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审美是由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构成的一种功能系统即活力系统。康德的目的论既是系统论的本体论基础，也是美学的本体论基础。康德区分了“优美”和“壮美”，并分别称之为“知性美”和“理性美”。本文进一步从功能系统的角度，把“优美”和“壮美”分别定义为“一阶活力系统的审美功能”和“高阶活力系统的审美功能”。壮美是对优美的超越而不是排斥。

　　 关键词：优美　壮美　功能系统　活力系统　康德

　　 美感是一种重要的或高级的心理感受，而心理感受在心灵哲学中是一个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即“感受性问题”（ the problem of qualia）。不过有一点几乎成为当代心灵哲学的共识，即把心灵看作一个功能系统，这使得功能主义在当代心灵哲学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既然整个心灵是一个功能系统，那么，审美自然也是一种功能系统，即由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构成的功能系统。这样，我们便有了一个探讨美感或审美活动的新视角。本文把话题集中在“优美”和“壮美”这一对重要的美学概念上，试图从功能系统的角度澄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一、关于“优美”和“壮美”的翻译

　　 康德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区分了“优美”和“壮美”。康德的美学术语“Sch?nen”和“Erhabene”，在英文文献中分别对应于 “the beautiful”和“the sublime”。[1]在一些中文文献中，这两个词分别对应于“优美”和“壮美”，但在另一些中文文献中分别对应于“美”和“崇高”。例如，在宗白华直接由德文版翻译的《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虽然在多数场合这两个术语被译为“美”和“崇高”，但有时又译为“优美”和“壮美”（如该书第30、108、112页等）。宗白华在其论文《康德美学原理述评》（作为《判断力批判》译本的附录）中则对这两个术语分别采用“优美”和“壮美”，并在“壮美”之后的括号中写上“崇高”，以表明二者为同一词[2]。与之不同，邓晓芒的《判断力批判》中译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则完全放弃“优美”和“壮美”而一律采用“美”和“崇高”。在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中，这两个术语也是分别对应于“美”和“崇高”。

　　 笔者认为，对于康德的美学术语“Sch?nen”和“Erhabene”，分别译为“优美”和“壮美”要比分别译为“美”和“崇高”为好。首先从逻辑上讲，把这两个术语译为“美”和“崇高”容易引起误解或混乱，似乎“崇高”是美学之外的一个概念。既然它是美学之内的并且是极为重要的，那就不应在语词上让它与“美”无关，而让与它相对的另一个概念独占“美”这一术语。

　　 其次，从康德本人对“Erhabene”这个词的阐述上看，把它译为“壮美”要比译为“崇高”更为合适，因为康德不仅把这个词用在道德人格上，而且用在艺术品，特别是用在自然物上。康德这样描写壮美的自然景象：“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与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拒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壮美——引者）”。[3]

　　 在笔者看来，把这些自然景象称为“崇高”远不如称之为“壮美”来得贴切，因为崇高的道德意味太强而美学意味太弱。顺便指出，这些“可怕”的自然景象之所以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壮美之物，其先决条件是观察者意识到自己“在安全地带”。对此，后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第三，从语言习惯上，把“Erhabene”译为“壮美”也是很自然的。康德说：Erhabene“是一切和它较量的东西都是比它小的东西。”[4]这显然不是专指道德上的崇高。再以它的英译词“sublime”为例，作为形容词其意思是：庄严的、雄伟的、卓越的、崇高的；作为名词其意思是：庄严、崇高、伟大、壮丽。[5]可见，即使单从语言学的角度看，“Erhabene”不必对应于“崇高”。

　　 再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在康德之前，最先集中讨论和比较“优美”和“壮美”的文章，当推英国思想家博克（E.Burke）的《论壮美和优美两种观念的根源》（1756年）。康德直接从博克那里继承了这两个概念， 1764年撰写了题为《关于优美感和壮美感的考察》的文章，并在《判断力批判》中加以系统化。在康德之后，叔本华等人对“优美”和“壮美”给以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在我国，最先把康德的“Sch?nen”和“Erhabene”这两个美学术语分别译为“优美”和“壮美”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并结合中国诗学对这两个概念有所发挥。笔者认为这是王国维对中国美学所做的重大贡献，后人放弃“优美”和“壮美”的译法，而代之以比较模糊和易于误解的“美”和“崇高”，这是令人遗憾的。后面这种译法大致是从朱光潜那里开始流行，[6]包括李泽厚等学者都继而用之。当然，这种译法也非绝对不可以，但比起“优美”和“壮美”来，不是进步而是退步。虽然王国维有时把这两个词译为“优美”和“宏壮”（如在《人间词话》中），但他绝未把“优美”统称为“美”，况且“宏壮”比起“崇高”来，其道德意味弱一些而美学意味强一些，这便避免了由“美”和“崇高”所导致的混淆。

