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战争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2 次 更新时间:2014-06-27 07: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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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甲午战前,中日两国的“新政”

   金若木: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西方打开国门,但后来中日的发展路径却很不一样。中国走“中体西用”之路,搞“洋务运动”;日本走“脱亚入欧”之路,搞“明治维新”。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两国新政的一次决赛,结果是中国输得特别惨。请您比较一下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的新政。

   马勇:近代东方的问题,都来源于西方。工业革命和新技术促使西方产能过剩,然后资本的力量开始往全世界扩散。这时,中国和日本,甚至包括所有东方国家,都受到西方资本的冲击。过去,我们称之为西方势力东来,或者殖民势力东来,其实就是资本的力量在入侵。如果在30年前,我们理解不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能理解了,因为今天中国的资本也在走向世界,现在世界看中国有点像当年中国看西方,觉得中国资本力量太厉害了。

   西方势力东来之前,日本一直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学中国学得亦步亦趋,不仅学中国的大道,还学中国的小技,把中国的36计研究得很透。但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中日两个国家的选择不一样。我们可以比较1840年和1853年两个事件的差异——

   1840年之前,英国已两次来中国叩关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第一次访华,1816年英国使团第二次访华。但是,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都很坦然地说不要全部打开国门。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广州一口通商,并不是完全锁国的状态,中国和西方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但是没有自由的贸易往来。可以想象,当年如果一下子把国门完全打开,像日本一样,中国现在肯定发达得不得了。但是,中国的皇帝,要么是不着急,要么太着急。

   另外,当时的中国自认为是天朝帝国,太大了,用乾隆皇帝的话讲,“我们什么都有”。再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结构,士、农、工、商,就更好理解了,中国社会要解决的问题,始终都不是全体人民的问题,始终都是士阶层的问题。

   1840年,中国对西方资本采取抵抗的办法,后来才逐渐缓慢地开放五口通商,是在被打了之后才不得不开放的。

   而日本呢?1853年,它在面对美国的四艘军舰时,乖乖地打开了国门。日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第一,可能与日本的文化根基有关,日本毕竟不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过去一心一意学中国,现在当然可以一心一意学西方;第二,日本长期受荷兰文化的影响,对西方并不陌生。葡萄牙对澳门有影响,但中国的体量太大,西方在1840年之前对中国社会整体影响甚微;第三,日本的国土面积太小,没有腹地,没有纵深,面对强势的美国,非常功利的选择就是与其抵抗失败而开放,不如开放而不失败。日本这样精明地盘算失败、胜利,在林则徐这样的中国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因为这不是儒家的教诲,特别不是宋明之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另一方面,哪怕到了今天,也还有人没弄明白,开放其实是双向的。但在一百多年前,日本就比中国理解得透。日本同意将国内市场向美国开放,同时也要求美国向日本开放。1854年签订的日美通商条约,就是双向的。中国到今天才理解这个意思,才理解了开放不仅仅是我单方面开放的问题。英国当年要求中国对它开放,其实也希望中国的商人到英国去,希望中英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和贸易关系。但是,在170多年前,中国人怎么能想到我们也会到英国做生意呢?到1890年代,签订《马关条约》以后,我们也没想到中国人会到全世界去做生意。当然,也不要苛求前人,这是时代的局限。

  

   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

   金若木:打开国门之后,是什么促使中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马勇:从1895年开始,中国人就在反省中日两国的差别,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就是因为中国的制度没改变,孙中山、康有为都是这么讲的。在《马关条约》签订当月,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刘光第等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失败的深层原因,以为中国非改革不可;直接参与谈判的李鸿章面对“卖国”等指责,也义正词严予以回击,以为“中国今非变法不足自强,岂书生腐论所能补救者也?”至于朝廷,也迅即反思甲午战争及前几十年改革发展的教训,没多久,就开始了新一轮改革。这意味着中国人当时已经认识到此前三十年可能有问题。

   但是,我后来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开始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统治者在前三十年洋务运动中,没有把目标讲明白。那时的统治者只讲了“中体西用”,但没讲最后要通往的也是人类文明的大道。其实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里,中学和西学之间的比重是在不断调整的。在中国这个有悠久文明的国度里,你一上来就讲全盘西化是不可思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告诉那些反对学习西方的人,我们是不会把自己变成洋鬼子的。

   洋务运动30年,1860年代是学技术,1870年代已全面引入西方法律体制,这就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再不按照《万国公法》走,就没法和其他国家打交道。

   但是,清末的政府没有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走。一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还在坚守老路,像张之洞1898年春天在《劝学篇》中讲的那样,“议会政治,中国是不要的了”。

   而日本却不是这样,日本人发现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就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近代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文化制度上,所以日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脱亚入欧”。我们去分析日本整个明治史,就会发现日本人早就把西方的本质看得比较明白了。中日两国为何会走不同的路,原因之一就在这个地方。

