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不要把“苏联模式”当作“筐”——相关的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必须清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5 次 更新时间:2014-03-28 16: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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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枫  

    

   摘要: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完全“同一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加工”,将其外延“扩大”到包括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包括苏联历史、苏共实践,以至苏联的发展战略、具体方针政策等都在内的“包罗万象的筐”。于是苏联模式被变成“褒义和神圣”得谁也碰不得的东西,还谈什么对其进行改革。这种倾向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危害很大,是必须认真加以清理的。

   关键词: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制度 斯大林

   作者肖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38)。

    

   近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完全“同一化”和“同质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对苏联模式进行“理论加工”,将其外延“扩大”到包括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包括苏联历史、苏共实践,以至苏联的发展战略、具体方针政策等都在内的“包罗万象的筐”。于是苏联模式被变成“褒义和神圣”得谁也碰不得的东西,还谈什么对其进行改革。这种倾向所造成的理论混乱和认识误区危害很大,是必须认真加以清理的。

    

   一

   究竟什么是苏联模式?西方的含义和用法与我们中国是很不相同的,还是让我们看看相关概念的含义和用法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等概念,开始是西方用来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贬义词。斯大林主义,常被作为“极权主义”、“独裁暴政”的同义词。作为“红色法西斯主义”的代名词在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在1945年后的美国使用尤其普遍。斯大林模式,通常指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作为“模式”,与苏联模式常可互相通用,或被表述为“斯大林—苏联模式”。总之,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这些概念,虽然彼此间有些差别,但西方对此并不重视,他们要突出的是这些概念的共同点,这就是:它们不仅仅否定斯大林个人,而是将斯大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历史,以及苏共的全部实践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全盘予以否定的。当然斯大林主义出现得更早,而作为“模式”的两个概念要靠后多了。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报告,西方随即掀起反苏反共高潮,他们常用的一个词就是“斯大林主义”。同年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演讲,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分子”,并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我们党不赞成这种做法,随即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严正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立场。

   苏联党和政府长期不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频繁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等概念,用来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没什么区别,都是将斯大林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历史和苏共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全盘彻底予以否定,而且在含义上是非常极端、恶劣和恶毒的。譬如:在论及斯大林本人时,含有“恶魔”、“罪魁”、“法西斯”之意;在论及苏联国家社会时,含有“高度独裁的专制国家”、“红色法西斯国家”之意;在论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时,又是“兵营式社会主义”、“极权制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总之,整个苏联的过去毫无是处,早该彻底否定和彻底推翻了。

    

   二

   中国从来就不赞成并且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但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一系列论述引领下,“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已被广泛采用。然而中国使用这些概念时,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和苏联剧变时期是很不相同的,中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和具体内涵。

   中国使用的“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意为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中国对苏联模式的评价是很负面的,但并不否定苏联要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正确的、符合历史趋势的。实际上中国的态度有两层意思: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不行,但苏联要搞社会主义本身没错。我们从下面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使用“苏联模式”的含义和用意。

   首先,邓小平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别开来的,主张坚持前者(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坚决彻底地改革后者(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机制);不能因体制出了问题而否定制度本身,也不能为坚持制度而拒不改革具体体制。80年代初有些青年因社会主义具体做法上出了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①他强调要教育青年不要因“具体做法”上的问题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在中国改革进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存在着“如何搞社会主义”、采用什么“体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基本制度”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有合适的“具体体制”才能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对于具体体制范畴内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坚决、彻底、大胆地改;对属于“基本制度”范畴内的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当然这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但与“具体体制”可彻底推翻重来是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

   其次,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这样一个概念,为“苏联模式”的含义定了位。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常用一个“搞”字,显示他所说的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即“具体体制”,是不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内的。1988年邓小平对一位非洲客人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请注意他这里加了个“搞”字——引者注),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③。在邓小平看来,苏联搞社会主义没错,但他们那种搞法不行,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不改革这种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评价并不高,唯一明确肯定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④。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常用的是“落后的”、“不成功的”、“僵化的”等负面词语,这表明他对苏联模式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作用,总体上是否定的。

   第四,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苏联模式”实际上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对象”。邓小平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⑤“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⑥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去“苏联模式”、增“中国特色”,既同苏联“切割”、又不“照抄”西方。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用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办法,解决“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

   我认为,苏联模式是苏联人将马克思主义“苏联化”而可能有的多种方案之一。这种模式,在前无古人经验的历史条件下,能搞到那个样子取得那么大成就,应当说很不易了。然而这决不能成为至今仍要坚决捍卫这一模式的理由,更不应将其当成“放置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样板”去推广。即使是成功的,也要适合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更何况苏联模式并不成功。因此,中国改革以“苏联模式”为对象而强调“中国特色”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邓小平所讲的苏联模式,其基本思想是:“模式”就是“体制”;“苏联模式”就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通俗的说法,也就是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如果从结构上看,苏联模式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所选择的搞社会主义的一种“具体体制”;它与基本制度一起共同构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基本制度”是处于具体体制(即“模式”)之外而非“模式”之中的;但它是搞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它如果被否定和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垮掉了。

   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的上述论述和思想,为中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但人们的认识并不是迅速就能统一到邓小平的认识上来的。在邓小平看来许多很明确的东西,可是在学术界仍需要一个理解和认识的过程。我对邓小平上述论述,虽然大部分早就理解和接受,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究竟处于什么位置(是在“模式”之外还是在“模式”之内),认识上曾经比较“含混”,直到近年来才明确清晰,那就是——“模式”就是指“体制”,而“基本制度”是排除于“模式”之外的。至于学术界其他同仁对邓小平论述的认识和理解,我想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人们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这是必然的。

    

   三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弹冠相庆,宣称“社会主义失败了”,“21世纪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由于西方是将苏联模式与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这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思维逻辑的。

   中国对此如何回应呢?当时中国的主流舆论按照邓小平的上述思想,采取的是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体制问题)与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的原则,对苏东剧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形势作出了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和回答。2000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以理论版几乎整版的篇幅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该文提出:“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的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错误地对待(先是不改革,后是彻底摧毁)这一模式所造成的悲剧”。⑦此前,中联部承担的“九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1998年结项后出版的最终成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做了这样的叙述:苏东剧变造成的“大挫折”已永远地留在了20世纪,中国等国家开创的“新局面”将会在21世纪变成繁花似锦的春天。“大挫折”只意味着过去,“新局面”却代表着未来。死亡了的是僵化的一种社会主义旧模式(体制),新生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片新绿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社会主义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⑧

   对上述有代表性的观点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譬如“苏联模式失败了”、一种社会主义旧模式(体制)“死亡了”这样的说法,可能就有不赞成的意见,因为人们对苏联模式的理解是不同的。但当时《人民日报》以如此重要篇幅发表这种观点,说明当时在苏联模式的问题上,邓小平的有关思想论述已深入理论界。

    

   四

进入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兴起了“重评斯大林热”。2000年2月普京在竞选总统时的一句名言是“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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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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