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丹丹:个体化与一体化: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 次 更新时间:2018-12-26 23: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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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丹丹  

   内容提要:以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分析三代人代际关系的不同表现,指出中国式个体化的重要特征为“与过去脱嵌、和未来一体”。对已经开始与传统脱嵌的个体而言,血脉延续所蕴含的未来维度具有“超越”意义和强大的嵌入功能。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叠加效应,形塑了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不平衡状况和中国式的个体化过程。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的无限投入,既顺理成章又无可奈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尤其是在人口政策出现新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或许会出现新的格局。

  

   关 键 词:个体化  一体化  代际关系  制度叠加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代际关系变迁,学术界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家庭传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成年子女与父母关系密切(杨菊华、李路路,2009;徐勤,2011),以善侍父母为核心的孝道观念在青年群体中依然得到高度肯定(刘汶蓉,2012)。另一些学者则更多地强调家庭中的现代性要素及代际关系的个体化倾向,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资源争夺和权力博弈(沈奕斐,2009;张爱华,2015)。

   事实上,这两种认识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大量的经验证据。如何从理论上全面认识这种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家庭现实?换言之,中国家庭是否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如果是,它不同于西方的特征是什么?这种特征如何被生产出来?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个体化视角下的代际关系不平衡议题


   (一)个体化及其中国模式

   个体性彰显以及与传统脱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泰勒(Taylor,2008)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发生过一场“大脱嵌”的轴心革命。传统社会的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是镶嵌在宇宙、自然和社会的系列框架之中的。在欧洲中世纪,这是一个由上帝所主宰的神意世界;在古代中国,则是一个家国天下连续体。个人的行动和生活的意义,只有置于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获得价值的正当性。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之后,发生了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除魅”,个人、法律和国家逐渐从神意的宇宙世界中游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自主性,这就是“大脱嵌”。许纪霖(2015)认为,中国的“大脱嵌”发生于清末民初,一系列反传统运动使自我摆脱了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开始独立。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等将这一启蒙过程称为第一现代性,他更关注的是第二现代性①议题(贝克、贝克-恩格斯海姆,2011)。第二现代性始于福利国家的逐渐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后半期,西欧社会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政策(比如退休金、疾病和意外保险等)以应对市场的严峻形势。其结果之一是,个体对家庭的依赖性减弱,家庭的制约及团结力量被瓦解,个人选择以及设计生活的逻辑变得极为重要,甚至成为一种新的义务。贝克用“个体化”概念来描述第二现代性背景下个体和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转变。

   贝克否认西欧的个体化进程具有普世价值,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维度区分了欧洲、美国、中国和伊斯兰四种现代性理想类型,认为努力识别这些在现代性观念观照下的不同个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阎云翔赞同这个观点,并提出了“个体化的中国模式”。

   阎云翔(2016a)认为,虽然中国仍在现代化进程中,甚至还存在一些应当属于西方前现代时期的特点,看似缺乏西欧个体化的一些文化和制度条件,比如强调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义伦理以及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在民族国家建立进程中,在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个体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快速变化:他们越来越要求自我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反对由来已久的集体主义说教。当代家庭的现代性表现为个体欲望、情感和能动性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上升,以及家庭关系中个体成为中心的趋势。简而言之,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扩展家庭的延绵而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如此等等,可以说中国社会确实展现出第二现代性的许多个体化特征,因此个体化成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家庭变迁的重要理论框架。

   根据个体化理论,“现代”社会的社区、婚姻等在社会团结方面是失效的(Komter & Vollebergh,2002),家庭不再是最主要的行动单位,个体利益成为第一位的考量。然而,世界家庭变迁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划一。进入21世纪后,代际关系的重要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Bengtson,2001),人们发现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联系密切且有很强的韧性(Swartz,2009)。因此有学者(Gilding,2010)指出,近年来家庭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向“私人生活”,过度强调自反性、去制度化和去传统化等特征,可能会妨碍人们对丰富的家庭现实进行具体的刻画与探讨。因此,检视代际关系研究,反思个体化理论,变得十分必要且有价值。

   (二)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不平衡议题

   虽然有部分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家庭的代际互助依然属于“互惠型”及“反哺型”,经济资助和日常照料大多从子女流向父母(熊跃根,1998;徐勤,2011),但这种看法显然不是主流。诸多研究发现,家庭中出现了代际关系不平衡问题,即成年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大量地接受父母在经济、照料等方面的支持,但却未能给予父母等量的反馈(贺雪峰,2009;马春华等,2011),并且家庭代际关系中权力重心下移,年轻一代占据主导地位(沈奕斐,2009;肖索未,2014;刘汶蓉,2016)。

