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李泽厚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四星高照，何处灵山》一文，这是他前几年的旧作，被我“挖”出来发表。其实泽厚兄在二〇〇五年就提出“四星高照，何处人文”的问题。(参见《李泽厚近年答问录》)
(一)
“四星高照”，这是对时代的描述；“何处人文?”则是时代性的大提问。所谓“四星”，是指歌星、影星、球星、节目主持人。说“四星高照”，既无褒贬，也无偏见。只是说，当下这个时代乃是以“四星”为符号，为中心的时代。与“抬头望见北斗星”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不同，这个时代乃是一个欲望燃烧的物质化与娱乐化的浮华时代。泽厚先生与此主题相关的谈论(专访)中，进一步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是“物质生活全面展开”的时代。这个时代人类是生活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先的生活(古典生活)，只要用“衣、食、住、行”四个字概说即可，而现代生活则增加了另外四个字的内容，即“性、健、寿、娱”。物质生活全面展开了，人们不再安于衣食住行，还普遍地追求情欲的满足，健康的实现，寿命的延长和生活的娱乐化。因此，“四星”便应运而生，不仅浮出繁华的地表，而且进入灿烂的高空，这种现象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不好作本质化即简单化的判断。不可否认，现代化确实带来了生活的丰富，情感的多元，人性的快乐，视野的扩张，时间的增值。从总体上说，人类其实愈来愈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希望多活一些年月以享受人生。所以，我总是支持国家的现代化选择。然而，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历史主义”的发展总是要付出“伦理主义”的代价。除了“伦理道德”代价之外，人文的其他部分，如文学、艺术、思想、教育等，也可能付出代价。马克思早已揭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发展并不平衡。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成比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马克思说的显然是真理。例如物质匮乏的古希腊，它却产生《伊里亚特》与《奥德赛》这样的史诗，而物质生活充分展开的现代希腊，却产生不了像样的文学艺术，更谈不上划时代的人文“思想”。黑格尔也表述过类似(比马克思早)的见解，他说，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黑格尔说的是哲学思想。如果我们把猫头鹰引伸为人文理想，那就是说，这理想并不产生于世界的“浮华”时刻。相反，世界浮华之日，恰恰是人文要付出代价之时。
(二)
说要付出“人文”的代价，从根本上说，是要付出“人”本身的代价，即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深层的文化价值。我们会发现，随着“四星”成为时代中心和物质生活的全面拓展，人类生活中的“人文维度”削弱了，人的品性“颓败”了。关于这一重大现象，我写了“人类的集体变质”、“人类愈来愈贪婪”等文章作了提醒，这些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这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当下人类在物质主义的潮流中正在发生集体变质，即变成另一种生物——金钱动物。信仰各种宗教的人群，正在丧失真信仰而共同崇尚“拜物教”，物化现象与异化现象严重到极点。我还用意象化的语言，说明地球正在发生重大倾斜，指的正是价值观的倾斜。而倾斜的内容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
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向物质倾斜;
在资本与人本的天平上，向资本倾斜;
在物化与文化的天平上，向物化倾斜;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天平上，向工具理性倾斜。
上述这四项“价值倾斜”也可以称为“价值迷失”或“人文迷失”，用鲁迅的话说，叫做“文化偏至”。(参见《文化偏至论》)他在一九〇八年尚处于青年时代就发现这个地球“重物质”而不重“灵明”(即精神)，整个向“物质”偏斜。这种偏斜也可以说是重物不重人。所以他才提出“立国先立人”的天才命题。这一命题指出：一个国家要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尤其是人的灵魂的崛起。唯有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生命个体首先实现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灵魂健康)和强大，才有国家的健康与强大。我们现在距离鲁迅这篇文章已一百零五年，而现实状态却像当年一样，仍然是一个向“物质”倾斜的问题，而且发展得更为严重。一百年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这确实是巨大的进步，也确实是工具理性的伟大胜利，此成果不可否定。然而，工具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指生命的“人文维度”，即人类主体的“真、善、美”。现在人类社会在追求工具理性(数据、技术、程序、机器、电脑等)时，忘记了由一个比工具理性更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人本身的心灵、品性与卓越人格。工具理性只能解决“做事”，无法解决“做人”的问题，无法培育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性。
