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如何分辨善与恶?

——兼评桑德尔教授的“正义论”公开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7 次 更新时间:2017-07-07 17: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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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对日常生活中的善与恶的分辨最终需要追溯到道德哲学的基本分野即功利论与道义论。功利论评价善与恶的基本标准是“最大幸福原则”,因而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道义论评价善与恶的标准是基于善良意志的,因而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就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而言,功利主义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本文由功利主义基本原则派生出“自愿原则”和“随机原则”等,用以解决桑德尔在其“正义”公开课上讨论的若干案例,并得出不同的结论。

  

   关键词:功利论 道义论 最大幸福原则 绝对命令

  

   第一节 道德哲学的基本分野:功利论和道义论

  

   道德哲学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派别即功利论(utilitarianism)和道义论(deontology)。功利论也叫做目的论(teleology),主张一个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评价一个道德行为的标准最终可以归结为道德之外的某个目的,亦即对这一行为的某种后果的追求;因此,目的论也叫做“后果论”。与之不同,道义论则主张,一个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评价一个道德行为的标准是在道德之内,而不是在道德之外;也就是说,为道德而道德。相应地,目的论的基本道德原则是隶属于人们的最终目的之下的,因而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道义论的基本道德原则是超越人的任何其他目的的,因而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因此,道义论也叫做“绝对主义”。

  

   1、康德的道义论

  

   道义论的最重要的代表当推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认为,道德行为的动机是善良意志(good will),善良意志来自人的理性。康德宣称:“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善,而仅仅是由于意愿而善,它是自在的善。”([1], p. 43)于是,出于善良意志的一切行为都是为善而善,而不是为了达到别的什么目的。

  

   康德把这种基于人类理性的善良意志又称之为绝对命令(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绝对命令有三种表述,其一被称之为“普遍律原则”(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它说:“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1], p. 72)例如,一个没有偿还能力的人向别人借钱并承诺按期还钱,这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他并不认为他的这一行动准则可以成为每个人都遵守的普遍规律,否则,人们之间将缺乏信任,从而使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进而使整个社会遭到破坏。这种结局是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希望发生的。这样,当这个人试图把他的这一行为准则作为普遍律的时候,他便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非理性的。

  

   绝对命令的第二种表述通常被称之为“人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humanity)或“人格原则”(the principle of personality)或“人类尊严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persons)。它说:“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1], p. 81)根据康德的这一原则,一个人不仅应当把别人当目的,而且也应当把自己当目的;因此,一个人即使处于困难的境况中也不应该自杀。否则,“他就是把自己的人身看做一个把过得去的境况维持到生命终结的工具。” ([1], p. 81)

  

   绝对命令的第三种表述被称之为“意志自律原则”(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of the will)。它说:“自律的人应该摆脱一切对象,使对象不能左右意志。……例如,我应该努力提高他人的幸福,并不是从他人幸福的实现中得到什么好处,不论是通过直接爱好,还是间接理性得来的满足,而仅仅是因为,一个排斥他人幸福的准则,在同一意愿中,就不能作为普遍规律来看待。” ([1], p.95)

  

   需要强调,康德的意志自律是非常严格的,就连一个人出于道德满足感而去做善事如助人为乐也是不符合意志自律原则的。康德说道:“我把道德感原则也算做幸福情感,因为任何一种实践上的关切,都通过事物所提供的满足而增加人的舒适,不管这种关切是直接的不计利得,还是考虑到利得而发生。” ([1], p. 96)在康德看来,道德满足感正如其他幸福一样是道德之外的某种目的,因此对道德满足感的追求也属于目的论或功利论,而不属于道义论。

  

   人们不禁要问,哪些具体内容的道德准则可以成为绝对命令?康德确实没有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因此康德的道德理论常常被看作是纯形式的,缺乏具体的可应用性。

  

   2、功利主义

  

