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5 次 更新时间:2016-12-04 00: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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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历史的进程在过去两年间仿佛突然换档,把这个世界带进一个重大事件的多发期,许多之前难以想象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ISIS的兴起、欧洲频发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的挑战、欧洲选举中右翼政党引人注目的表现、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见主张当选为美国总统、日本执政联盟以多数优势在修改宪法这一议题上获胜、南海的紧张局势、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带给我们一个接一个的冲击和震撼。

   我们或许已经处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折点,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议题正在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全球化在近期发生的顿挫还伴随着另一个新动向:发达国家公众长期以来对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Wilsonian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倾向取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


全球化逆转的机制

   本文将首先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卡尔•波兰尼、杰奥瓦尼• 阿瑞基和哈罗德•詹姆斯三位学者的洞见为基础。它包括波兰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进行钟摆运动的观点;阿瑞基关于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到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的全球化周期是世界霸权秩序兴衰的驱动力的讨论;以及詹姆斯的观点——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的兴起则可能是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

   这三种理论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国际政治潮流背后的驱动力,但是我们亟需一个新视角来进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转的政治过程--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各国对全球化危机的应对,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

   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将全球化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在这一意识形态的驱动下,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作为解决此前多年保护社会(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带来的经济低效率的措施,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进而带动了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然而,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失策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年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被深度制度化的关于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理念严重地影响了发达国家为全球化产生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既存霸权国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关系)进一步向国外资本开放国内市场,期待用这个贸易协定为它在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吸引盟友;欧盟这个超国家的政治经济体,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计划积极地接纳大量移民。

   上述种种措施,让已经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们感到极大的恐慌。虽然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各国应该在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是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轨迹展开。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正是各国政府在应对全球化危机时的循规蹈矩,无法迅速调整公共政策加强保护社会这一失败本身在触发全球化过程的逆转。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既有理论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卡尔• 波兰尼从一个结构性视角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在他堪称经典的关于上一轮全球化周期的研究中,波兰尼力证19世纪晚期开始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支持保护社会的政治势力又催生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和社会主义。笔者认为,如果把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推展至20世纪下半叶,我们不难发现,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国内的经济治理结构,都广泛地建立了为防止大萧条再次发生(depression-preventing)的保护社会的机制。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又经历了新一轮的剧变: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了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一轮的全球化在2008年达到顶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化进入下行的轨道。

   相比于波兰尼,阿瑞基更为强调全球化中财政与金融扩张的不稳定特性。在阿瑞基看来,在1950年到1971年间国际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过程中,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但是这些国家日益遭遇来自后发工业国的激烈竞争,这导致它们在1970年代盈利能力的下滑。在这种环境下,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成为获得利润的一种替代途径,这导致发达国家银行普遍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以及欧洲美元市场的成长。由于“货币像能结实的种子一样助推善举的能力与它可怕的、极具破坏性的毁灭能力不相伯仲,在贸易政策中信贷可能比保护主义更危险”。 “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早晚会导致一场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危机中旧的全球经济秩序被摧毁,一个新的秩序被建立”。阿瑞基及其研究团队的成果显示这种周期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已经三次出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的兴衰过程中。目前国际经济中的金融不稳定性,以及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每天都在为阿瑞基的理论提供最新的例证。

   与波兰尼和阿瑞基的结构性视角不同,哈罗德•詹姆斯坚信制度是导致全球化逆转的罪魁祸首。在他关于上一轮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显示“钟摆运动”逆转开始的重要信号。国际金融秩序的失灵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商品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对各工业国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激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强烈政治反弹。历史也许不会重蹈覆辙,但詹姆斯关于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趋势表明全球化可能逆转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前西欧与北美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还是有重要启示。

   与詹姆斯重视制度缺陷的观点不同,本文从组织生态学与组织制度学派的视角揭示制度因素对全球化逆转的影响。组织生态学的视角将为我们揭示理解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它指出,组织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无法做出及时的重要调整因而失败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有强大的惯性。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将重点分析当开放型经济遭遇全球化的重大危机,客观环境已经要求政府的政策范式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时,但政府不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公众在危机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这是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发生逆转的重要因果机制。组织制度学派则为我们揭示这个惯性的来源和具体的作用形式。它认为人类经常依赖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旧办法去应对在截然不同的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本文将着重分析面对全球化的危机,深受过去政策范式惯性影响的各国政府,在全球化已经造成国内政治紧张的条件下,为何还要进一步扩大商品、资本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正是这种政策范式的惯性使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产生巨大的认知鸿沟。

   本文认为,虽然当前已经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各种迹象,但最后是否会真的逆转,还要看未来的一年里发达国家的几个重要抉择。目前,英国退欧和美国大选的选择已经为全球化的逆转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但我们还要看意大利12月4日的宪法公投以及后续发展,还要看德国和意大利能否成功地度过他们面临的银行危机从而避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如果德意不能化解这一危机,2008年以来迅速膨胀的全球债务泡沫破灭,也许会成为压断全球化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全球化神话的出现与全球化的上升期

  

   自1970年代晚期开始,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转型期。1971年,美国政府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终结了二战以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大萧条和二战以来为保护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在经济停滞时期显得效率低下。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释放市场力量。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规制成为许多国家公共政策的主导性议程。受“华盛顿共识”这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得益于价值链理论的启发和信息革命的支撑,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外包(outsourcing)的潮流并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作为全球生产的结果,跨国公司内部的企业间贸易(intra-firmtrade)成为全球贸易的一种新形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所替代。由此导致资本、商品、技术和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迅速上升。世界见证了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的兴起,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似乎显示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日渐式微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撑了过去的40年中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中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也支撑了霸权兴衰周期中的贸易/生产和金融的扩张。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是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遭遇的停滞和通货膨胀,这一意识形态奠定了“华盛顿共识”(the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公共政策范式的基础。哈耶克在1940年代提出的理念,透过多种渠道,包括企业支持的智库、媒体、大学、教会和专业团体,“营造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是自由独一无二的守护神这样一种舆论环境。这个新自由主义运动先是通过攻陷政党,最终是通过政党攻陷国家权力,巩固了自身的影响”。“华盛顿共识”的内涵最初相对狭窄:在国内层面,“华盛顿共识”呼吁引入更多的市场力量、保护产权、减少国债、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规制以及将公共支出的重点由提供补贴转向鼓励增长;在国际层面,“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主要公共政策议程,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促进自由贸易、鼓励竞争性汇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按“华盛顿共识”指引的方向推动改革。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诞生于学术界的价值链理论也如暴风雨般席卷了北美大学的课堂。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转变影响更大,那么价值链理论则是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商业战略的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理论将整个生产过程视作一个价值链(valuechain),一个特定的企业只可能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中具有竞争力。为提升经济效率,企业应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环节,而将那些其他公司更具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这一理论推动了价值链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换言之,价值链理论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的理论基础。全球生产的基本原理简明易懂: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只要他们能够以同等质量和效率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是更经济的选择。

支持价值链生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过去的30年里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从1970年到2015年,全球FDI总额达2.04万亿美元,获得外资最多的地区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国家获投资6041.8亿美元,北美4728.4亿美元,欧盟4213.2亿美元,拉美253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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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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