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语文高考试卷的一个题目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道所谓的语文常识题涉及巴金的原名是什么，而判卷所依据的标准答案却有错误(巴金的原名叫李尧棠、字芾甘，而标准答案把芾甘作为巴金的原名)。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之后，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得不宣布此题有两个正确答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个题目被出题人看作语文常识，为什么出题人自己还会搞错，难道他们连常识都不懂吗？这种题目答对或答错又能说明什么呢？考生们为了答对这类题目需要背下多少作家的原名、字号、籍贯、出生和死亡日期等等，让他们花费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值得吗？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先生曾对前两年的语文高考试题作过评价，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我读了，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这两大部分、六大项、三十五小题、十大页，据说有一万二千字的标准化的考题，形成一种无法抗拒的力，要把我的思维强行纳入某一种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刚性的模式中，进而控制我的心灵：我感到生命的窒息，陷入了莫名的恐惧与痛苦之中。”(引自《中国青年报》网络版《冰点》栏目，1999年4月26日)钱先生认为，那样的考题在一定程度上不是选拔人才，而是扼杀人才。
出于对教育改革的关心，我最近也审视了一些高考试题和高考参考书。我手边有一本叫做《黄冈考王》的语文高考参考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下面简称为《考王》)，此书是由全国高考成绩最好的城市湖北省黄冈市的部分优秀教师编写的，编者中不少是全国高考状元的指导老师，可见此书是有一定权威性的。此书对以往的高考题目和大量的高考模拟题做了讲解、分析和例示，其中提到1998年的高考作文题(小作文)。题目是这样的：
补写“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要求：①根据所提供的开头和结尾，补写中间的内容。②补写部分要与所提供的开头结尾接得上。③补写200字左右。
妈妈只洗了一只鞋
小乐回到家，看见自己的一只鞋已洗得干干净净地晾在门口，但另一只鞋妈妈没有洗。
……
小乐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上学去了。
下面是《考王》提供的两位考生补写的内容。
其一：
小乐回到家，看见自己的一只鞋已洗得干干净净地晾在门口，但另一只鞋妈妈没有洗。“怎么回事？那只鞋呢？没洗吗？”小乐想着，大声叫道：“妈妈。”妈妈应声从厨房里出来，只见妈妈袖子卷得老高，身上系着围裙，手里还沾着一大圈泡沫，一看就知道在干什么。小乐嘟着小嘴，不乐意地指着孤零零地被吊着的一只鞋说：“那一只呢？明天老师要求穿白球鞋，一只怎么穿。”妈妈闻声望去，的确只有一只了，妈妈赶忙跑到阳台上。哈哈，原来一只在地上，也许没系紧，晒时风吹到地上了。小乐也跑了过来，看到地上的鞋，叫着：“下午可以穿干净的球鞋了。”边去捡地上鞋。小乐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上学去了。
其二是：
小乐回到家，看见自己的一只鞋已洗得干干净净地晾在门口，但另一只鞋妈妈没有洗。小乐歪着头，圆鼓着涨红的小脸(这是他动脑筋时惯有的动作)，他想：妈妈这样做是想告诉我什么呢？一只洁净，一只脏臭……噢，对了！小乐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几乎跳起来了。妈妈是要我跟她学！是呀，我都十岁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说干就干，小乐挽起袖子，端来一盆清水，洒上一些洗衣粉，用毛刷起劲地擦。尽管他感到小手很吃力，也很笨拙，但当他看到两只同样洁净的鞋子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时，他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妈妈不知何时站在身后，小乐一扭头，母子俩相视会心一笑。第二天早上，小乐穿着一双干干净净的鞋上学去了。(见《考王》第126页)
《考王》让读者比较这两篇短文，特别是从思想方面加以比较。前者是作为反面教材的，后者是作为正面教材的；毫无疑问，前者在高考中打了低分，而后者在高考中打了高分。然而，在笔者看来，前者写得并不差。首先，它语言通顺，并满足了题目所给的条件，使开头和结尾圆满地联结起来。其次，文中所反映的母子关系比较自然，符合人之常情。与之对照，虽然后者从文字上看也不差，甚至略好一些，但从思想上看是有些缺陷的。其缺陷主要在于所描写的母子关系不自然，比较做作，因而缺乏真实感。试想，当一个十岁的孩子看到只有一只鞋晾在外面，自然的反映是什么呢？是感到奇怪，然后赶紧询问母亲，而不会想到母亲在故意考验自己，除非她的母亲经常通过类似的小事考验孩子。如果这样，这位母亲就有些不正常。母子之间有什么要说的就应当坦诚相告，大可不必转弯抹角地让人猜测。如果一位母亲要让孩子养成爱劳动的习惯，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对孩子讲，自己的鞋应该自己洗；如果孩子没有照着做，那就批评他，甚至给他一些处罚，如脏鞋不准穿进屋里。当然，如果一位母亲愿意采用文中所描写的方法教育孩子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值得作为一种好的方法加以提倡；相应地，写了这种教育方法的作文不应由于其思想性好而给以高分，前一篇作文也不应由于其思想坏而给以低分。总之，这两篇短文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文字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因而不宜把它们作为正面教材和反面教材加以对照；否则，就会对学生造成误导。