   功利论的代表人物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和密尔(John S. Mill, 1806-1873,也译作“穆勒”)。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是评价一切行为的道德价值的最终标准,因而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最终动机。功利原则(the principle of utility)是边沁首先提出的;密尔对这个原则加以改进,称之为“最大幸福原则”(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边沁在其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系统地阐述了功利主义的道德体系,该书的第一段话就开宗明义地谈道:“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2], p. 57)接着又说:“不理解什么是个人利益,谈论共同体的利益便毫无意义。当一个事物倾向于增大一个人的快乐总和时,或同义地说倾向于减小其痛苦总和时,也就被说成促进了这个人的利益,或为了这个人的利益。” ([2], p. 58)可见,边沁的道德哲学的出发点是个人效用或个人利益,其依据是一个明白浅显的心理学事实,即:人的一切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既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并且我们重视每一个人的利益,那么自然可以得出,就社会范围而言,我们应当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边沁试图把人的快乐或不快加以定量化,从而把伦理学改造成为科学。但是他的这一努力一般公认是不成功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快乐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种类的快乐无法加以定量的比较,并且不同的人对快乐与不快的感觉也是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公共的和客观的衡量标准。边沁理论的另一个重大缺陷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常常会发生冲突,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从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到追求社会最大利益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他所默认的自然而然的桥梁。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休谟曾经提出的“是-应该”问题,但没有引起边沁的充分注意。

  

   密尔注意到边沁理论的这两个缺陷,并试图加以克服。密尔指出,人们衡量快乐或幸福的时候所注重的不是量上的区别,而是质上的区别。快乐可以分为“心灵的快乐”(mental pleasure)和“肉体的快乐”(bodily pleasure),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别,即“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主要在于前者更为持久、稳妥和便宜等等”([3], p.20) 因此,尽管获得心灵的快乐常常以损失一些肉体的快乐为代价,但人们还是常常选择心灵的快乐。因为“作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作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些,作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作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些。” ([3], p.24)不过,密尔承认,实际社会中像苏格拉底这样的高素质的人总是少数,因为“享受高等情感的能力,在大多数人的天性中是像一株脆弱的植物,不仅易被恶劣环境损害,而且只要缺少培养,就会消灭。” ([3], p.26)

  

   应该说,密尔的这一理论比边沁的理论对于解释人们的道德行为有更强的说服力,但是仍未完全摆脱边沁理论所面临的一个困难,那就是: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什么应该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成全社会利益?密尔似乎给出一个回答即:因为对高素质的人来说,这样的自我牺牲实际是更大的个人幸福。我们再问,为什么应该作一个高素质的人呢?密尔回答说,高素质的人能够把自我牺牲等美德作为幸福,因而比低素质的人具有更多的幸福。于是我们再问,为什么应该把自我牺牲等美德作为个人幸福呢?密尔回答说,因为自我牺牲等美德能够促进社会利益。这样就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应该以促进社会利益即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的?对此,密尔除了以做高素质的人作为回答并未说出更多的理由。显然,密尔的辩护是一个循环论证,因而是无效的。用康德学派的话说,即使在密尔那种复杂的功利主义体系中,也没有在欲望和义务、“是”与“应该”之间建立一座逻辑的桥梁。([4], p.97)

  

   3、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

  

   二十世纪中叶,功利主义在经受了元伦理学的冲击后又开始复苏,逐渐形成现代功利主义。现代功利主义分为行为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和准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二者都是以最大幸福原则即“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本原则的。(参阅[7]chap.v; [8]chap.7)

  

   我们知道,由最大幸福原则以及特定的情境可以推出许多道德准则,如:要诚实和守信用,要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要孝顺长辈和爱护幼儿,要爱祖国爱人民,要尊重他人,要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要爱护公物,要保护环境,等等。遵守这些道德准则,有利于功利主义基本原则即最大幸福原则的实现,因此,道德准则本身具有一定的功利价值。道德准则直接规范人们的具体行为,从而使基本道德原则间接地起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不过,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也可直接与基本道德原则发生联系,从而使行为本身具有直接的功利价值。例如,某奥运冠军参与希望工程,资助一个失学儿童上学,直到大学毕业。她的这一行为为我们国家减少一个文盲,甚至增加一个大学生,是直接符合功利主义原则的,这就是她这一行为的行为功利价值;此外,这一行为还符合爱护儿童、关心他人和互相帮助等道德准则,对促进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和发扬起到积极的作用,而社会良好风气又有利于功利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因此,这一行为还具有准则功利价值。

  

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一个行为的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是协调一致的,但在有些情况下,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之间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有时甚至具有普遍性,如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大致如此。准则功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道义,只是衡量道义的标准最终是看它能否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准则功利的这一特征使它与道义论所说的完全与功利无关的道义有着本质的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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