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论系统功利主义及其应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 次 更新时间:2014-09-19 15: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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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摘要: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利原则,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系统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原则,适应的目的是达到人生系统的稳定即幸福。因此,基于系统论的道德哲学不可避免地是功利主义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就是道德系统的序参量,公德和私德分别是道德系统的规范组织和自组织的两种状态。系统功利主义的包容性和整体性最终体现于对行为功利和准则功利的统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统一。

  

   道德哲学的基本分野是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功利主义把道德行为的动机或标准最终归结为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因而又叫做“目的论”或“后果论”,其基本原则是隶属于追求幸福这一目的之下的;与之不同,道义论则不在道德之外寻找目的或标准,而在道德之内寻找目的或标准,可以说是为道德而道德,这使道义论的基本原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我们知道,道德是关乎人生的,而人生是一个系统,因此我们理应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道德理论。本文将表明,系统论与功利主义有着不解之缘,故称之为“系统功利主义”。[1]

  

   一、系统论与功利主义

   什么是系统?一个系统就是一个能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功能结构。[2]

   可见,系统是相对于其环境而言的,没有环境就没有系统。这意味着,系统本质上是开放的,即与其环境之间具有某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其实,系统作为功能结构,其功能就是相对于其环境而言的,即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输入和输出的相互作用。系统的结构就是进行这种相互作用的基础,这种基础最终可以追溯到物理结构上。这就是说,一个系统的结构最终是有其物质基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功能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性质。这是因为功能具有不可分解的整体性,结构具有可分解的部分性,即分解为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整体性的功能不能还原为部分性的结构。[3]

   有时人们也谈到“孤立系统”,即不与环境发生能量交换或相互作用的系统。[4]严格说来,这样的系统不可能存在,否则意味着“永动机”可以存在。但是在某种相对的意义上也可谈论独立系统,比如,宇航员们在宇宙空间的生活系统。但是不要忘记,该独立系统是以在地面上带去充足的物质和能量为先决条件的,而且时间是有限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开放系统,即与地面进行物质交换或能量交换的系统,其孤立性只是暂时的。

   一个系统可以说是有其内在目的的,即通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保持自身的稳定性;或者说,一个系统的内在目的就是通过实现其功能而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系统的稳定性表现为其运作的有序性。但是,有时一个系统的有序性会遭到破坏从而失去稳定性,那么,该系统将通过自组织而形成新的有序性从而达到新的稳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说:“非平衡是有序的源泉。”[5]不过,笔者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非平衡是破坏旧秩序而产生新秩序的源泉。一个系统的常态是平衡的、有序的和稳定的,而非平衡的、无序的和不稳定的只是一种过渡状态。正如遵循科学范式是科学研究的常态即常规科学,而危机和革命只是非常规的过渡。科学也是一个系统,与科学革命相对应的一般系统状态就是自组织,与常规科学相对应的一般系统状态可以叫做“常规组织”,即遵循已有秩序而运作的系统状态。[6]

   这里所说的“自组织”和“常规组织”相当于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说的“适应性自组织”和“适应性自稳定”。他谈到:“我们已经证明,有序整体——即具有能预测的固定力的各种系统——在其环境中出现扰动后趋于恢复到稳定状态。我们同样可以证明,当受到环境中某个物理常量作用时,这种系统能够重组其固定力并获得其稳定状态的新参数。”[7]系统受到较小扰动后向稳定状态的恢复就是适应性自稳定,系统受到较大扰动后进行结构重组并获得新的稳定状态就是适应性自组织。可见,适应性是系统的一般性质,而适应的目的就是使一个系统具有稳定性。维持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即维持某种秩序的参量就是所谓的“序参量”,序参量其实就是一个系统的目的因子的表现方式或量化方式。当一个系统的序参量的变化保持在一定的阈值内因而既有秩序没有遭到破坏时,其适应性表现为常规组织;而当一个系统的序参量的变化超过某一阈值而使既有秩序遭到破坏时,其适应性表现为自组织。

   须强调,当我们说一个系统是有内在目的,这已经有了某种拟人化的味道。但是,如果说,系统本来就是人们根据对象施加于当事人的作用即功能而定义或建构的,那么,一个系统的内在目的也是人们建构出来的,其拟人化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以说,目的论的系统论是建构论的系统论的应有之义。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在笔者看来,系统论就是人为自然立法的结果之一。对于系统论,笔者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康德主义和建构论的立场。

   基于目的论的系统论,我们可以建立系统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在这方面,拉兹洛可以说是先驱之一。他谈道:“人,和所有自然系统一样,是整体,作为一个生理-心理整体他们要适应各式各样的下层系统,同时作为社会(经济、生态、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他们要适应环境中的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适合的适应意味着人在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是健康的;作为一个部分,适合的适应意味着适应社会。……如果个人无论作为整体还作为部分都与某种整合的系统状态相适应,那么这种系统状态就是同最佳价值相关的状态:这时,个人既是社会的一个职能成员,又是一个完全实现了的生物文化的存在。”[8]

