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枫: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

——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3 次 更新时间:2015-08-28 17: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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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枫  

  

   斯大林模式已随苏联的消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影响尚未消失,人们对这一模式功过是非的议论还没有停息。二战后它曾作为“正宗的”社会主义模式,被扩展和搬用到了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影响非常深远。中国也曾搬用过这一模式,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才得的以全面进行改革。冷静分析和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全面认识斯大林模式与中国改革发展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相关概念的来源和演变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体制,被通称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有过一些调整和改革,但总体而言,谁也没能从根本上触动过这一模式,以致到1991年苏联解体消亡时,这一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仍可以说是原模原样的。因此,在苏联长期起作用的就是“斯大林模式”,人们谈及“苏联模式”实则就是指“斯大林模式”,或曰“斯大林-苏联模式”。这些概念最初是西方用来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用语,含有“极权主义”、“独裁暴政”、“红色法西斯主义”之类贬义。苏联官方过去长期不使用“斯大林主义”这类概念,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媒体和舆论频繁地使用这类概念。他们大多是作为“兵营式社会主义”、“极权制社会主义”之类代名词,以达到其全盘否定斯大林、抹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苏联历史和苏共实践的政治目的。这与西方的含义和用法已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从不赞成并明确反对使用“斯大林主义”这类概念。人们记得,1956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讲,提出要反对“斯大林主义”、“把斯大林分子赶下台”,中共继发表《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后,又发表了《再论》,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文章明确提出不赞成并反对这些概念,严肃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对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图谋持坚定的反对立场。这在当年动荡的国际共运形势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值得指出的是,在“肯定和维护”斯大林、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一论》、《再论》对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即后来所称的“模式”),并未表示“肯定和推崇”,而是明确指出具体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存在的某些缺陷,“仍然需要及时地调整”,别的国家“不应该原样照抄”,更谈不上要用评价斯大林本人的所谓“三七开”原则去评价苏联的“具体体制”(事实上当时还没用“斯大林模式”这类概念)。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要“从中吸取教益”的问题。就在《一论》发表的前一天(1956年4月4日)晚上,毛泽东在召集讨论修改稿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强调中国应“从中吸取教益”。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完成了“第一次结合”,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完成“第二次结合”。他主张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要考虑“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要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而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强调我们应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具体体制”。在当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又明确提出要“以苏为戒”,不要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并提出了与苏联做法不同的“农、轻、重”的发展顺序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广泛采用“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等概念,然而在含义和用法上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如前所言,西方和剧变中的苏联人是把斯大林的错误、苏联实践中各种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与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捆绑”在一起而予以全盘彻底的否定,然而中国却完全不同。中国使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指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即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具体“搞法”,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严格区别开来的。中国认为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不行,但苏联搞社会主义本身没错。原来的搞法不行,完全可以改革、更换,而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基本制度是决不能动摇和否定的。

   为什么中国与西方有如此大的区别?邓小平又是如何从理论上进行论证的?

   一是明确“苏联模式”就是指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并提出了“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一概念,这是对苏联模式所作的科学定位。1988年邓小平对一位非洲客人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 ,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处于“模式”之外的搞社会主义的“前提”。“苏联模式”指的就是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搞法”即“具体体制”,是不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在内的。

   二是明确“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应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所谓“基本制度”,集中体现为“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这两条)。对于这方面的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坚持”,虽然在这方面也需要“改革和完善”,但是与具体体制方面的问题“可彻底推翻重来”是不同的。对属于“具体体制”方面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机制问题,邓小平主张要“彻底改革”。

   三是斯大林模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决不可将其绝对化、凝固化、神圣化和僵化,而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新的改革。新时期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评价,总的说来并不高,唯一明确肯定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谈到苏联模式时常用的是“落后的”、“不成功的”、“僵化的”等负面词语,这表明他对苏联模式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作用,总体上是否定的,主张要彻底改革。

   四是正确地看待和对待中国改革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邓小平认为,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苏联模式”实际上是中国体制改革的“对象”。他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因此,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去“苏联模式”、增“中国特色”。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用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办法,解决“从苏联搬过来的”、“长期没解决好”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5讲话”中,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这一言简意赅的论断,是对苏联模式的科学定位。这意味着,一是所谓“模式”就是指“体制”,二是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套“搞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重温邓小平同志的相关论述,对全面认识斯大林模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斯大林模式兴衰的客观历程

   苏联在其存在的74年里,先于1918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1921年被列宁否定后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于1929年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全面形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后来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形成、发展、僵化到衰亡的历史过程。

   1、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

   斯大林模式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包围、时刻面临战争威胁的非正常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一种排斥市场、实行统一计划、由国家直接管理、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它产生的历史条件是:

   险恶的国际形势。苏维埃政权刚一建立,帝国主义就策动了14国武装干涉,并支持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展开国内战争,妄图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一图谋被挫败后,苏联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形势依然极为严峻。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其进攻矛头显然是指向苏联的。面对这种形势,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斯大林强调苏联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落后的国内经济遗产。苏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1922年苏联成立时,国内工业生产极其落后,是一个只能输出农产品、输入机器设备的落后农业国。到1928年工业产值还不及德国的一半,美国的1/8,全国只有不到3万辆拖拉机,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来完成。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认为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是迫切任务。他说:“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谁都可以蹂躏它。”

   新经济政策面临新的矛盾。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于1918年9月宣布国家进入战时轨道,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史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对于粉碎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保障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一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各地出现了工人罢工、抗议游行和农民暴动,直至连一向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海军基地的水兵也发起反政府的兵变。叛乱虽然被平息,但形势的危急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思考克服危机的办法。列宁通过与各地农民的交流,发现广大农民“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要扭转局面,稳定政权,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于是在1921年3月决定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用强制性经济统制手段来管理经济的做法不同,是利用市场和货币关系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甚至着手向外资开放。这不是“直接地”而是“迂回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就见到了成果,满足了广大农民、工人的经济要求,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稳定了社会秩序,消除了政治危机,稳住了苏维埃政权。但是1925年斯大林提出实行国家“工业化”,而且要首先发展重工业。随后又提出了要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计划。“工业化”、“集体化”、“计划化”这三大决定和措施的实行,与新经济政策产生了矛盾。

   2、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战时共产主义的路不可行,新经济政策的路虽见到成效,但与党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思路和模式?这与党内斗争的结局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是与激烈的党内斗争紧密联系的。随着斯大林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他的思想和主张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斯大林模式也随之得以形成和发展。这几乎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围绕“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展开了频繁而激烈的斗争。斯大林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反对派”,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斯大林模式也因此而得以迅速发展。

俄国能否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最早发生争论的问题之一。列宁逝世后,“托-季反对派”忽视了列宁的这一思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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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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