过新华社信箱讲过,全国各大区都倡导过),发布告示,让农民放心,这个布告还是好的,起作用的。我接着说,对于新区,还是生产压倒一切,上级发的任务太多(即“五多”),反映非常强烈。毛主席说:好哇,第一件事情就抓这个吧。遵主席指示,我们为中央起草了《关于部署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和《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此外,农工部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我替《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这两个加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共3个文件,毛主席都亲自过目,批示合出一个小册子,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1953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于4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发展互助合作,重心还放在办好互助组和试办初级社。

  

   1953年6月,毛主席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毛主席讲,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一点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离开它就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可是,也就在这一时期,农工部下去的同志回来反映,某些地方的合作化有一点“冒进”。对建立生产合作社,党内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还在1951年,山西省委就提出应限制富农发展和两极分化,适当地动摇私有制,把互助组织再提高一步,办土地入股共同耕作的合作社。华北局领导和刘少奇同志对此有不同意见,毛主席认为山西的主张是正确的。在下边也有类似的分歧意见存在。在讨论总路线的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论点,说不可确保,就是要动摇。不久又批评“四大自由”,认为这都是错误的。看来,批评“四大自由”(即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的自由)是指邓子恢,“巩固论”据说是批刘少奇,实际上从他们二人的讲话记录中没有找到这种说法。但确有人有这种主张,主席当时是借题做文章,教育大家,没有明确是针对谁说的。

  

   这以后,毛主席又召我们见了一面,把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他说:现在我们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什么叫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桥上,就是过桥,不是跳过去,要一步一步走过去。说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不准确。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时期。我们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阶段”,是五种经济并存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因而不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对非国营经济成分加以削弱。毛主席在此次会见时还说: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我们国家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面就有改造农民的任务。记得好像就是在这次会见时,他还说: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民怎么在九地之下呢?光土改以后少交租子就有350亿公斤,这都是他们的收入嘛,难道不是改善吗?至于和城里面相比,城里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高,生活条件也不一样,当然收入会高一些。问题在于,梁漱溟的“仁政”观点,我们的有些干部也都存在。谈到这里,主席留我们吃饭。席间,他又讲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党必须一贯坚持搞好工农联盟,但建立联盟的基础,过去靠民主革命土地革命,今后要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个新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合作化。

  

   1953年底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陈伯达和廖鲁言传达了毛主席说的有名的那段话:“‘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又说,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一套“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就是行小惠。那真是“难矣哉”!同时还批评了农村工作部年初的“反对冒进,解散了一批合作社”。

  

在互助合作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发展互助组。1953年这一年里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有40%,其中常年组约占1/4的比重(比上年增加1/5),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量还很少。年底毛主席讲话后,就将“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的方针,改变为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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