在价值倾斜与“文化偏至”中，人本身发生了变质。这种集体变质现象，除了可以用“人正在变成另一种生物(金钱动物)”来描述之外，还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这就是“消费体”。人正在变成消费体而消费一切，消费城市，消费乡村，消费物质，消费机器，消费技术，消费自然，消费音乐，消费绘画，消费古玩，消费电影，消费体育，消费时尚，消费传统，甚至消费“神”(包括消费上帝与消费佛)。最后是消费人本身，有肉卖肉，有灵卖灵，有容貌卖容貌，有青春卖青春，有八卦卖八卦，有知识卖知识，一切都是商品，一切都是交易。消费的潮流覆盖一切，横扫一切。个个都成为消费潮流中人。欧洲一些国家，产业(制造业)濒临瓦解，只剩下服务业、旅游业、交通业和高科技，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因为人人都是消费体，而非生产体。“文艺复兴”之后的大约五百年里，地球上一切最先进的人文成果，包括最先进的音乐、绘画、哲学、戏剧、小说、诗歌等等，都是欧洲提供的，现在，在消费大潮流的冲击下却开始经历了一个“颓败”时期。其经济危机的背后，是一个更为深刻的思想危机与人文危机。中国虽有强大的古典人文传统，但是在消费的潮流中，也在发生“伪形化”现象。东西方在共同的“四星高照”和消费狂热的“大形势”下，确实存在着一个“何处人文?”的大问题。
前几年，我读了莫言的小说《弃婴》，产生了一种空前的窒息感与绝望感。原因就是我读出了人的集体变质和扼杀孩子的共犯结构，还读出人正在丧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哪些最基本的价值前提，例如良心、同情心、悲悯心、不忍之心等等。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复员军人，他因收到一张写着“速到葵花地里救人!!!”的字条，就在返回家乡的路上，到葵花地里抱回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这本是好心做好事，结果却给他自己带来无穷尽的折磨、痛楚与耻辱。一抱回家，立即遭到全家人的“叹气”、“冷笑”和“审判”，尤其是他的妻子，更是“愤怒”，甚至说“没准就是你在外边搭伙了一个大嫚，生了这么个小嫚”。家里无婴儿的存身之所，“我”只好去找“乡领导”，可是，“乡领导”却满口训斥，甚至大声叫喊：“你捡着就是你的，养着吧!乡政府又不是托儿所!”现代“人”变了，现代“人心”变了。《弃婴》小说主人公“我”的家中有一个“小妹妹”(小女儿)，她就生活在势利爷爷、势利奶奶、势利妈妈的包围之中。中国的当代教育，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小妹妹”和这样的人文环境。
(三)
面对“四星高照”及其相随相生的“价值迷失”的现象，接下去的问题是，在此历史语境中，人文价值包括人文理想是否还能实现?如何实现?总之，人文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这才是当代思想的真问题。
我虽然描述了地球倾斜的诸多现象，但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于“人文是否可能”的问题，我的答案是“可能的”。
我的乐观还是来自对“人”本身和天才的信赖，相信人类一部分变质，一部分并不变质;一部分成为潮流中人，一部分却不是潮流中人;一部分神经被金钱所抓住，一部分并不被金钱所抓住。总之，有一部分人类，他们拥有超越的能力，拥有从时代的大潮流中跳出来的能力。他们无法改造时代，但可以认知时代，超越时代，并在时代中创造意义。我在文学批评中，常说“天才都是个案”，即使世界乱糟糟，天才还是可以找到有意义的事来做。而在人文批评中，我还要继续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个案，一切取决于自己的清醒意识和大彻大悟。“灵山”在内不在外，“人文”也是如此，一切可能都取决于自己。近年来，我醉心于《红楼梦》，深悟到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乃是“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他的历史大环境与家庭小环境都极为恶劣，以致他写作时不得不隐姓埋名，不仅要把“真事隐”，而且要把“真名隐”，然而，他却超越这种环境的限制与困扰而创造出中国文学的第一伟大经典。从这说开去，我们又可以想到但丁，想到达·芬奇，想到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的伟大先驱。在中世纪的黑暗中，但丁的《神曲》借助宗教的外壳，却注入巨大的人文内容。引导但丁游览地狱的人，不是圣徒，而是诗人维吉尔;引导但丁进入天堂的，不是天使，而是恋人贝阿特丽采;送入地狱受罚的，除了各种作恶者之外，也包括胡作非为的主教，而升入天堂的则有许多为实现人文理想的志士。米开朗基罗，他受雇于罗马教皇，工作于梵蒂冈的西斯廷大教堂，但他却在《创世纪》的大天顶画中注入让人振聋发聩的人文精神。在这部宗教题材的旷世杰作中，他不是赞美上帝，而是描绘人性，画的其实是充满人文内涵的“众生相”。每一画面都在展示对人和人性的思考。只要把他的画和中世纪的“神像”画做一比较，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两类画，真有天渊之别，一边是无精打采的“神主体”，一边是有血有肉的“人主体”。而且还会进一步发现：原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理想就暗藏在“上帝创世”之处，人文的黎明就从中世纪的宗教黑暗中崛起。原先被宗教所遮蔽、所吞没的“人”，就在天才的画笔与思索中复活并从此大放光彩。在米开朗基罗的巨构面前，谁还敢说，“人文”在精神困境中不可能有所作为?
