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8 次 更新时间:2014-07-16 17: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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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内容提要】随着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与加剧,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结构性压力与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的实力也在发生迅速变化,中国自身国际定位也随之产生了某些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要明确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需要立足于以下四个维度:中国实力的现状与评估、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自身的特质与价值追求、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可挖掘的优势与着力点。在对这四个方面充分考虑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定位应该确定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且负责任的成员,它应成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注重并拥有软实力的文明古国,提高软实力、发挥软实力作用,应成为21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着力点。

   【关 键 词】当代中国 国际定位 国际体系 国际社会 软实力

   中国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正处于社会全方位改革与转型的又一历史时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力,也明显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压力、困惑也接踵而至。当中国日益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受到更多的关注,面临更多的风险、挑战、质疑时,清醒地认识自己、理性地定位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历史性课题就尖锐地提上日程。我们重视的程度和研究的深度都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因此,在笔者看来,深入思考和探讨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对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定位的概念

   "定位"(positionning)原本是管理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在商品销售中如何宣介、塑造自己的商品,使其与其他商品区别开来,从而获得品牌效应。当人们把它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时,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于是定位就变成了国际定位,突出了国际性坐标。但迄今为止,国际定位并不是国际学术界认同并普遍使用的概念,它是中国文化的体现,类似于国际格局,很难纳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却能为中国学术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所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国际定位是一个中国式概念(或术语)。

   作为一个尚不够严谨、规范的概念,如果对其进行要素分析,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其一,国际定位涉及自我与他者两个主体。国际定位首先是自我的认同与塑造。一国会根据自己的实力、价值、追求,确认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地位、作用,这是国际定位最基本的内容和最主要的方面,但并不是全部。国际定位还包括他者的认知,即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及整个国际社会对该国国际角色与作用的评判与认知,其中,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大国群体的认知尤为重要。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知越吻合,表明该国的国际定位越准确,如果出现较大的差异,就需要反思和修正自己的定位。

   其二,国际定位涉及主观选择与客观现实两个层面。国际定位的主观选择,是主体偏好与追求的反映。影响主观选择的首要因素是客观现实,一国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国家实力是国际定位的基础,也是最主要的限制性条件。很难设想不丹这样的国家会把自身定位为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这就是客观现实的制约性。但除了客观现实外,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国际定位产生影响。比如正在崛起的中国,受制于我们内向、内敛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从政府到民众,新兴大国的定位并未成为主流认识。而被束缚于霸权情结、冷战思维或权力政治中的某些西方人士,则把中国视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未来世界可能的新霸主。由此可见,主观选择与客观现实往往并不一致。如果再考虑到客观现实的变动性和人的认识的滞后性,那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与背离就更加可以理解了。因而,中国的国际定位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依据主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

   其三,国际定位是一国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大战略有三种代表性理解:首先,大战略是对战争的谋略,是通过战争或在战争中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艺术;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即动员和使用一切资源与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主要指外部安全、国际层面的安全);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对大战略最宽泛的理解。①尽管有这些区别,但其基点则在于大战略主要是一种外向型的战略,人们通常是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理解、研究大战略。既然是战略,就会涉及战略目标、战略评估、战略内容、战略手段等。显然,这些都与国际定位有关。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是世界性大国还是地区性大国,或仅是普通国家,这既是目标也是定位;一个国家是信奉权力政治、霸权政治、对抗政治,还是倡导合作、和谐、责任与共赢,这是政治理念与外交哲学的选择与定位;而战略评估既涉及对一国实力的评估,也涉及对战略形势和体系环境的评估。它们是大战略和国际定位不可或缺的环节。

   由此可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定位有其特殊的视角与内涵,也有其特殊的功用,对于确定一国的对外战略、处理对外关系有着特殊意义。

   二、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急迫性与尖锐性

   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就是指对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如前所述,这种确认一方面来自中国的自我认同与选择;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判与认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都具有动态性、阶段性,都需要根据实力、形势、理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所以,这里有必要指出,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在时间上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指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定位。这一定位,由于以下几点原因而变得非常急迫而尖锐。

