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余伟民: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 ——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9 次 更新时间:2019-02-08 20: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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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 (进入专栏)   余伟民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为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提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并被后人称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近代以来,这种历史现象仍不乏其例,最典型的就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在欧洲)和日本(在亚洲)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战后苏美关系的变化,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昔日的盟友便反目成仇。原本为安排战后世界秩序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逐渐受到侵蚀,作为在战争中崛起的新兴大国,苏联与美国从合作转向对抗,主动型“大国合作”机制转变为被动型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控制”机制。虽然受到核武器等新的技术因素的制约,这种对抗始终没有演变成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以“冷战”为表现形式的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存在了近半个世纪。最终,苏联受到争霸拖累,筋疲力尽,国力日益衰竭,在内外矛盾中宣布解体,冷战结束。

  

   那么,苏联究竟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苏美是怎样从大国合作走向全面对抗的?今天重提这个问题,对于调整当前的国际体系,尤其是处理中美关系正在出现的危机,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雅尔塔体系的基础:美苏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主导反法西斯联盟的美英苏三国举行了一系列首脑会议和私下会谈,讨论战后世界的安排。通过在这些会议和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发表的宣言和公告、组建的国际组织等,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由于雅尔塔会议的影响最突出,故名之为“雅尔塔体系”。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相比,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雅尔塔体系都有明显的进步。首先,雅尔塔体系表达了反法西斯联盟主要成员的共同意志,并非狭隘的个别战胜国意图,因而它对战后世界的安排总体上符合盟国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像巴黎和会那样只是少数大国的“分赃”;其次,支撑雅尔塔体系的大国力量与战争中形成的实力相吻合,避免了由于力量和利益的不对称而导致机制失效;再次,二战后虽然也遵循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原则,但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殖民体系,给予原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小国”以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地位。[1]从上述意义上看,雅尔塔体系应该是体现盟国整体利益和大国合作精神、能够有效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机制,而两个新兴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当时确曾出现了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机遇。

  

   雅尔塔体系虽然比凡尔赛体系有重大进步,但本质上仍然延续了大国政治的逻辑。美国(英国是美国的伙伴或“附庸”)和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安排上有支配性的话语权,因此只要美苏两家形成共识,即可奠定战后的国际秩序。在雅尔塔体系的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大国一致与合作”、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维持大国利益的平衡,并使他们分摊责任。

  

   在战争后期的历次首脑会议上,美英苏“三巨头”讨论的中心问题都涉及上述原则,而作为具体的安排,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百分比协定”和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最为典型地贯彻了上述原则。前者划分了战胜德国后英国(和西方)与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雅尔塔会议对此有所调整,并得到美国认可),后者划分了战胜日本后美苏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大致以中国长城和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2]这样的安排基本符合战争结束时苏联军队在西线和东线抵达的前沿,如果说前者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欧洲地区的安全战略需求,那么后者则主要体现了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战略构想。在这样的安排中,既体现了美苏对战后秩序的支配作用,也满足了双方的利益诉求,因此初步形成了“大国一致与合作”的局面,雅尔塔体系就是在这样的美苏战略协调中构建而成的。

  

   显然,在大国政治逻辑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中,美苏两家利益的满足是以牺牲某些盟国和小国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鉴于反法西斯战争对人类整体利益的维护,美苏军队在欧亚战场都起到了“解放者”的作用,以及通过“托管制”实现非殖民化的前景,反法西斯联盟并没有因为美苏的利己行为而破裂,在战胜共同敌人、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目标下支付代价的盟国仍然支持了有损自身利益的雅尔塔体系,这也是二战与一战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因其为各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如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所具有的正面效应而获得了“霸权”的合法性,同时雅尔塔体系也被战后的世界所接受,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3]可见,只要美苏能够坚持“大国合作与一致”的原则,继续保持战略互信,推进“新型大国关系”,那么雅尔塔体系完全可能稳定地运行,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力量试图以及能够挑战他们的权力。

  

   苏联是雅尔塔体系的倡导者和获益者,因此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方针和措施来保证这一体系的运行。早在1942年1月,苏联领导层就开始考虑战后的安排问题,并与英美频繁接触,很快确定了战后与西方合作的基本方针。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充分表明了苏联放弃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基本任务的世界革命方针的意向。在战争接近尾声和战后初期,苏联则大力推行以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东欧),体现为推动建立多党联合执政的议会政府,不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势力范围之外(法、意、希),则“劝告”各国共产党放弃武装力量,以合法身份参加议会选举和组建政府。[4]由此,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争后期形成了“高潮”。[5]在这段时间内,作为与美国一起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中心国家”,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与美国没有很大区别,其行为遵循了大国政治的逻辑,并表现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色彩。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既“合理”又符合大国基本利益的国际秩序,怎么会在此后短短两年之内便遭到了破坏呢?

