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光:个体化背景下社会建设的可能性问题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2 次 更新时间:2014-05-03 08: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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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光  

    

   【内容提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过程中出现巨大的社会关系变迁,其中个体化是最明显的一种变迁。社会关系的“个体化”表现为生产领域和再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损害了中国社会秩序的社会基础。但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谓的“个体化”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中国当前的社会还处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等因素兼具的状态,而贝克探讨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变迁;其次,中国还没有形成福利国家制度,而贝克探讨的个体化恰恰是福利国家制度化后出现的变迁和社会风险问题。目前个体化成了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所要化解的重要社会风险,而这两点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在应对社会关系个体化路径的可能:进一步进行福利国家制度建构;发挥既有的传统资源(如家庭功能、社区合作),提升社会自主能力。

   【关 键 词】个体化/社会建设/福利国家制度

    

   什么是社会建设?学术界有不同的界定,按陆学艺教授的概括,至少有三类界定:一类是指创建一个既能监督政府又能驾驭市场的社会;另一类是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或者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主要指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现代化过程;还有一类认为社会建设就是发展社会事业和民生事业。①在我们看来,这三类界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社会建设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有关系,第一类界定涉及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者关系,而第二类界定是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变化,第三类界定把社会事业和民生事业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背后也指在这些事业发展中各种关系的变化,如什么人享受这些发展成果等。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社会建设就是社会关系的再塑或再建构过程。2004年社会建设作为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提出来,是不是基于对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的社会关系变化而作出的呢?或者说,过去几十年社会关系的变化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能用原来的眼光去观察、理解过去几十年社会关系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吗?正如贝克在分析二战后20年中德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时指出的,“不能以现有的概念加以理解。相应地,它将被看做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②同样,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关系也应有一个重新的理解,才能为当下的社会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中国现代化与社会关系变迁

   中国社会学一直在努力地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并给出各种多样的解读,如多样化、异质化、疏离化、陌生化、断裂、原子化、个体化等等。社会关系是多维度、多层面的。在我们看来,社会关系是指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链接形式,表现为不同形态,比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组织关系、家族关系、上下级关系、族群关系、职业关系、感情关系等等。在涂尔干看来,现代社会是以有机联系(团结)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机械联系(团结),滕尼斯则认为,传统社会限于社区联系,注重于地域性的情感和认同,而现代社会则表现为松散的、超地域、非情感性、理性化的社会联系。政治学家戴维·米勒则认为,当今社会有三种社会联系:第一种是团结的社群,存在于“人们共享民族认同之时……首先是人们之间产生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的面对面的关系,扩展到更大的圈子,这一圈子中的人们既是由亲戚关系或相互熟识,也是由共同的信仰或文化联系在一起的”。③第二种是工具性的联合,以功利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经济关系就是典范。第三种是公民身份的联合体,即大家在国家层面都是公民,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公民身份可以被视作是抵制市场经济所产生并使其合法化的不平等的一种地位。”④这些学者讨论的社会关系变迁发生在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情境中。而贝克讨论的是“后”现代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关系问题:“本书的主题是不引人注意的前缀词‘后’。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词。一切都‘后’了。”⑤中国社会情境的独特性在于兼具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者,还有一个维度是从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进程,并伴随着从总体社会向市场社会和行政社会的转变。在这样的复杂情境中,中国在最近三十多年的时间内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其复杂程度可能超过了现有相关理论的解释,包括贝克的后现代理论的解释。

