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南 孙准模 高柏: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经济

——以网络社会网与经济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3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01: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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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   孙准模   高柏  

   内容提要:本文在三个方面拓展了当前有关社会关系与经济之间嵌入性的讨论和研究。首先,本文关注经济如何被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不同于将社会关系放置在经济活动和组织中进行分析,本文凸显将经济嵌入其中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其次,本文进一步注意到包含持久性社会关系的宏观结构(如社会和文化制度)的意义,指出制度会表现为机会或障碍,而持久性社会关系总是在其中发挥作用。如果不将互动的个体在宏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考虑进来,那么在理解持久性关系如何嵌入经济时,就会忽略掉重要的维度。最后,本文提出,宏观结构的制度并不总是能被预先确定(过度社会化的范式)。事实上,创造并且建构这些制度有助于持久的社会关系,这反过来又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机会,本文使用在线网络社会网(如AOL和Facebook)来支持这个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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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嵌入性:理论发展

  

   社会科学对社会关系与经济之间的关联保持了长久的研究旨趣,“嵌入性”的概念提出者能够追溯到亚当·斯密,他曾在《国富论》以及《道德情操论》中论述过这一主题。《国富论》自1776年发表,就成为有史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过去的240年间,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心论断是,利己主义与自我调节是驱动个体与社会的财富得以发展的动力机制。然而,18年前,即1759年,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重点讨论了同感与移情——个体对他人的福利产生固有的兴趣并且会关注它,这里他将道德与社会关系视为社会基础。《国富论》的论点恰好与当时英国和欧洲正在壮大的工业发展与个体创业精神相一致,因此几乎立即获得了关注和赞扬,而《道德情操论》则逐渐淡出了学术背景和政治舞台。无疑,斯密从未放弃对情感的兴趣,也关注个体作为“公正观众”(impartial spectator)的能力的重要性,同时保持了对移情(即从他人的视角来考虑)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能力使个体能够调节利己主义(Smith,2002:Introduction),事实上,斯密将情感与利己主义都看作指导人们行为的与生俱来的“看不见的手”(Smith,1776,2002)。然而,尽管《国富论》获得了学术与政治关注,斯密对于同时存在的嵌入性——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看不见的手如何互动以及如何相互影响——所做出的潜在贡献,却被忽视了。

   直到大约160年后,也就是1944年,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重提这个话题,嵌入性问题才再次出现。波兰尼(Polanyi)广泛分析了英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发展,他从土地、劳动力(人)和金钱三个关键要素的角度,描述了经济和社会的转型(1944:第6章)。在前工业社会,人类依附于土地,经济活动同时也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通常,人类经济湮没在社会关系之中。人们不会为了占有属于物质财产的个人利益而采取行动;行动则是为了维护个人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利益适合这个目标的范围,人们才重视它们。”(1944:48)

   波兰尼认为,随着市场在工业革命中的出现,学者、政治家和商人建构了一个“虚构”的和“乌托邦”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市场看作自我调节的系统,而劳动力、土地和金钱则变成了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而本来总是与市场相伴随的“法规”(regulations)(1944:71,第6章)则被视为市场与发展的障碍。“工业——劳动、土地和金钱——成了商品,工厂体系要求出售工业要素……土地、劳动力和金钱为出售而进行生产的谎言却成为社会的组织化原则……凸显出来一种要素:劳动力——而在过去这个技术术语被用于人类……人类社会成为经济系统的附属品。”(1944:79)

   波兰尼认为,两次反向运动竭力减弱市场社会虚构的和“自我破坏性的机制”——即相对于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的法规与制约市场的行动(1944:79)。他简要叙述了19世纪重新引入社会的学术努力(1944:第9章,第10章),然后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叙述从1795年以来,尤其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管制运动。

   波兰尼为什么没有像详述法规与政治发展一样,将社会复兴看作市场社会的反抗手段进行详细说明,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在波兰尼写作的时候,民主力量与共产主义在与法西斯政权的艰巨斗争中获胜,他似乎对管制的反向运动和新兴的政府形式给予了更多希望。他简要解释了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法西斯主义失败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何能够成为替代性的调节管理体制(1944:第20章,第21章)。

   尽管如此,在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上,波兰尼确实留下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认为,工业化扭转了局面。社会活动成为市场的附属品,“不是经济被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系统中”(1944:60)(本文作者强调)。这里波兰尼提出嵌入性被转变了。在市场社会之前,经济扎根于社会关系中,而在转变到市场社会之后,社会关系则嵌入在经济中。

   对我们来说,斯密和波兰尼对社会关系与经济之间可能的关系——嵌入性论题——的初步发展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关于这个话题的学术讨论都不完整。斯密并没有将情感和利己主义这两个主题纳入一个理论系统内。①波兰尼清晰地确定了嵌入性论点,然而,他构想了“大转型”背景下的模式,认为这种转变破坏了经济根植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解,将其“转化”为嵌入在经济中的社会关系。同时,他并没有说明这种趋势是否可以扭转。

