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杨小凯的贡献到底何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0 次 更新时间:2014-09-24 17: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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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编者按】今年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十周年,再度引发中国国内纪念反思热潮,FT中文网亦持续推出专题讨论。本期文章是社会学家高柏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解析杨小凯的贡献,提供一种经济学之外的思维与视角。

   今年纪念杨小凯的活动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引发了一场辩论。令笔者有些不解的是,辩论的焦点并不是关于杨小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而是关于他作为思想家看中国现实时的观点(具体可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家抑或思想家?》)。这样一场辩论不仅凸显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悖论,也凸显杨小凯本人陷入的悖论: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悖论是,虽然众人都怀念这位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同事和朋友,但是对他的学术贡献却不便作深入的讨论,因为杨小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挑战他们自己信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同样,笔者认为,虽然杨小凯在理论方面敢于挑战主流经济学,显示出极大的勇气和创造力,但是在分析中国的实践时,他却没有侧重于应用自己发展出来的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反而倾向于使用诸如“后发劣势”和“宪政论”这样一些更体现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这两个悖论凑在一起的结果是,一位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却只被当成思想家来纪念和谈论。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很多人谈到要回归到斯密。在回归到斯密之前,不妨先回归到杨小凯,看看他在经济学理论上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这些贡献对理解中国的实践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杨小凯的主要贡献是在技术层面用数学手段把斯密被人遗忘的分工思想形式化了。我倒是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把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中国的经济学界,除了个别文章,似乎一直在回避讨论杨小凯对经济学这一重要贡献,以及这个贡献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在这次FT中文网《杨小凯专题》中,笔者以为,除了华生的文章《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强调了杨小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这一主要贡献,其余争论多是杨小凯议论过的一些边缘东西。难道许多人谈论杨小凯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提出过后发劣势的观点或者宪政论吗?难道杨小凯挖掘出来的斯密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观点,不正是对李嘉图开创的并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的、并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比较优势理论构成直接的反论(competing theory)吗?中国的经济学界为什么不从正面接招,直接评论杨小凯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不能强求不同意杨小凯观点的学者非要把他们无法同意的部分说成是杨小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但是诸位至少应该讨论一下,同时也让广大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了解为什么你们不同意杨小凯的观点。虽然杨小凯本人已经无法参加这场讨论,但是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同事和弟子们总能代表他参加吧?

   十多年前,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杨小凯关于分工的观点,觉得很有意思,马上去图书馆把他和黄有光教授的书借来读(编者注:Xiaokai Yang, Yew-Kwang Ng. 1993.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 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Amsterdam: North Holland)。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因为我对经济学是外行,他们书里的各种数学公式我既看不懂,也没有觉得对我有任何用处。我过去一直在研究日本经济,当时也开始关注中国经济。他们的书我只是挑着读了几处与比较优势有关的章节,只是他们书中内容极小的一部分。虽然看的不多,但是他们书中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做的梳理却对我启发极大。我在这里的讨论是引申他们关于比较优势的讨论,算是杨小凯的研究成果产生的跨学科影响吧。

   杨小凯与黄有光在书中对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做了一个梳理。在他们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和专业化经济,分工是其核心概念。然而,这一传统到了到了李嘉图和马歇尔有一个重大的转向,他们用资源配置效率取代了组织经济活动效率,用规模经济取代了专业化经济。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组织经济活动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专业化经济与规模经济是两对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

   具体到比较优势,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斯密与李嘉图代表的两个不同的经济学传统之间以及他们各自的后续发展的重大区别。第一个维度是构成比较优势的是先天条件还是后天条件。第二个维度是看待比较优势时用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观点。第三个维度是讨论比较优势时是否考虑人的能动性(agency)。这三个维度彼此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比较优势,斯密代表的传统与李嘉图代表的传统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第三个维度,有了这个不同,另外两个必然不同。总的来说,斯密代表的传统十分重视比较优势中人的因素。它虽然也注重先天条件,但是更重视动态的和未然的后天条件。而李嘉图代表的传统基本不考虑人的能动性,它在看比较优势时更侧重于静态的,已然的,自然给予的先天条件。

   斯密本人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虽然斯密也认为一个国家的土地、气候、和人口规模对其贸易有影响,但是他更强调一国人口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以及该国在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时采取的不同政策对其贸易表现有决定性的作用。斯密讲的绝对比较优势,既允许先天条件,也允许后天条件。既然允许后天条件,比较优势就必然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

   李嘉图在用相对比较优势取代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时还保留了一些人的能动性。当在甲国与乙国的贸易中甲国在生产A和B两种产品都具备绝对比较优势,但是在生产A比生产B有更大的绝对优势时,无论是甲国放弃自己生产B的绝对比较优势让给乙国生产,还是乙国在面对生产B产品时的绝对比较劣势仍然坚持生产,都需要人的判断,都涉及人的能动性。但是,李嘉图开创的这个传统到了赫克歇尔和俄林则完全变成注重自然的要素禀赋这样的先天条件,即一国现存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这一理论,如果贸易双方都利用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生产产品并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是一种结构理论是因为它强调的是先天条件对行动主体的约束,企业只能根据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条件选择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才能成功。一旦只看先天条件,不但比较优势变成了静态的,人的能动性也基本消失。