以上是“小作文”的例子，再举一个大作文的例子(规定小作文200字左右，大作文600字左右)。此文是1998年高考中打了满分的一篇作文，也是由《考王》提供的(见《考王》第128页)。全文如下：
战胜脆弱
冬雨中，我的车子孤零零地静默着，前面没有车篓，后面没有座。“爸，给我的车装个篓，还有座……”一个声音，伴着风雨声，远远地传来，我的泪，又涌上来了，爸不会给我做这些事情了，我的车子，将永远地空着，空着……
心情空落落地，我吃力地蹬着车。风雨抽打着我的脸，哦 ，风雨声，是否淹没了父亲远离的脚步声？我追赶着……
当我浑身冰冷地走进家门，母亲正端上热气腾腾的饭，望着母亲的泪眼，我垂下了头。“妈，我……不想上学了。”我啜泣着。“什么？”母亲吃了一惊，看着我，手举起来，又沉重地垂下。“妈，对不起，自从父亲去世，我觉得干什么都没意义，上学还有什么意思！我本来和父亲讲好了，他要送我上大学，他答应的！”我扑到母亲怀里，痛哭起来，积聚多日的沉痛、失望……都泻出来。
“孩子，我们要坚强些。”母亲抚着我的头说：“还有我呢，咱们俩要好好过，看，我给你买了车篓和车架，装好了，你好好上学，以后我送你上大学！”我点了点头。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就这么脆弱下去么？”我在心里大声地问，“不 ！”回答我的是父亲的声音。我眼前又浮现出送我上学、在我灰心的时候给我鼓励的情景；“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他的话还在我耳畔，我怎么可以这么软弱地放弃？！
生活中的苦难是灾难也是财富，要想把它变为 财富，你必须战胜脆弱 ！我深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时时鞭策那个脆弱的我，我必须战胜脆弱，勇敢地面对生活。
于是，我赶走所有的失意与彷徨，沿着自己的路，坚定地走下去，我又开始继续写作，又开始赶不及格的数学……
当我告诉母亲我的《守卫母亲》发表了，我的数学进步了，我要报考大学……我看见她开心地笑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已成了支撑生活的另一棵大树，坚韧而又坚强。
读完此文我的感觉是：文字还算不错，但是，思想性不太好，文中折射出一种多少被扭曲的心态。我觉得，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死了亲人之后有一段时间的悲痛和消沉是很自然的事情，谈不上什么脆弱。孩子的悲痛和消沉一般不为别的，就为失去亲人本身，这是一种与天伦之乐相对应的天伦之悲；他以后的所谓坚强很大程度上也是孩子本能和成熟过程的自然恢复和显现。而此文的作者硬要把他的消沉和坚强过多地与亲人能否送他上大学扯在一起，让人觉得他小小年纪或者太功利了或者太老成了。当然，这种写法也可能是作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这篇作文的题目“战胜脆弱”已经把一种意向强加给他了，而这种意向显然是格式化的和成人化的。阅卷老师给这样的作文打满分是因为它符合预先设好的意向或套路，而这种意向和套路放在一个孩子身上是令人担忧和疑虑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位考生的父亲实际上并没有死，他父亲的死只是他为应付考试而编出来的故事。据说，1998年某省高考的考生中有1000多人是以父亲或母亲的死亡为作文题材的。有一位阅卷老师感到奇怪，专门查了当年考生的高考档案，发现并没有那么多的父母亲去逝。通过编造父母的死亡来应付考试或换取高分，对于应试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甚至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对于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宗旨的素质教育来说，这一现象是严重的，因为它同样是一种心态扭曲的征兆。
以上谈了作文这种大题目，接下来谈谈小题目。1998年高考语文的一个选择题是：
下列各组词语中加点的字的读音，与所给注音全都相同的一组是( )
A. 差chā 差错 误差 差强人意 差可告慰
B. 解jiě 解决 押解 浑身解数 不求甚解
C. 塞sè 堵塞 边塞 闭目塞听 敷衍塞责
D. 提tí 提练 提防 提纲挈领 耳提面命
坦率地说，此题我是做不出的。看了答案才知是A。但A中的“差可告慰”我不懂，赶紧查《中国成语大辞典》，但没查到。接着又查《词典》和《辞海》，也查不着。用一般词典上都没有的词去考高中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故意刁难吧。
《考王》还列举了许多易读错的字，要求考生牢记。如“啥”，它的正确读音是shà。我大吃一惊，赶紧查字典，果然如此。我的普通话够标准了，我以前从未这样读过，而是读做shá。我按照“正确”的读法读出“啥”觉得十分别扭，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如：“党叫干啥就干啥”，按照“正确读音”读出来根本不像普通话，倒像是河南省的方言。不过，我后来发现有些最近一、二年出版的字典已经把“啥”的读音改过来了。但我不明白，高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题目去考中学生们呢？像“啥”这个字即使字典目前尚未对它的读音作修改，把它的读音作为高考试题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它的读音“错”得太普遍了，以致几乎没人使用它的“正确”读音。这样的考试只有一个功能，就是促使学生死记硬背，把那些散落在边边角角里的东西都往脑袋里边塞，不管有用还是没用，否则，你就别想拿高分，甚至别想考大学。