   从1868年开始,日本实行制度变革,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坚定不移地走了中央和地方分权之路。另外,日本学西方学得很像,搞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体制,这就带来了和中国很不一样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才二十几年,民间经济就成长了。甲午战争时,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日本有六千家合乎现代企业规范的企业。

   而中国由于吞吞吐吐的,没有走这条路,因此到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资本全部都在官办企业,我们没有企业家,只有买办和国企高管,也就是红顶商人。我们只有资本,但没有资本主义。中国那个时候靠国有企业在发展经济,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等,都是国有企业。这种国有经济有一个好处,就是发展速度确实快。到1871年,洋务运动才11年,李鸿章跟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底气就不一样了。日本人还指手画脚地说,你们不搞自由经济体制可能是不好的,资本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李鸿章说,你们做得好,但怎么没我们这个经济力量?

   回到根本,这究竟是不是中国失败的根源呢?我最近研究了,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不发生甲午战争,中国不犯这么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的话,中国的经济继续成长,它就一定会去调整社会结构,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慢慢也能够成长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历史假设,没办法重新来过。

   甲午战败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不行,我们的文化不行。它的危害性在哪儿?它使中国人的心理出了大问题。

   金若木:我们的文化有什么问题?

   马勇:我们的文化,当然不是“五四”后许多人批评的那样尽是糟粕。中国文明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精致的一种文明形态,只是这个形态只属于农业社会,是农业文明。而中国面对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引进或者说嫁接工业文明,或商业文明。在这一点上,说中国文明有问题,主要是说中国文明只是一种属于过去的文明。而且,那时的中国人,很长时间没有弄清西方的用意,总以为西方文明的引进,一定是中国文明的消失,是替代,而不是添加。现在看来,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太简单,是零和游戏式的思维,不是共赢。

   至于说到中国人的心理,我在20多年前研究这个问题时就深刻意识到,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人的心理疾患确实太严重了,中国人总被一种“失败的阴影”笼罩着,学习西方不是单纯地学习,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人家是为了打败人家,而且总是公开地这样说。这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

  

   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日本则是外向型

   金若木: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说,日本在“明治维新”稍有所成之后,对中国采取的完全是攻势,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甲午战争虽然直接发端于朝鲜问题,但终究还是中日对峙的问题。请您谈谈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中日关系。

   马勇:在被西方打开国门之后,中日两国的发展战略是非常不一样的。

   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两次被打败之后才起步。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落后,所以才去学习西方,有一种焦灼感。这种焦灼感导致中国开始采取孤立主义,除了自己的事情之外,其他事都不想管。因此,在洋务运动开始不久,中国的宗藩就纷纷解体了,中国很快就丢掉了琉球、越南、缅甸等一大片藩国。以前这些藩国一遇到事都是要找“老大”帮忙的,但现在老大说我自己的事太多了,没时间照顾你。这是因为中国要发展自己,独善其身,不愿意在外交事务,在国际正义、公道上面下大力气。我们应该强调一条,中国的发展是内敛型的,确实没有往外扩张的意识,追求的完全是自我富强。

   但是,日本呢?日本几个重要的维新思想家,比如福泽谕吉,他们给日本谋划的路径是什么?他们一再强调,日本不能满足于岛国位置,要和欧美诸强竞争,要踏向大陆。我们今天都解读成它要扩展生存空间,其实不纯粹是这个意思。日本一开始很明白地讲要和“欧美诸强”在全世界竞争,要让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从今天看,日本的经济就是全球化经济。日本在国内有多少工厂?它的资本和市场都在世界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等国。

   当年日本的发展战略就是外向型的,对领土的扩张是有需求。那时正好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很多土地都没有主人,也不存在现代国家的概念。所以,日本形成了一种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的近代殖民意识。

   中国由于采取的是守势,先后丢掉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国,都觉得无所谓,因为这毕竟离我们太远了,而且这些地方不可能本土化,不可能成为中国的行省。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废藩置县,你是我的藩国,我就把你干掉,变成行省由我管理。琉球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一妇事二夫”了,并不单纯是中国的藩国,也是日本的藩国。当日本要把琉球废藩置县的时候,琉球的国王派人到中国来,请求中国帮助维持琉球王国的体制不变。要是中国这时候站出来主持公道,支持琉球继续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也就不会吞灭琉球了,至少不会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做。

   中日两国的发展路径,在空间上是有利益交集的。日本要冲出岛国走向世界和欧亚诸强竞争,它的踏板只有两个:一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东三省,从这里出来,进欧亚大陆;二是南边的台湾,然后到福建、到华南、到南亚。所以,从地缘政治说,中日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应该是一个必然。

但如果我们讲历史哲学,从另外一种层面看,中日有没有携手共进的可能性呢?其实,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还是希望亚洲携手的。日本人当时认为西方的殖民对整个亚洲都是威胁,所以亚洲要携起手来。今天全世界的区域整合都完成了,但亚洲还是老样子,问题还在于由谁主导亚洲的整合,是人民币主导还是日元主导?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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