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从来都是政府与国民利益冲突的焦点。而且，一旦政府的征税不合大多数纳税者的意愿，特别是如果政府的征税触及到了纳税者的生存底线或者心理承受限度之时，往往一件看似很小的冲突与矛盾，都可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民变或者税收起义。
毋庸讳言，这样的事例，在中外税收史上枚不胜举。
在西班牙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不勒斯起义，就是因为一位征税官蔑视一个水果摊贩的“一篮子无花果”的粗暴行为所致。无疑，水果摊贩是持有政府合法营业执照的，不是非法占道经营。
此后的情形，中外大致相似。一旦暴力起义的导火索被点燃，爆炸是注定的，差异或者仅仅在于破坏性的大小，或者破坏性延续时间的长短。
“一篮子无花果”的价值固然不大，值不了多少钱，但它在特定的时空里，往往承载着相当规模纳税者早已掩埋内心的抱怨与仇恨情绪。既然被点燃了，便不会轻易放弃尽情宣泄的机会。于是，“暴民”便由少到多，时时刻刻呈倍地地膨胀和蔓延。而且，也在非理性的集聚中，寻找和推举它的领袖人物。“时势造英雄”，在那不勒斯的税收起义中，一位平时卖鱼的商贩很快便成为起义的领导，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起义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股充满“抗暴”精神的队伍，而且“击溃了西班牙步兵团”。与此同时，起义者也因为自己的非理性所驱使，“烧毁了征税官的房子”。万般无奈之下，总督只能挂起免战牌，以同意取消新开征的消费税作为妥协条件，化解了这场税收起义。
结果是，善良的纳税者见好就收，作鸟兽散了。问题在于，从其诞生第一天起就把税收当作“命根子”的政府来说，收税，而且尽量地多收税，是其贪婪本性的逻辑必然，一旦有机会，其这一自私性就会露出马脚。这不，一年以后，伴随西班牙海军舰队的到来，食物消费税还是在政府的武力开导下强行开征了，纳税者只有接受周期性的宿命。
重新解读“一篮无花果”的税收故事，现实启示或在于，一旦一个税制出现了系统性误差，背离了税制创建者的初衷，不能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已经沦落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持续性的暴动或成为一种大概率事件。而且，大多数冲突，都发生在具体的征纳税活动细节之中。甚至可以说，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一个情绪性的口角，一次微不足道的交易，都会酿成大面积的民变和起义，破坏现有社会的生存与生活秩序，引发大面积的暴力冲突以及流血事件。而且，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一篮无花果”的交易显然很小，所应缴纳的税款可以忽略，但是，当它成为纳税者对现行不公、野蛮税制或征税方式表达不满的理由之时，其能量就不可低估。直言之，税收起义不过是纳税者对现实税制不公无法忍受时的一种极端表现方式而已。平日里，大量的无声反抗和抵制，最常见的是逃税。从古到今，逃税是纳税者最普遍的抗税形式。
“一篮无花果”导致了西班牙那不勒斯的税收起义，背后折射的正是西班牙税制内在的系统性的非人与不公。对大多数西班牙纳税者来说，逃税是他们成本相对较低的选择。难怪美国税史学者亚当斯，在研究后西班牙这一时期的税制后认为：“西班牙商人参与了最系统性的欺诈和逃税行为，但是在历史上却并不为人所知。逃税所导致的税收收入损失已经无法计算，但是这一数额至少是政府已经征税数额的十倍。地下逃税涉及了几乎所有的征税官员和纳税人。”
一言以蔽之，“一篮无花果”导致了的税收起义，看似一个偶然事件，其实背后是有其必然原因的。这就是，这种税制一定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背离了税制的终极目的，无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