  

二、欧洲冷战起源:美苏之间的战略互疑和防范


   美国和苏联作为资源和国力超强的国家,都是在二战前或二战中崛起的,并在战争形势下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当美苏共同主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时,两国在国际政治层面找到了利益的重合点,也愿意就战后世界的安排进行战略协调,寻求“大国一致和合作”的途径。但是,美苏在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就必然形成双方战略上的互疑和防范心理,并由此衍生出难以调和的各种矛盾。

  

   毫无疑问,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和代表,其意识形态中反共、反苏的理念十分明显。不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中看到了未来世界走向和平的希望,并提出了一系列在战后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想法和主张。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再到后来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诸文件,基本上体现了罗斯福的这种理念。[6]然而,面对苏联的崛起和日益强大,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有所加强,特别是在罗斯福去世和美国掌握了核武器的情况下,议会中压制和遏制苏联的呼声占了上风,政府各部门的首脑也逐渐为强硬派所控制,在共同占领德国、向苏联提供贷款、原子能合作等问题上,美国的对苏政策正在悄然发生变化。[7]尽管“返回美洲”的孤立主义倾向仍在发挥影响,但美国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欧洲。恰在此时,在战争中没落的大英帝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在自己身边出现的日益强大的苏联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他们十分担心贫困、寒冷和饥饿会引发欧洲的“革命”,并认为“虎视眈眈”的苏联正在等待这一时机。丘吉尔就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他到处渲染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气氛,极力说服和推动美国重返欧洲。[8]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随着欧洲一连串“危机”事件的发生,美国的反应愈来愈强烈,政策愈来愈强硬,终于被“邀请”回来,并在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

  

   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苏联当时的实力都远远赶不上美国。所以,从逻辑上讲,苏联不会也不应该主动挑战美国;从事实上讲,苏联在战后也没有直接触碰美国的利益。因此,就冷战起源而言,在政策取向和舆论导向上,主要和主动的方面还是美国和西方,但这并不表明苏联是“无辜”的。恰恰相反,苏联在战后初期的许多言行和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消除美国和西方的不信任感,反而助长了他们对苏联的战略性疑虑。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反复的相互撞击中,冷战局面终于在欧洲定格。那么,苏联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苏联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为己任。在国内,苏联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国有化加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高压统治的政治体制;在国外,苏共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质是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实践中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及民族解放运动联结在一起的“世界革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对抗中,处在资本主义世界汪洋大海包围中的苏联,首要考虑的自然是安全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孤岛意识”。[9]二战后期出现的新形势和苏联已经确定的与美国及西方合作的方针,在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保障的安全机制的同时,也为苏联的国内体制改革提供了外部条件,但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一种不安全感的困扰——除联合国外,苏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组织疑虑重重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10]出于这种心态,苏联不仅需要在国内实行加强军事实力、严格管控社会的传统政策,而且必须在其势力范围内建立起绝对服从苏联的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甚至在一些感到“不满意”、“不安全”的地区谋求超出“雅尔塔体系”的权益。

  

   二战为苏联打开了世界窗口,工农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知识精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乃至党内干部对改变原有体制和政策的设想,汇成了一股“思变”的社会潮流。这在客观上为苏联提供了调整和改革在战前已陷入重重矛盾的原有体制的内部条件,而大国合作的国际环境则为此提供了外部条件。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长期宣传造成的思想僵化、严重旱灾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美国和西方逐渐表现出来的敌对态度等种种原因,苏联不仅没有抓住机遇实行制度性调整和改革,反而进一步强调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斯大林看来,这种“思变”的倾向显然是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是对其统治权力及苏维埃国家安全的威胁。1946年出台的“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其主旨就在于加强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而不是通过制度性改革消除和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11]

  

这种国内政策的取向也在国际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6年2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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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俄罗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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