　　 二、王国维对“优美”和“壮美”的解读

　　 王国维在其《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904年）和同年写的《红楼梦评论》，都对“优美”和“壮美”做了区分。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谈道：“美之为物有两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属前种。”[7]

　　 王国维指出优美和壮美的三个区别特征：一、优美之物与审美主体之间无利害关系，仅仅作为审美对象而外在于审美主体；壮美之物则初看上不利于审美主体，需要用“知力”克服其不利，从而与审美主体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二、优美之物是被审美主体静心观赏的，是以浅观其物；而壮美之物是被审美主体生动观赏的，是“以深观其物”。三、优美比较普通，而壮美非同一般。王国维的这些见解显然是从康德那里继承来的，在他稍后的《人间词话》（1908年）中有所发挥，把“优美”和“壮美”分别对应于“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不过，笔者认为，王国维对于“无我之镜”和“有我之境”的用法是从审美对象的角度来说的，若从审美主体的角度则应反过来。具体地说，由于优美之物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观察对象出现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界限分明，因而是“有我之境”；由于壮美之物通过“知力”或意志的作用而与审美主体浑然一体，因而是“无我之境”。比如，在笔者所说的意义上，“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就是无我之境因而是壮美，但在王国维所说的意义上，“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却被归为优美。具体地说，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公认为无我之境，王国维因此而把它归为优美；[8]与之相反，笔者则因此而把它归为壮美。

　　 王国维之所以把“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所表达的“天人合一”的意境看作优美而不是壮美，还因为他把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趣看作是静态的。他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9]但是，在笔者看来，天人合一的“静”正是王国维所说的“由动之静”，而不是固有之静，故属壮美（宏壮）而不是优美；王国维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忽略了天人合一或无我之境的动态方面，而只看到其静态方面。

　　 当王国维把陶渊明的那首诗归为优美之后，紧接着补充道：“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10]在这里，王国维的理论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极为推崇无我之境，视之为少数“豪杰之士”才具备的特征；另一方面却把无我之境归于以浅观其物的“普通之美”即优美，而不是“以深观其物”的非凡之美即壮美。王国维的这一理论困境的症结在于，把中国传统哲学中最为深刻的形而上学观念“天人合一”静态化了，而忽略了心智在其中所起的由动到静的积极作用。

　　 王国维关于“优美”和“壮美”的分析，其正确之处和错误之处似乎都受到康德的影响，尽管未必是康德的本意。其思路可以概括为：壮美需要通过“知力”或意志来消除由壮美之物（如狂涛或悬崖）最初带来的压迫感和畏惧感，因而是“有我”的；与之不同，优美之物一开始就是和谐安静的，不需要意志介入，因而是“无我”的。然而，笔者从康德理论却得出另一种说法：壮美需要心智力量来消除由壮美之物最初带来的压迫感和畏惧感，然后归于平静，因而是“有我”之后的“无我之境”；这就是说，壮美作为无我之境是包含两个阶段的复杂过程，恰是王国维对“优美”的刻画，即“于由动之静时得之”。与之不同，优美只是停留在第一阶段，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界线分明，彼此对立，因而是“有我之境”并且“惟于静中得之” ，而这正是王国维对“壮美”的刻画。可见，王国维把“优美”“壮美”和“有我”“无我”之间的关系正好说反了，并由此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不过，王国维对康德的壮美之说也有一定的修正，在其《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907年）一文中谈道：“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康德——引者注）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康德把优美看作“形式之美”，而把壮美看作“无形式之美”；但在王国维看来，凡美都是有形式的，康德所说的“无形式的”壮美也有某种特殊的形式。

在这一点上，笔者大致同意王国维的说法，并结合康德的说法，进而认为，壮美虽然也有形式，但其特殊性主要地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内容；具体地说，壮美是有内容的形式美，而优美则是无内容的形式美。更确切地说，不仅凡美都有形式，而且凡形式都有内容，只是优美主要体现于其形式，而壮美主要体现于其内容。情况之所如此，因为优美仅仅被作为审美对象而以静观之，呈现于审美主体的主要是其形式而不是其内容，如一幅画；与之不同，壮美需要审美主体凭借“知力”或“意志”参与审美对象而获得，是由动而静的动态过程，因而呈现于审美主体的主要是其内容而不是其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