   (一)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与加剧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际体系已经历了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几次更替。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两极争霸的雅尔塔体系的终结和新一轮国际体系转型的开始。近20年来,国际体系从两极争霸走向一超多强,美国的超强独大地位达到历史巅峰,可谓空前绝后。但好景不长,"9·11"事件挑战、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而布什政府战略与政策的失误,进一步损害了美国的实力与形象。正值其焦头烂额之际,又爆发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不仅美国金融与经济遭受重创,而且社会与民众心理都受到沉重打击。奥巴马开始强调,美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虽然独特和不言而喻,但美国并非是要做世界的领导者,而是愿意成为各国的好伙伴,为国际社会服务。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霸权梦已破碎,但至少显示美国开始更理性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当然,这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还会有反复。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认识的变化,无疑反映着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至于其他发达国家,则比美国更早、更清醒地看到了体系转变的必然性,同时立足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也更赞同制约美国的超强权力与地位。然而,导致国际体系转型加速与加剧的决定性因素和力量是新兴国家作为"板块"和"群体"的崛起。新兴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39.7%上升到接近50%,外汇储备更占到世界外汇储备的75%。②英国一家研究机构2009年6月发表的一项报告指出:2009年,美国、加拿大、欧洲这三大传统的西方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将下降至50%以下,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第一次。③令人瞩目的"金砖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14.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④显然,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已无法反映新的实力增长,更无法满足新兴经济体对国际事务话语权、决定权的要求。于是G8+5、G4、G20等制度安排开始在现有体系内发挥作用,它们最终能否成为稳定而重要的机制,发挥持续的机制化作用还有待观察,但这一变化本身就足以表明国际体系转型之迅猛。

   国际体系转型的加速与加剧,把中国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因为,无论是在发展中五国、"金砖四国"还是在20国集团中的新兴市场群体中,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都居于首位。而在应对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更是举世公认。很难用"世界忽悠中国"来解释这一切,只能说是"时势造英雄"。国际体系的变迁与中国国力的提升给中国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如何认识并更清醒地确立中国的国际定位。

   (二)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结构性压力与挑战

   结构性压力与挑战植根于客观的结构(或称环境)和结构性冲突,是主观上无法避免的。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远不如发达国家。中国要发展、要崛起,自然就意味着追赶发达国家,于是追赶者与被追赶者之间就势必产生矛盾与摩擦。换言之,新兴崛起大国与现有守成大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冲突,它不会因为新兴国家的善良愿望而自动消失,这是当前中国走向崛起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从更具普遍意义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会冲击、打破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包括利益格局、权力格局、地位格局),会引起各国的关注与本能性反应。因此,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就不仅仅局限于与发达国家的冲突,也涉及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冲突,比如围绕市场、资源的冲突,甚至包括主权之争。这两类结构性冲突在全球、地区、国别层次上均有所反映。

   从全球层次看,中国面临着日益频繁的经贸摩擦、国家风险以及巨大的环境压力。迄2009年止,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3年成为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根据WTO秘书处的统计,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所占比例分别为35%和71%。①中国企业在世界各大洲都遇到了经营理念、产品质量、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不仅酿成了贸易争端,有些还导致产品被焚烧、企业员工被绑架等事件,因此,企业向外扩展经营的风险明显增加。在环境问题上,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因此,中国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的日益强大的承担减排义务的压力。2009年5月21日,美国众议院能源商务委员会以33比25的票数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从而既为推动国内改革,更为赢得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领导地位做好铺垫。而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政策上的这一调整,使中国的处境更为艰难。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在环境问题上"金砖四国"处境各异,很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一个基本事实是,无论排放空间还是减排技术,中国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周旋的余地较小。巴西甚至提出了一个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方案(简称"圣保罗案文"),呼吁限制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CDM)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这就意味着,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会处于更加突出而孤立的境地。至于绿色贸易壁垒与冲突对中国外贸产生的冲击与压力,也越来越不可忽视。

从地区层次看,在欧洲,中国与欧盟的关系近年来表现出典型的结构性冲突。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不仅在制造业的低端产品上表现出优势,而且在高端产品(如电子产品)上也拥有了不可低估的竞争力。更令欧盟震惊的是,中国开始了在欧盟的企业并购和金融投资活动,范围涉及重要资源和高科技领域。对手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导致欧盟对中国非洲政策的不满,认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是有意与欧盟争夺非洲,于是非洲也就奇怪地成为双方的一个问题领域。⑥在亚洲,中国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讲都是无可争议的地区大国,有足够的发言权与影响力。经济的相互依赖、历史的恩怨、遗留的领土之争极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特别是经济共同体的意识与现实不断强化,周边国家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另一方面,它们对中国的戒心始终难以消除。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负责任表现赢得了世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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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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