文艺复兴时代里的另一伟大天才莱奥纳尔多·达·芬奇，同样是在宗教的黑暗中破土而出。他的《最后的晚餐》，完全是取材于《圣经》，画的是基督和他的十二门徒。但每一个人的表情都饱含充分的人性和深邃的内心。这种人性大于神性的艺术，便是光芒万丈的人文之光。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们，用他们的天才杰作和灵魂经历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文艺都是可能复兴的;任何时候，“人文”都是有立足之地的。但复兴并不是时代的赐予，而是个人的创造。换句话说，“复兴”全靠一个一个的个人，一个一个的“个案”。他们还告诉我们：时代是可以超越的，人文创造总是超越时代的困境与超越时代条件(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精神条件等)的制约，而后才抵达前人所未至的巅峰。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处人文”的大提问便可作出一种答案：人文不在“环境”的卵翼里，而在个体生命的奋斗中，也可以说，人文就在每个人的手上，每个人的脚下，每个人的心中。或者说，就在人文主体不屈不挠的非凡工作中。
(四)
十几年前，李泽厚先生在和我谈论社会文化时就说：二十世纪是个语言学的世纪(以语言——工具为本体)，二十一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以“人本身”为本体)，而且这之后二、三个世纪，教育学将成为人文体系的中心学科。
所谓“教育学的世纪”，便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纪，即把培育全面的优秀人性作为中心环节的世纪。
所以我回应说，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育生存技能、职业技能(这只是第二目的)，而是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和塑造卓越的人格。对此，李泽厚先生又一再强调说，教育的关键是中小学教育。“人”最重要的是少年儿童时期。我又补充说：“人文”的生长点就在婴儿的摇篮里。何处人文?请到婴儿那里去找到答案。
我到美国已经二十四年，对美国并不迷信，并不觉得它就是“理想国”。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即由华盛顿、杰弗逊等领袖人物和思想家所确立的美国早期的立国人文精神是好的。这些人文精神产生于美国的婴儿时期，后来便成为美国的强大之源。研究过美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正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在他的另一部经典著作《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一个重要论点。他认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其面貌都是被他的婴儿时期所决定的。他说：
一个人生到世上来，他的童年是在欢乐和玩耍中默黙无闻地度过的，接着，他逐渐长大，开始进入成年;最后，世界的大门才敞开让他进来，使他同成年人往来。到这时候，他才第一次被人注意研究，被人仔细观察他在成年才冒出的恶习和德行的萌芽。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个极大的错误。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可以说，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
一个民族，也与此有些类似。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
(参见《美国的民主》中译本第二章第30页，商务印书馆)
“人的一切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这是托克维尔的论断。《美国的民主》论述的正是美国后来的命运是被他的婴儿时期所决定的。我们暂且放下对美国的政治评价，只面对托克维尔揭示的理念，那么可以说，托克维尔关于婴儿时期决定一切的理念，乃是真理。
关于这一点，产生于二十世纪的我国思想家鲁迅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断定：“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他如此说：
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牛马”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南腔北调集》)