   中国社会关系原来是什么样?现在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时代的社会关系是以家一国为轴线,沿着这个轴线由家的关系扩展为国的关系,家国是同构的。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关系;梁漱溟则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主,而不是以阶层或阶级关系为主。但是,如杜赞奇所言,进入上世纪初,国家权力伸向乡村和基层,引发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代理关系。进入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全面塑造中国的社会关系:费孝通所刻画的差序格局从显处退出,进入隐处,或者处于潜伏状态,而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则走向前台和显处,每个人不论在家、在单位还是在外面,首要的身份是政治地位,即在国家的政治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农村,个人的最基本身份不是父亲、母亲、儿子或女儿等传统角色,而是队员、队长等;在城市,个人的最基本身份是单位人和单位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单位,就会被赋予一种边缘身份,处于边缘的社会关系之中。按李强的看法,那是一个以政治身份分层的时代,而不是一个以经济分层的时代,他称这套社会分层体系为“身份制”:“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⑥显然,这是国家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强力建构的结果,因为国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所以孙立平称之为总体性社会。在这种社会关系背后,传统的社会关系还是发挥着或明或暗的间接影响和作用。总体性社会的社会关系状况是这样:政治原则主导、以国家或集体为导向的社会关系,具有僵化稳固、垄断专断以及等级分明的特点。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计划生育、社会福利建设以及功利主义观念盛行等变化,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冲击和影响,犹如之前国家的强势建构一样,是非常的巨大和明显,也是相当的复杂和多样。国家实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让渡权力,放弃过去那种无处不在的卷入和干预,使社会的自主空间扩大,因此使那些经历上千年而没有变化但曾被隐藏起来的传统社会关系又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走向社会的前台和显处。其中最明显的是家庭关系、家族关系等,不再像以前那样只得屈从于政治身份和地位(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相反,它们却支撑起中国并不健全的市场和商品经济以及制造业的发展,如家庭企业等民营经济和集市贸易,甚至影响到集体乡镇企业。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城市化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塑造是史无前例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茨和沃尔什认为,21世纪有两件大事对人类影响最大,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信息技术进步。⑦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是人口规模之大,乃世界之冠,而且更主要的是人口在城乡之间和城城之间不停地流动,如滔滔长江之水不停地涌动,社会越来越陌生化,相邻而居者往往并不熟悉,在流动中虽然可以结交一些朋友,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像在熟人社会那样建立全方位的、长期稳定的人际关系。另一个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就是市场化。计划体制的一个特点是用行政的手段将人们捆绑在一起,使他们有了一种集体意识和单位意识,相反市场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样的意识,没有了单位或集体归属,同时,市场化也使人们摆脱了对家庭、家族的依赖,而增大了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改革开放后传统社会关系的回归和复兴。工业化和市场化将标准化和制度化带入人们的生活,出现一个所谓“孤立的大众隐士的标准化集体”。⑧这个集体成员淹没在标准化海洋之中,彼此没有关系或者只有弱关系,因此反过来则显得很孤立。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在最近三十年多采取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增大了中国社会关系的脆弱性,许多旧有的社会关系(如弟弟妹妹关系、舅舅、姨妈等关系)正在消失之中,出现一些新的社会关系以应对挑战,比如在一些地方,独生子女结婚,女的不叫出嫁,男的不叫上门,他们与自己父母轮流居住,叫做“两边住”。但是,与此相反的另一个变迁是隐私这一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又是另一大冲击,使得子女不愿与父母住在一起、夫妻在力图保护自己的隐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亲密人际关系的信任。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用“个体化”来概括和解释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关系变迁。在他看来,现代化进程使得人们从原来的社会关系规定中脱离或解放,同时会失去一种传统的安全感,需要用新的社会义务去重新塑造社会关系,这就是他所说的“个体化”:“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种普遍的模式)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去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⑨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变迁,既存在着“个体化”问题,又存在着比“个体化”更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社会关系的变迁确实存在着贝克所说的“脱离”和“去魅”现象,但是,没有出现“重新植入”的控制或重新整合。在贝克看来,“重新植入”更是为了解决“个体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没有这样的环节,个体化是一种社会风险。他认为,个体化的一个后果是“在文化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集体良知或社会参照单位作为补偿”,个体“成为以市场为中介的生计以及生涯规划和组织的行动者”,不是家庭而是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了。⑩另一个“重新植入”指高度的标准化和市场依赖;最后则是指向“个体境况的依赖制度的控制结构”,包括教育、消费、福利国家的管理支持、交通规划、消费供应及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咨询和照料等,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制度控制结构。贝克的“重新植入”思想对我们理解和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关系变迁出现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中国社会关系“个体化”的多向度

   从当前中国社会关系变迁以及出现的问题来看,社会建设显然是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行动策略,但是,是否能做到,这还取决于许多因素,比如政府、社会以及每个成员是否重视,是否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等等,其中还取决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社会关系问题本质的认识。从上面对中国社会关系变迁的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本质也是“个体化”进程中的内在矛盾性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没有解决好“重新植入”问题。

   虽然当前的中国与贝克上世纪90年代研究的德国在社会经济上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德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进入了后现代化时代,而中国目前还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讨论的是完成了现代化之后的后现代化德国社会;其次,中国内部存在的区域差异远远大于德国社会;等等。但是,中国社会处于由多重时空压缩而成的状态,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等各种因素同时并存,甚至出现交错混合的现象,所以,即使中国社会关系出现贝克所谓的个体化变迁,但是其路径和背后的逻辑与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社会有所不同,因此,这是本文在借用贝克尔的个体化理论的同时要进行探讨的内容之一。

为什么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却出现“个体化”变迁呢?中国的个体化变迁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层面上又不同于贝克所谓的个体化呢?这里也按照贝克分再生产领域和生产领域进行考察的方法讨论中国的社会关系个体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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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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