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我的学术研究之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1 次 更新时间:2019-04-06 11: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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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柏  

  

   DCSSA:高老师好,您从93年来到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到目前已经在杜克工作了近20年,作为一名华人教授,您在美国社会学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能谈谈您当时是怎么走上社会学道路的吗?

  

   高柏教授:我选择社会学有一些偶然性。我是1979年进到北大读本科学日本语言文学的,1983年进入到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硕士,1986年1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半年后我选择了赴美留学。当时来到美国的第一站是UCLA的教育学院,在那里跟随社会学出身的伯顿.克拉克教授研究比较高等教育。后来转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社会学跟我太太有关。当时她正在申请美国东海岸大学的PhD。她看到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系要求学生同时会中文和日文,而我正好有这方面的特长,就建议我申请转学。于是我与普林斯顿东亚系联系,告诉他们我想去研究“日本高等教育对明治时期国家建设的作用”。东亚系告诉我他们研究历史只管到明治维新以前,要研究明治以后应该申请社会学系或者历史系,我就申请了社会学系并被录取。普林斯顿毕业后就来到杜克教书,然后就一直这么走过来了。

  

   DCSSA: 我们知道您在文革中下过乡、在工厂里做过技术员,79年考入北大东语系读日语专业,而后又在北大读教育学的硕士学位,您能谈谈这几段经历对您后来从事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吗?

  

   高柏教授:可能很多人觉得从外语专业到教育学再到社会学跨度很大,但这对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并不稀奇。我71年初中毕业,73年下乡在农场劳动了3年多,然后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在哈尔滨机械工业学校学习了一年半,工业学校毕业后又到一个工厂里做了1年技术员。下乡时,正赶上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我被选到哈尔滨知识青年函授大学学习国家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在那里当老师,给其他的下乡知识青年讲国际政治经济的形势。我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从那时就开始了。这也影响了我后来对大学专业的选择。

  

   79年高考的时候,我的成绩是黑龙江省文科第一名,这一年高考黑龙江省允许考生在知道考分后重报志愿。我的成绩可以在北大随便挑选专业。当时我过去的老师建议我学国际法。但我想到自己喜欢国际政治经济,而这又需要懂外语,于是便选择了北大的日语专业。

  

   现在回想起来,在北大的经历对我的学术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国际视野,宏观的研究定位,以及跨学科方法等三个方面。

  

   在本科学外语开阔了我的国际视野,日语专业让我对日本历史及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有了很多了解,这也为我后来做博士论文《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过研究日本,我发现日本在战前受德国的影响极大,而其战后经济发展的战略又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日本的这些特点,我一直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非常感兴趣。

  

   我对宏观研究感兴趣与硕士期间的经历有关。我的导师汪永铨教授当时是北大的教务长,他与教育部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郝克明承担了一个国家6.5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即高等教育结构与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当时我们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第一批硕士生都是外语出身,除了我研究日本之外,还有研究美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的。我在研究日本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过程中发现,要想研究高等教育现象,是不可能只从教育内部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因为它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因素之间有太多的联系。从那时起,关注宏观层面的现象就成了我的爱好。

  

   喜欢跨学科的视角也与北大的经历有关。 我在1983年至1986年读硕士期间经常参加北大研究生会未名学社的活动。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生组织,大家以此为平台讨论各种社会科学问题。 当时在北大参加过未名学社活动,现在仍然在国内学术界活跃的人物包括马伯强、李明德,顾昕、阎布克,刘伟,吴国盛,孙永平,钱立等。海外的有美国Temple大学的王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孙来祥等人。张炳九与陈坡好像现在在经商,而张来武,李书磊,罗建平等后来从政。

  

   DCSSA:您是从上大学起就立志要做研究吗,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择?

  

   高柏教授:我一直喜欢研究。 也有过其他选择,在我通过普林斯顿博士生大考(general exam)的80年代末,正是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有机会去华尔街工作。后来我在去日本做博士论文调查与去华尔街之间选择了前者。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在商界做事的料。现在看来选择学术界是更适合我的。

  

   DCSSA: 很多中国学生对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很感兴趣,您能就申请录取方面给大家一些指点吗?

  

   高柏教授:社会学系的录取是由招生委员会决定的,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固定,每年的录取情况也会略有不同。一般来说,外语成绩是个硬指标,被录取学生的GRE成绩最好达到1400分以上,新TOEFL成绩最好在100分以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GRE和TOEFL只要达到以上分数就能被录取。教授们更看重的还是writing samples 和statement of purpose。 Writing  samples是指申请人以前写过或发表过的文章,教授们通过writing samples中体现的理论和分析技巧,驾驭实证材料的能力等各个方面来评估申请人的学术素质以及逻辑思维能力。Statement of purpose主要反映申请人对一个学术领域了解的程度,能够考察申请人在掌握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与学术前沿接轨的能力。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尤其是在写符合美国社会科学规范的writing samples和statement of purposes有些劣势,但也不是太大的问题。总之,美国大学的录取看的是一个申请人与系里的兴趣是否符合。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录取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口味会有不同。

  