鲁迅生前恐怕没有读过托克维尔的书，但是，他的思想却与托克维尔完全相似，也认定童年决定将来。这不是鲁迅的偶感，而是鲁迅一贯的、重大的思想。早在《孤独者》的小说中(收入《彷徨》)，作者之“我”在与主人公魏连殳探讨儿童问题时就特别感慨地讲了一个自己经历的故事：“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持着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一个还不太会走路的婴儿，就已经有了杀气。这种现象给了鲁迅以极大的震撼。思想敏锐的鲁迅，感觉到一个婴儿持着一片芦叶对人喊“杀”，是件大事，不是小事。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之“我”与主人公魏连殳都认定这是大事，只是争辩这种孩子之“坏”，是“环境”所致，还是孩子本身的“根性”。尽管之间有争论，但鲁迅还是让小说主人公讲出这样的话：“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哪一点呢?这就是相信孩子本身是天真的，是可以教育好的。笔者认定今天中国的人文教育可以希望，也正是基于对婴儿的信赖。
然而，面对当下世界的婴儿教育，我又不能无忧虑。刚到美国时，我就和一位美国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中国产生过“二十四孝图”，这是“杀子意识”，所以才有五四初期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朋友则批评美国说：如果说中国有“杀子意识”，那么，美国则是“杀父意识”，对待父母完全是实用主义，一老就觉得累赘，恨不得老人早点死。而对孩子虽爱却太宠，任其称王称霸。我回答说：五四运动把“以长者为本位”的文化，改革为“以幼者为本位”的文化，本是好事。但当代中国，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幼者，结果也对幼者太宠，也任其称王称霸了。朋友说：中国孩子在家里当皇帝，太任性，在学校里又太乖巧。”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老是记得这位朋友的“乖巧”一词。觉得中国孩子三、四十年中变化很大：六七十年代是“蛮”字当头的“红小兵”，有如鲁迅笔下那个手持芦叶喊“杀”的幼儿。这种蛮风，这种红小兵红卫兵作风，至今未灭。动不动就给人打棍子，戴帽子;动不动就给人上纲上线，施以“语言暴力”;动不动就进入“大批判”、“大揭发”、“挖老底”等惯性;动不动就指责人家为“汉奸”、“帮凶”、“走狗”、“五毛”、“乡愿”。号称“自由派”，却一点也不宽容;号称“基督”，却一点也不慈悲;号称“民族主义”，却一点也没有“儒者风度”。蛮蛮蛮，杀杀杀，其形式有所不同，其蛮气与杀气却依然甚嚣尘上。“蛮”字未除，“巧”字又来。现在的孩子多半是“巧”字当头、很小就学会世故和生存技巧的小精灵。近几年我数次回国，每次听到国内的亲者谈起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跟着家长去给老师“送礼”、“送红包”，总是毛骨悚然。这不在于礼物的轻重和“红包”的大小，而是这种行为语言会给孩子的心灵注入一种毒剂：生存，需要靠“技巧”，靠“后门”，靠“关系”。这就等于告诉孩子：人间并没有“走正道才能成功”的最起码的因果逻辑，一切都取决于“关系”。在这种行为的暗示之下，孩子们怎能诚实?怎能不世故，怎么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怎能不走邪门歪道?前两年我与泽厚兄谈论教育时，他说，带着孩子送礼送红包，这是教育界中的大事，对此值得再大喊一声“救救孩子”。我回应说，“蛮”字可怕，“巧”字更可怕。“蛮”字当头是“水浒中人”，“巧”字当头则是“三国中人”。“三国中人”善于权术、心术，善于装、善于瞒和骗，深知愈“巧”成功率愈高，愈能装愈能得势。如果青少年从小就接受这种三国逻辑，那才真的是“人文丧尽”。泽厚兄在“四星高照，何处人文”一节中说：“不是人文没有了，而是到哪里去找人文”。现在我可以回答了，应当呼吁孩子们不要去充当“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不“蛮”、不“巧”、不装、不伪、不瞒、不骗。人文就应该从孩子们建立最基本的心灵原则开始。从告别“蛮”和“巧”开始，也许，这才是寻找人文的起点。
(五)
以往读《红楼梦》时，老想到贾宝玉的前世之名，那个充满诗意的“神瑛侍者”，并在文章中屡次把这一美名献给蔡元培和中小学老师，认定教师就是“神瑛侍者”，即“天才”的服务员与保护者。读了莫言的《弃婴》之后，又想到，“神瑛”毕竟是少数，更该面对的是多数“人婴”，甚至“弃婴”。因此，教师固然应该担当“神瑛侍者”，但更应当是“人婴侍者”。想到这里，不禁兴叹：教师职业、教育事业多么美呵!“人文”不就可以首先在“教育”中寻找光明，放射光辉吗?!
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
美国科罗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