在语文高考中，有一题是判别病句。还以《考王》提供的1997年的高考题为例(见《考王》第16页)：
下列各句，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
A.为了全面推广利用菜子饼或棉子饼喂猪，加速发展养猪事业，这个县举办了三期饲养员技术培训班。
B．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消沉，而是在大家的信赖和关怀中得到了力量，树立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C.储蓄所吸收储蓄额的高低对国家流动资金的增长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动员城乡居民参加储蓄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手段。
D.他平时总是沉默寡言，但只要一到学术会议上谈起他那心爱的专业时，就变得分外活跃而健谈多了。
我自己做这道题时，只有D被我有把握地判定为病句，因为“分外”和“多了”是不能合用的；其余三个都没有明显的语病。相比之下，C中的“高低”和“增长”不太对称；但也难说，因为“增长”可以包含“负增长”。于是，查看答案。令我费解的是，没有语病的一句话只有C(见《考王》第214页)。B的语病是“在大家的信赖和关怀中得到了力量”中的“在”应改为“从”，以与“得到”的主动性相吻合。我认为，这一说法在修辞上或许是可取的，但并不能说明原句子就是病句。A的语病是：“推广”的宾语不能只是“利用菜子饼或棉子饼喂猪”，还应加上“技术”或“经验”。我同样认为，这一说法在修辞上或许是可取的，但也不能说原句子就是病句。修辞的好坏是一个程度问题，有无语病是一个是非问题。语病是非改不可的，而修辞上的改善则是有之更好，无之也不为过。若从有无语病的角度看，以上题目中只有D需要修改，其他三个都不必修改。若从修辞是否完善的角度看，其余三个都可以修改。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找不出C比A和B更好的理由。这个题目的标准答案意味着让学生在不相上下的三个句子中选择一个，这种做法是十分荒唐的。无怪乎钱理群先生说，这样得了高分的学生并不是好学生，充其量是会猜测出题者心思的学生。以上分析表明，钱先生的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1999年和2000年的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有所改革。如1999年的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与以往的题目相比，这个作文题目给考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留下较大的空间。面对这个题目，那些平时只注重课本知识或注重背诵所谓范文的考生有些不知所措，而那些知识面宽阔和思维活跃的考生则大有用武之地。这样的作文题目对今后的语文教学有好的导向作用，即从记忆型向能力型的方向引导。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现有的教师队伍的素质并不太高，能否适应这样的作文改革尚成问题，这一点在对1999年和2000年高考作文的评卷中明显地反映出来。据报道，一位考生编了一个故事，一个著名教授的记忆被移植到一只老鼠身上，这个老鼠便做出许多怪异但却有趣的事情。可是，阅卷老师认为此文把教授和老鼠搞在一起，思想境界不高，给了很低的分；幸亏另一位老师提出异议，否则这个“老鼠”就被一棒子打死了。
高考作文改革能否持续下去，其他类型的试题是否也向能力型试题转变，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不过有些兆头并不令人乐观，如1999年高考历史题目中有一道关于洋务运动的开放性题目，即观点可以自由发挥，只以论证是否有力为判分依据；但是，这样的题目在2000年却没有了。从总体上讲，我国高考试题特别是文科试题基本上是记忆型的，而不是能力型的。
钱理群先生在评价高考语文试题时指出：“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与暴露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对知识、能力的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与个性的教育，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的心灵的反面——我们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提出‘向哪里去？！’的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呼吁：请解放我们的孩子，连同他们的老师与家长，甚至包括考官们（作为个人，他们十分辛苦，也并无责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让我们的教育从科学主义与繁琐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失去了灵魂的教育功能观念与相应体制中解放出来。”(引自《中国青年报》网络版《冰点》栏目，1999年4月26日)
钱先生从高考试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向哪里去？”的问题，这绝不是小题大作，危言耸听。因为，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可以说，高考怎么考，中小学教育就怎么搞，这在我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试图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今天，我们在此大声疾呼：高考内容的改革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