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通变古今 大节是问

——读黄钟《帝国崛起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 次 更新时间:2016-10-09 20:4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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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  

   【按】黄钟新著《帝国崛起病:权力制约与国运兴衰》虽着笔域外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但却无法拒绝读者对其讽喻当下之阅读体验与感受。毋庸置疑,借古可以知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要走向文明大道,向历史学习,乃是基本途径。历史学家克罗齐先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尽管从世纪初就开始在互联网上系列拜读黄钟先生通变古今,大节是问的宏文巨篇,并每每击节称赞,直呼痛快。但当再次拜读黄钟先生这些直抵国家治理大道根本之作,特别是从其新著《帝国崛起病:权力制约与大国兴衰》(以下简称《崛起病》)上复读,感觉竟然犹如初读般的震撼和解馋。正如十四年前笔者蛰居北京其间,在乌兰宾馆第一次读到他那篇被互联网广泛传播的檄文——《告别民族主义》一样,其内涵的真理之见与思想之力,总是直抵心底,令人豁然开朗。   

   毋庸讳言,黄钟先生新近刚出版的大著《崛起病》,最难得的仍然是——它不是沉湎于国家治理的枝节末端,为细节而细节,并自缚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管见,亦即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的思维陷进与流俗崇拜。如果说黄钟先生在《崛起病》中也注重一些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挖掘的话,那他也是在国家治理的大节、大局处,或者说在国家治理的根本与关键处探寻细节,发现逻辑。具体说,就是在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国家命运兴衰的细节处、根本处与关键处探究其细节与发展逻辑,旨在探求迄今为止人类一些国家和社会,特别是曾经崛起国家和社会,在生存与发展中积累的教训与经验,旨在为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提供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或者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散曲中所言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衰轮回之历史警示,意在汲取有助于本国治理文明化、人本化与现代化,力争国家繁荣与兴旺长期化与可持续化的大智慧,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事实上,在《崛起病》中,黄钟先生通过十几年的博览群书,搜集曾经或正在崛起诸国成败兴衰的历史案例,以及史料与细节,并形成绵密的逻辑链条,就是为了论证和说明这样一个统计意义上的大概率规律,即尽管国家崛起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治理梦想。而且,尽管国家崛起在不同政体的国家都曾经实现过,比如专制政体实现过国家崛起的有日本、德国,以及前苏联等。民主宪政国家实现过国家崛起的有英、法、美等。但一个铁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或规律是,至少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域外国家治理史料看,专制国家的崛起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其结果总是以牺牲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为代价。

   用黄钟先生在《崛起病》“代后记”中的话说,这个铁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或规律是:“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三百余年里,专制大国的寿命,有长有短。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是,19、20世纪一些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不超过80年,以至于许多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眼见它兴起目睹其灭亡。”坦率地说,“如今世上已无‘长命百岁’的专制或极权大国。”相反,“虽然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长命百岁’,但是迄今为止,‘长命百岁’的大国,却无不属共和政体。”

   如此而言,任何国家追求崛起都是正常的,符合国家社会本性的。但如何追求、怎样追求“长命百岁”的崛起,即“怎样的崛起”,才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所在。这一观点,黄钟先生在《崛起病》中“创造怎样的世界”等文里多有论述。毋庸置疑,任何理性的国家和社会,都应追求可持续、文明、人道自由、公正平等价值取向的崛起,追求可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崛起。舍此一切而在一些具体、狭隘价值目标导引下的崛起,不仅不可“长命百岁”,而且大多会酿成国家民族的灾祸,成为导致国家衰亡的主因。

   因此,在笔者看来,黄钟先生执着采用这种探微执著的求真方法,即“微观史学”的求真方法,其旨就是为了借此探究专制或极权国家、共和制国家对国家最高权力制约机制之间的差异,及其不同权力制约制度安排与机制保障,与国家命运兴衰之间的内在机理。在黄钟先生看来,专制或极权国家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人手中,至少实质上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且,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对国家最高权力制衡缺少有效的“闭环式”制约机制,便极少受到有效监督。因此,一方面,专制或极权国家就会因为决策“否决”机制的缺位或失效,容易犯错,沦为专制者及其利益相关者谋私利的工具,从而容易背离国家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最高权力缺乏足够的合法性,民意基础缺乏,便难于做到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交换,最终总会形成大规模的权力寻租与滥用,大面积剥夺和伤害所有国民的利益,结果背离国家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相反在民主宪政制下,也就是共和制下的国家最高权力,由于受到民主宪政制的有效制衡,即对国家最高权力实现了有效的“闭环式”制约,最高权力被滥用和寻租的机会就大大减少,最高权力被滥用和寻租的机会也变小,便很难对每个国民之权利形成长期、大面积的伤害,结果便容易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逻辑上,在共和制下,国家崛起便容易实现“长命百岁”,繁荣与进步也容易可持续化。