   拉兹洛的这一段话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一个人就是一个系统。正如其他一切系统,一个人是一个与其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功能结构,其基本结构是肉体和精神的结合,即通常所说的身-心结构。作为一个系统,一个人的基本目的是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即身心健康。为此,一个人需要适应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道德问题主要涉及一个人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如果他完全适应了,那就实现了他的“最佳价值”。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在其社会环境中成为一个稳定的身-心系统,即一个“生物文化的存在”。

   其实,拉兹洛所说的“最佳价值”就是功利主义所说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简称为“最大幸福原则”。功利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的身心健康,即边沁所说的“趋乐避苦”。然而,一个人不是孤立地生活着的,他必定要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就社会环境而言,他必须与社会或其他成员之间保持互惠互利的关系,否则他将无法适应社会环境。这就是最大幸福原则的机理,最大幸福是包括个人幸福和社会其他成员之幸福的总和。最大幸福原则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的互利原则,也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系统对其社会环境的适应原则。因此,基于系统论的道德哲学不可避免地走向功利主义,这就是系统功利主义。

  

   二、道德系统的序参量: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

   人是一个系统,更确切地说,人的一生是一个系统。人生系统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实现一个人的功能而维持人生系统的稳定性。达到或接近这个目的就叫做“幸福”或功利增加,否则就是“痛苦”或功利减少。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处于极大的生存压力下,其人生系统是极不稳定的,因而是痛苦的。为了接近或实现人生系统的稳定性目的,那就要努力减轻生存压力;为此,首先需要做的是改善生存的物质条件,即增加物质幸福。然而,人是有精神的,要想维持人生系统的稳定性,除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外还需要改善精神生活条件,因而需要维持自己与他人或社会之间的一个良好的关系,道德由此而发生。其实,维持自己与他人或社会之间的良好关系不仅是获得精神幸福的条件,也是获得物质幸福的条件。总之,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帮助人们接近或达到人生系统的稳定性目的即获得幸福。

   前面提到,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增进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由于人生系统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而且一个人的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并非总是协调一致的,有时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可以说,幸福来自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平衡,亦即来自人生系统的稳定性,这个平衡点的位置就成为人生系统的序参量。对于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二者不能偏废。一般而言,二者之平衡点的位置越是靠近精神幸福,人生系统越是稳定,因而幸福指数越高。

   需强调,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是相对的,既可在靠近物质幸福的位置达到平衡,也可在靠近精神幸福的位置达到平衡。不过,平衡点的偏向性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限度便完全失去平衡,甚至导致精神失常,如偏执狂。在一定的限度内,只要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达到平衡都可谓得到幸福。但是,幸福的质量是有所区别的,取决于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之平衡点所处的位置。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心理学,人的需求大致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五种需求的质量是依次递增的。相应地,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点依次在这五种需要的阈值内变化时,精神幸福的权重越来越大,或者说,物质幸福的权重越来越小。在此变化的过程中,平衡点每当处于两种需求的临界点即阈值上,道德系统将处于自组织的不稳定状态,一旦越过阈值,道德系统便处于规范组织的稳定状态。

   需要指出,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平衡点有时容易找到,即在公德有解的情况下,亦即在面临公德问题的时候;但是,有时这个平衡点是不容易找到的,即在公德无解的情况下,亦即在面临私德问题的时候。一个道德问题是公德问题还是私德问题,取决于它是否公德有解的。而公德有解和公德无解又取决于相冲突的道德准则之间的排序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转入公德-私德问题的讨论。

  

   三、道德系统的常规组织和自组织:公德与私德

   道德问题归根到底是道德冲突。道德冲突可以说是道德行为所涉及的若干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解决道德冲突的基本方法是:公德为主而私德为辅。具体地说,公德性较弱的准则要让位于公德性较强的准则;这是由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所决定的。

   例如,张三的一位朋友从事走私活动,当他走私遇到麻烦的时候要求张三帮忙。这时,张三便面临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根据“不应该走私”的准则他不应该帮助这位朋友,但根据“要珍视友谊”的准则,他应该帮助这位朋友。“不应该走私”与“要珍视友谊”相比,前者的公德性明显地强于后者,根据公德为主而德为辅的原则,张三应该拒绝那位朋友的要求。

   如何在道德准则的公德性的强弱上进行排序呢?笔者曾经给出一种方法即契约论方法:一个道德准则与社会契约的关系愈近,其公德性程度愈强,反之愈弱。[9]不难看出,道德准则的公德性的强弱是相对而言的;同一个准则与不同的准则相比,其公德性的强或弱也会发生变化的。例如,“要信守诺言”与“要谦虚谨慎”相比,其公德性程度强一些,因为前者直接关系到社会契约能否正常运作的问题。然而,“要信守诺言”与“要保障人权”相比,其公德性程度弱一些,因为后者属于最基本的社会契约即宪法的一部分,而前者不是。

在张三是否应该帮助朋友走私的问题上,“不应该走私”的公德性明显强于“要珍视友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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