   正是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1985年意识到并极大地推动了该主题的发展。尽管他没有引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而且只是简单地提到波兰尼,但他把嵌入性问题作为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之间联系的核心主题。他明确指出,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纠正了认为嵌入性只发生在前市场社会的误解(1985:482)。他主要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生活的过度社会化和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强有力地指出,现实市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利己主义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制约(1985,2005)。他显然赞同波兰尼的观点,也认为“纯粹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社会是虚假的和乌托邦的——这是一个没有现实和实证分析支持的理论调和物。

   格兰诺维特的主要目的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所持的经济生活的原子化概念,论证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他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如何调节、缓解或改变经济学原子化的利己形象——这是对经济学中低度社会化观点的强有力的修正(1985,2005)。对他而言,经济过度社会化的观点涉及社会机构和组织的规范和价值观(如新制度理论),表明了一种内化的社会规则,并使其与利己主义的功利主义规则保持一致(1985:485)。因此,这种利己主义的观点没有受到质疑。他更倾向于关注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不同情况下发生变化,并影响到原子化行为的利己主义和自我调节的框架;他也说明了社会关系的中观结构因素将如何改变经济的微观结构观。

   作为其选择焦点的结果,格兰诺维特的工作已引导了嵌入性研究的某些探索和理论方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随后的嵌入性研究传统,即新经济社会学,一直沿袭他的研究重点,主要考察了经济活动和组织中的社会关系,很少关注经济以外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一个不幸的结果是,嵌入性本身以某种方式被放在“经济学中内嵌的社会关系”的框架内得以理解。这不是格兰诺维特在嵌入性的解释中所要表达的;很明显,他用嵌入性来指经济行动必须被看作嵌入在社会关系持续的社会结构中(1985:481)。这表明,经济实际上嵌入到持续的社会关系中。综合的嵌入性理论和研究必须超越单独对经济活动和组织的社会关系的分析。这意味着持续的社会关系可能导致经济活动和组织。不幸的是,主流的新经济社会学文献基本上忽略了这一观点。

   在嵌入性范式中,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所缺乏的第二个领域,是没有关注持续社会关系的社会结构基础。宏观结构不仅包含规范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种族、宗教和社区的位置。这些制度既定义和约束了持续社会关系的机会;同样地,社会关系的强有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制度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有关。如果不考虑到结构和制度背景,那么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仅仅只有关系(网络)形式而没有实质,或者只有强加在经济组织之上的东西(如组织位置、代理-原则关系,等等)。事实上,行动者不可避免地在共享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中发展和维持关系。这些共享的“结构性”要素为持久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机会和(或)障碍,但它们并没有解释或决定持久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对嵌入性的分析也必须包含更高层次的嵌入性;也就是说,嵌入性涉及在宏观结构中植入社会关系。反过来,嵌入在持久的社会关系中的经济也直接或间接地嵌入到更大的社会结构中。

   最后,我们希望指出,这种宏观结构的制度不一定是“给定”或“结构”的。可以理解的是,这样的制度可能会被建构,它们提供了持续的社会关系得以发生的机会和位置。已建构的社会制度不是取代既定的制度机会,而是允许社会关系以有效、及时和灵活的方式得以发生。由于持续的社会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这也为经济活动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机会。

   因此,本文的贡献在三个方面:(1)证明持续性社会关系如何嵌入到宏观社会结构中;(2)表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如何共同影响经济活动;(3)阐明如何创建制度以适应和促进社会关系,并如何通过网络社会网(在线社交网络)和在线世界中的经济来产生经济活动并且从中得益。

  

二、宏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经济活动

  

   如果认为宏观结构只包含规范和价值观,那么就会将其简单看作在结构中所有行动者所遵循的普遍化和内在化的规则。这些价值观和规范的具体特性(解释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的存在)仅仅阐述了“理性的”或者自利性动机,但没有怀疑它们(如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见Granovetter,1985:482)。然而,宏观结构不只是规范和价值观,还包括了社会与文化制度,例如家庭、种族、宗教、性别,等等。同质性(homophily)概念捕捉到了这些制度如何与社会关系密切联系。

   默顿(Merton,1954)确定了社会关系的社会基础的主要原则——同质性。他认为,同质性是“某些具有相似性的特定方面形成友谊的倾向性”,并提到价值观和地位是可能发生同质性的“方面”。在一项对两个住宅社区的研究中,他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现,朋友们倾向于拥有相似的种族态度:当具有相似态度时,友情更为紧密;反之,则会彼此疏离。同质性已经成为研究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动态变化的主要范式。

麦克弗森(McPherson)、史密斯-罗文(Smith-Lovin)和库克(Cook)系统回顾了主要在北美展开的关于同质性的研究,他们发现,“种族与民族的同质性在调查对象之间产生了最大分歧,其次分别是年龄、宗教、教育、职业和性别”(2001:415)。其他特点——如地理邻近性、家庭、组织以及在社会系统中的同构地位——也有可能形成同质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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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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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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