   道理在笔者看来或是因为,权利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义务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奉献。因此,权力不合法,也就无法保障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交换。即权力合法是保障权利与义务公正平等交换的必要前提。既不能保障国民与国家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平等交换,也无法保障国民与国家之间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平等交换。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因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其说是仁慈,毋宁说是公正。没有仁慈,社会固然处于一种令人不快的状态,却仍然能够存在;但是,不公正的盛行则必定使社会完全崩溃。”因此,专制或极权国家便容易因为无法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平等,自然也就无法“长命百岁”。而民主宪政指国家,便因为容易能够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与平等,从而相对容易“长命百岁”,兴旺发达,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同理,在专制或极权国家,由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制衡没有实现“闭环式”监督机制,权力便容易腐败和寻租,伤害大多数国民的权利,结果无法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平等,无法“长命百岁”。但在民主宪政制国家,由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制衡基本形成了“闭环式”监督机制,权力便不容易腐败和寻租,进而伤害大多数国民的权利,结果便容易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平等,实现“长命百岁”。

   其实,在《崛起病》一书中,黄钟先生用洋洋22万字,十六篇文章,通过对巨量域外国家和民族崛起史料的归纳与梳理,就是为了阐述这样一个主题——即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大国兴衰的相关性与逻辑性究竟在哪里?而其一以贯之的主线同样在于此,它贯穿于这些曾经崛起国家治理实践之得失与成败的全过程。在《宪法这头狮子》等文里,他反复告诫世人,最高权力如果得不到制度性的制约与制衡,灾难与不幸将会伴随一个民族发展的全程。而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国家兴衰问题,既有“钱袋子”最高权力,即国家征税、用税权力制约与国家兴衰的问题,也有“枪杆子”最高权力,比如军队权力制约与国家兴衰的问题,还有“笔杆子”最高权力,像新闻权力制约——即国民言论自由权利与国家兴衰的问题,等等。

   就国家“钱袋子”最高权力而言,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财税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里,且绝少受到约束,因此,长期看,也就难于筹集到足够的税款。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柏克所言:“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而且,由于其民意基础不广泛,便难以收集到国民真实的财税需求,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是说,很难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特别是“用之于民之所需”。这个道理,黄钟在《腰包里的大国特性》等文里一再告诫世人:“权力蕴涵匪性。”而且,“现代世界的大国,无一能离开赋税的支撑。财大方能气粗。有什么样的筹款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一国人们的精、气、神。”一句话,正如美国马歇尔大法官所言:“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

   就“枪杆子”最高权力而言,同样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军队最高权力掌握在专制者一个人手里,且绝少受到约束,“枪杆子”便容易成为专制者或极权者的私有财产,总会因为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将国家拉入军备竞赛的恶性游戏之中,从而陷入军国主义的泥淖难以自拔。无疑,日本、德国等就是前车之鉴。并在《帝国崛起病》《希特勒的军队》《须小心看待的力量》等文里进行了充分阐述。相反,在《美国的文官统治》等文里,他则提供了一个通过文官机制,制衡、制约军权的成功案例。

   就“笔杆子”最高权力而言,也是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财税最高权力掌握在专制者一个人手里,且绝少受到约束,从而使国家一切传媒工具,沦落为为了少数人利益而造谣说谎、遮蔽真相的平台与手段,结果败坏整个国家的诚实品德,搞乱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比如纳粹德国宣传机构推崇备至的“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成真理”的名言。这个道理,黄钟在《戈培尔的锦囊》一文里多有论述。

   必须直言的是,《崛起病》虽着笔域外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但却无法拒绝读者对作者讽喻当下之阅读体验与感受。毋庸置疑的是,借古可以知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要走向文明大道,向历史学习,乃是基本途径。难怪历史学家克罗齐先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因此,转型中国如何平安渐进地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实现“长命百岁”的可持续、文明、人本的崛起,实现敬畏人道自由、公正平等核心价值观的崛起,这不仅是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更是一代人的梦想所在。因此,也就必须“通变古今,大节是问”,必须汲取人类所有国家的治理智慧,特别是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曾经失败的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或许,这才是《崛起病》一书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作者黄钟先生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历史的田地,不问收获地耕耘十几年的鸿鹄之志所在。 

   毋庸讳言,在黄钟先生《崛起病》的视域里,《崛起病》的主因就在于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及其制衡的有效性。任何国家要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的崛起,文明的崛起,就必须首先致力于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制衡问题的彻底解决。否则,一切偏离国家治理大道方向的所谓崛起,都可能演变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衰亡的劫难之因,无法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循环之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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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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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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