   关于这种代际倾斜的解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些学者(郭于华,2001;阎云翔,2009)根据在农村的个案研究,揭示部分老年人因无法得到子女照料而处于悲惨处境,认为这些子女实质在用极端自我中心的所谓新“代际公平观”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辩护:他们一方面要求父母无条件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要求独立自主,理直气壮地抛开所有的社会责任。更多的研究反复论证: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日趋工具化,年轻人变得利己而忽视孝道,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中国出现了孝道衰落和养老危机(陈柏峰,2009)。对城市家庭的研究也表明,近年来家庭内部的资源逐渐变为向下流动(沈奕斐,2009;康岚,2012),越来越多的父母为他们的成年独生子女购买住房(马春华等,2011)。人们往往用“啃老”来描述这一现象,认为这是“逆反哺”(车茂娟,1990)和“代际失衡”(贺雪峰,2009),是年轻人无视亲代利益,向亲代无节制索取以满足自我需求的结果,彰显的是年轻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被斥为“无公德的个人”所秉持的“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阎云翔,2009:250-251)。在家庭个体化的视角下,亲代主动采取寻求代际和睦的个人策略,被认为将使自身面临主体性消融和权力丧失的困境(沈奕斐,2009;张爱华,2015)。

   但是,一些学者发现,在向子代倾斜的代际关系中,父母并不必然是所谓的受害者。将中国父母不分差别地理解为弱势受害者,会导致相关研究集中关注农村的贫穷老人,忽略中老年父母的多样性形态(钟晓慧、何式凝,2014)。首先,追求独立、自由并非子女的特权,经历改革开放的父母一代由于年轻时积累了较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加上国家一些养老政策的出台,以及受亲密、自我表达和自我依赖文化的影响,也宁愿与子辈们分开居住(石金群,2016)。很多农村老年父母同样追求解放、自由和方便,他们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也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不受多代合住的约束。他们认为,不惹父母生气,尊重老年人的想法、兴趣和习惯,不干涉父母的生活,是子女孝顺的表现。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父母尤其如此(曹诗弟、泥安儒,2011)。其次,现实生活中,父母心甘情愿地“被啃老”甚至主动发起子女的“啃老”行动,并不鲜见。有时候父母主动付出经济资源和劳务资源,甚至放弃权力争夺,是为了建构与子代的“协商式亲密关系”,这种“被啃老”并非是在与子代的权力博弈中失败所致,而是表明情感在建构成年子女与父母互助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钟晓慧、何式凝,2014;肖索未,2014)。实际上,子代也会为维持与亲代的互助和亲密关系而让渡自己的权力(刘汶蓉,2016)。

   总体而言,基于代际关系中的诸种现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家庭处于走向“自我中心式家庭”的变迁之路(姚俊,2012),甚至提出“个体家庭”概念,来描述个体以自我为中心,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建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做法(沈奕斐,2013),强调个体从家庭这一“传统”组织中“脱嵌”的事实。另一些学者则更强调家庭对个体整合或者代际团结的重要作用。同样是在个体化理论框架下,钟晓慧和何式凝(2014)强调的是个体再嵌入社会的努力,他们认为这一代父母既获得自由,又感知到风险,通过积极构建新的家庭关系试图重新嵌入社会。刘汶蓉(2016)更是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当下的个体化进程中,家庭代际关系的自反性并未导致家庭个体化,相反,亲子一体和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自反性生涯和协商过程中得以再造。

   综上所述,学者们主要用个体化理论对家庭代际关系失衡问题进行解读,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何从理论上全面认识当代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具体说来,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是个体化还是一体化?它不同于西方的特征是什么?这种特征如何被生产出来?本文试图解答上述问题。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新的分析框架:三代视域的代际关系探讨

   笔者认为,学术界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之所以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研究对象的年龄、区域、阶层特征等出现了混杂。比如阎云翔等人描述的孝道衰落现象,主要出现在比较贫困的农村家庭,且他探讨的(1990年代初的)青年人大致出生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老人大多出生于1949年之前,这两代人之间的互动,与沈奕斐、钟晓慧等学者探讨的2010年前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家庭中1980年代出生的子女与1960年代前后出生的父母之间的互动,显然是不同的。同时,指出中国家庭出现了个体化过程尤其是脱嵌状况的学者大多分析的是子代(阎云翔,2009),而关注代际关系再嵌入的学者,分析的却是亲代(钟晓慧、何式凝,2014)。因此,看似纷繁复杂的家庭现象,其中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研究者各自都只节选了一个片段。调整研究视域,清晰地界定出目前家庭中存在的、在学术探讨中出现的三代人,对一些似乎无关的主题(比如养老与育儿)进行整合考察,借此探讨中国式个体化的真正意涵,揭示其特殊的产生机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家庭变迁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两种含义上使用“代”这个概念。第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代”,指的是将祖辈、父辈、孙辈三代同时纳入分析框架的做法。第二种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2002)提出的作为社会变迁推动力量的“代”。这种含义的代并不特指具体家庭中的祖、父、孙三代,而是通过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将社会中的个体大体划分为不同的代际,分析处于不同历史时段的群体之间的异同(周晓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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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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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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