   虽然李嘉图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贸易理论里的主流,但是斯密开创的传统并不是后继无人。在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问题上,斯密的分工理论,与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的概念,以及当代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被视为一个彼此呼应、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有很大不同的经济学传统。如果说在斯密的时代为了增加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技巧,依靠相对简单的分工和专业化即可,那么,到了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发挥的作用就变得更为显著。熊彼特强调创新的作用,等于是为分工提供了一个当代科技的基础。波特不仅提出价值链的概念,让其成为当代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而且还把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经过人的后天努力可以获得的贸易中的优势概念,转化成为与比较优势相对的“竞争优势”,并进一步分析要人为地培养这样的竞争优势需要何种制度环境的支撑。尽管波特的价值链理论仍然体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但是它提出的竞争优势这一概念已经超越了比较优势概念体现的先天的结构条件对行动主体的限制,彰显了人在建构比较优势时的重要作用。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对行动主体能动性的不同态度是这两种经济学传统之间的最大区别。李嘉图代表的传统对此持一种相对被动的立场。这个传统到后来把人的能动性减少到最少,它强调环境对行动主体的限制,强调在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以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中的分工,企业应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社会学的行动理论在强调行动主体的能动性这一点上有相通的地方。按照他们的逻辑,分工涉及行动主体的战略选择。行动主体在分工中选择任何一种位置都需要有自己的理由,他可以相信比较优势理论,根据本国先天的要素禀赋来选择自身在分工中的位置,但是他也可以相信竞争优势理论,努力创造目前尚不存在的后天条件,加强自身在分工中的地位,在长期的经济交换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斯密强调的分工中的“判断力”是人的能动性的重要体现。竞争优势经常是未然的。它着眼的往往不是行动主体有什么现成可以利用的优势,而是注重在贸易中有何种优势才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或者更高的附加价值。尽管这样的优势经常是企业尚不具备的,但是通过人的努力是可能拥有的。重要的是在价值链中附加价值高的竞争优势全是后天的,全是依靠人的能动性建构出来的。在建构竞争优势的过程中,能不能认清什么是竞争优势,认清了之后敢不敢拿出资源去建构竞争优势,在能够认清又敢于建构的前提下有没有能力建构,以及在遇到困难或者反对时能否找出有效的战略策略去克服困难和战胜反对力量,都将影响企业建构竞争优势的结果。行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建构竞争优势的结果有重大影响。由于行动主体在主观能动性方面的差异,不同的行动主体在同等的结构性条件下不一定能有同样的结果。

   企业作为行动主体本身的意志对分工中建立以专业化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十分重要。尽管在建构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需要考虑客观条件的限制,也离不开与相关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但是如果企业自己没有积极进取的决心,主动地组织和参与建构过程,它是无法指望别人来为自己建立竞争优势的。建构竞争优势意味着战略选择、决心与主观努力。

   重视人的能动性的斯密传统比较准确地把握了比较优势的社会属性。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利用本国最充裕的先天要素禀赋。但是,它忽视了贸易条件的社会属性。从比较优势的观点看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比较优势是被社会地建构的。一方的廉价劳动力能否变成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去参与国际分工,不仅仅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这种先天的要素禀赋,更取决于它能否将这种要素禀赋获得其贸易伙伴的认可。只有当甲国生产的东西能卖给乙国,甲国的廉价劳动力才能被称为比较优势。如果甲国与乙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换本身不成立,甲国的劳动力再廉价也并不构成比较优势。依照社会学的观点,能否让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东西在国际贸易中卖出去必然要求人的努力,因为贸易过程要涉及许多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与李嘉图传统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单纯地强调一国先天的要素禀赋相比,强调人的能动性的斯密传统更能解释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社会性。

   杨小凯和黄有光对斯密传统和李嘉图传统在比较优势方面进行的梳理,不仅在理论的层面帮助我们认识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地建构竞争优势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认清对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实质。

从斯密的视角分析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完整的解释。为什么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依照李嘉图传统下的比较优势理论,珠三角长三角企业中大量使用的农民工们的低工资是重要原因。从廉价劳动力的角度而言,这种低工资的确满足比较优势理论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基本要求,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然而,从建构比较优势的社会属性来看,中国低工资的农民工之所以变成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多,还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行动主体,在早期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加入国际分工,获得贸易伙伴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认可,做出了大量的努力。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中央政府与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为了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国际资本接轨,不仅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还在税收和土地利用等方面提供很多方便条件。只要把中国与其它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作一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让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与国际资本接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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