   DCSSA:对于一个本科生毕业生来说,如果他希望能够进入到您的这个领域攻读PHD,他们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

  

   高柏教授: 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有很多。但是,有的可以在PHD阶段培养,有的要从本科时就培养。在本科阶段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能够提出在一个学科中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题目以及搜集实证材料的能力。以我的经验来看,美国的本科生在搜集实证材料的能力上普遍要比中国的本科生强,这可能与他们接触信息技术的早晚与多少有关系。

  

   另外,中美之间在学术文化上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人的学术习惯可能与欧洲大陆更接近,如果通过思辨能理解的事物就不再进行实证。一般而言,中国大学生理解抽象概念的能力要比美国大学生强许多。因此,中国的大学里讲课经常重视概论式的东西,盛行演绎法,从概念到概念,往往缺少实证材料。而这种路数在美国却行不通。 美国的学术文化是没有经过实证证明的东西不算数。给美国学生讲一个概念必须要举很多例子说明。美国的许多学术研究在中国人看来是浪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证明一些不证自明的常识性概念。美国的学术,至少是社会学的特点更接近归纳法,从一个个小的局部出发,由不同的人反复证明,以求能最后堆出一个体系来。

  

   由于这些学术文化上的区别,对一个来自中国大学的申请人来说,能够在提出观点的同时也知道如何搜集实证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变得十分重要。

  

   DCSSA:您所指的实证偏数量统计还是偏史料搜集呢?

  

   高柏教授:实证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定量,也包括定性上的。如果研究历史上的现象,就必然要涉及史料,如果研究现实类问题,也包括文献、数据、深度访谈,个案研究材料。定性和定量在实证的意义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

  

   DCSSA:您所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等领域的宏观性都很强,您是通过什么线索将这几个不同的方向串起来的?您能展望下这些领域的研究前景吗?

  

   高柏教授:对我来说,不管是经济社会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是全球化、比较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都贯穿了一条“制度”的主线。制度主义是我分析问题的主要视角。我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期间,受到道宾和狄马吉奥等人的很大影响。

  

   提到研究前景,我想提一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出现的对未来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课题都与这次危机有关。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走向,尤其是未来美元的国际地位,是目前研究的重点。这次危机的起源与美元本位制有直接的关系,危机后美国国债已经发展到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有可能不愿意再承受的水平,再加上最近中东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这一切都会进一步削弱美元的地位。那么如果美元地位真的出现急剧变化,必然会影响美国的霸权。这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上将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经济社会学最近的一个新热点是金融社会学。美国的社会学家们有着美国经济学们没有的优势。战后美国学院派的经济学以规范式分析为主,实证式分析较少。而我们社会学家擅长进行实证分析,在进行历史分析时有很多手段可用。 经济社会学在分析单位上可以上至国际金融秩序,下至企业的金融,十分灵活。同时经济社会学又发展出制度学派和网络学派等不同的视角。目前已经有一批经济社会学家们正在从各种侧面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因。

  

   另外,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也使得中国成为各个学术领域的关注焦点。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和辩论恐怕还要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DCSSA:很多研究生们都会有毕业后做faculty的想法,they may want to be “like you” in the future,能谈谈您的faculty生活是什么样的吗?

  

   高柏教授:选择做faculty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faculty生活的好处时间机动,比较自由,做的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做faculty永远能跟最新的知识打交道,接触最前沿的东西,创造最新的体验,这是个很享受的过程。一般来说,做faculty最忙的是拿到tenure之前的几年,就我当时的情况,经常七天24小时不分昼夜地做paper或者忙出版专著,top学校的压力往往会更大。在拿到了tenure之后工作强度会相对减轻,不过家庭方面的压力会在这时候凸显出来,照顾父母和小孩子开始占用很多时间精力,所以其实压力是一直存在的。如果考虑做faculty,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很喜欢教授的生活的方式,如果喜欢比较灵活、没有约束的生活,那么做faculty是非常合适的。我每年会有三到四次的国外旅行,这些既是做研究的需要,也丰富了生活,这些都让我很享受。

  

   DCSSA: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您对中国学生的看法,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待过中国学生,你认为中国学生有哪些弱点需要克服的吗?你对中国学生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高柏教授:我带过中国学生,觉得中国到这边来的学生都很不错,没有作为一个群体普遍存在的缺点。可能个别学生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情况在美国学生身上也会存在,反倒是中国学生的优点很明显,他们都比较用功。在将来的发展上,不管是继续留在学校还是从事实际工作,我完全尊重学生个人的选择,希望他们都能过让自己满意开心的幸福的生活。

  

   (高柏,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高柏教授博士毕业后一直在杜克大学任教,于2000 年获得终身教职任副教授,于2003 年起任正教授。高柏的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历史社会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1997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 年期间的发展主义》(该书荣获1998 年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每两年颁发一次,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有则广巳日本研究最佳图书奖,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8 年出版),和2001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经济悖论:繁荣与停止的制度根源》(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 2004 年出版)。高柏曾经获得普林斯顿大学 Marion Levy 比较研究奖,以及Woodrow Wilson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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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杜克亚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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